非虚构：奔跑的小鹿

燕茈，客家人，现居深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50余万字作品发表于《北京文学》《散文》《作品》《美文》等刊，出版作品集《再见花树下》《花树下的旧时光》，获第七届全国打工文学征文金奖、深圳市睦邻文学奖等奖项。

1

19点30分，从上梅林地铁站H出口出来，我轻声叹了口气。

抬头望了望前面的路，似乎没有尽头。四周是高耸的楼，闪烁的灯与梦，行人脚步匆匆。

我低头对女儿小乖说：“走快点哦，小弟弟还在家等着喝奶呢。”

三岁的闺女张开双手，仰着头眼巴巴地看着我，说：“妈妈，我累死了，抱抱我好不好？”她是很累了，早晨起来跟着我去上班，来回两个多钟的路程。在公司里她乖乖地收敛自己活泼好动的天性，收敛自己的情绪，不开心了也憋着，不敢大声哭，中午没得休息……看着她的倦容，我的心一软，柔声说好。

我把她抱在怀里，步子变得很慢。在睡着之前，她还对我说了句：“妈妈，天虹倒闭了。”我看了看天虹商场关闭的门，还有一楼的“面点王”也关闭了。我天天路过这里，居然没有注意到。想起六楼的游乐场我还存有几百块钱，心疼了一下。“芭比Q了，以后不能来这里玩了，妈妈的钱也没有了。”女儿居然和我想到一块去了。我说没事的。她点点头，便睡着了。我蹲坐在角落，一只手抱着她，另一只手脱下身上的外套给她盖上。春寒料峭，风从四面八方刮过来，我觉得有些冷，手很酸，背包沉甸甸地压在我的背上，里面装着手提电脑、吸奶器、饭盒、雨伞和玩具……女儿越睡越沉，我感觉自己快承受不住了，又不舍得叫醒她。

红绿灯在闪烁，我站在十字路口，迟迟不敢过去，眼泪让我看不清前面的路。

清楚地记得2018年那个秋天，在医生把我送进产房之前我无助地一遍又一遍地问：“妈，怎么办？我好痛。”母亲抬手擦着我眼角的泪，告诉我没办法的，只能靠自己。她一直和我说话，说我出生时的事情，说我祖母当时开心的样子，她希望可以转移我对疼痛的注意力。

助产师是个非常温柔的女医生，面容祥和，经验也丰富。教我呼吸，教我用力，温柔地说很快就可以看到宝宝了，还说儿科医生已经等在门口，随时准备给宝宝做检查……疼痛不断地袭击而来，撕裂的，尖锐的。多么渴望有人可以帮自己一把，可是这注定是一个人的旅程，疼痛与疲惫都只能自己承受。我咬着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怕浪费力气，可我多么想声嘶力竭地哭一场。我在心里反复地告诉自己，这不就是你选择的生活吗？经历了多少怀胎的艰难困苦，等的不就是这一刻吗？于是我也跟着安慰自己很快就可以见到宝宝了。怀不上孩子的那些年，我饮下了许多冷暖。我经常穿梭在大大小小的庙宇中，在送子观音面前长跪不起，无数次双手合十祈求上天给予眷顾。每次出门看见小孩子，总是有一种抱回家的冲动。身边的人都商量好了似的，扎堆生孩子。我在日复一日的焦虑不安中精神恍惚。我是多么需要一个宝宝啊，不管男孩女孩，都是和我血脉相连的骨肉，都可以给予我巨大的安慰。

女儿降临，哭得很大声。医生抱过来让我看男孩女孩，我说我知道是女孩。医生以为我会很失望，说女儿很宝贵的，要疼她。我说我知道，我很爱她的。她的头发又黑又长，哭得小脸通红。

我伸手摸了摸女儿濡湿的脸，无比温柔。开口问医生顺产的产妇多久可以再生二胎？

医生显然被我的话震惊了。“这伤口都还没来得及缝，你急什么？”

“家里想要个男孩，我年纪大了，想早点。”

说完这句话，我心里是委屈的，可是我不知道和谁去说这种委屈，不知道有谁可以理解这种委屈。

二胎政策开放了，封锁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之门突然打开，许多年过四十的女人都疯狂地生疯狂地养，我又怎么逃脱得掉。一些过来人看我怀胎的样子都说是个女孩，宝宝还没出生呢就许多人就开始叫我抓紧时间，凑成一个“好”字。我明白他们的好心好意，可是，我还是烦躁得要死，一句话都不想说。

多少年前，那些熟悉的陌生的人也曾经这样对我的母亲说：“女儿好是好，贴心小棉袄，可是终究是要嫁出去的呀。”那时我心里不乐意，也不同意。今天的我，真的走进了一个陌生的家族，为了一个和我没有关联的姓氏磨掉自己的棱角，承受着疼痛与欢喜，生儿育女。

面对长辈们殷殷期待的目光，我能够说什么呢？我又能够怎么办呢？

2

客家人生了儿子的人家在来年的元宵节这天就要在自家祠堂里上灯。“灯”者，“丁”也，两者在客家话中谐音相通。在我国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里，生男子为添“丁”，生女儿只是添“人口”，传统的“上灯”是为了表达庆祝家族新添男丁、念祖恩谢天地、祈福新丁光宗耀祖等情感，也表达了希望宗族人丁兴旺、薪火相传之意。上灯的人们自然欢天喜地，受到添丁的精神激励之后在潜意识中就有了“再接再厉”的欲望。

上灯简直就是祖宗下达的一道任务令，没有生到男丁的女子则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愧对列祖列宗的羞愧感。母亲曾经告诉我，在我出生后第一个元宵节村里举行“上灯”仪式那天，她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般，不敢吃饭，躲在角落眼泪暗暗流，我们“花树下”村和我同龄的有七八个男孩。

母亲叙述得云淡风轻，而我听得是抑扬顿挫的疼痛，一下一下，从四面八方涌来。时至今日，我已知道这项充满喜庆的民俗活动给女人带来多么巨大的压力。那些生了女儿的母亲们怎样躲避这与自己无关的热闹？又怎样躲避长辈们有意无意地埋怨和奚落？

村里有个外来媳妇，婆家特别穷，她生了三个女儿，送走了一个，第四个还是女儿。家里人叫她继续生，她没吭气，后来就离家出走了。再后来，她男人已经精神失常，家里剩下老弱病残，日子过得极其艰难。我曾和一些义工一起组织过好心人募捐，给他们送善款时，看到那几个长得水灵灵的女孩我心疼极了，她们是那么漂亮，青葱似的，不知道命运会把她们送到一个怎样的境地，她们能好好长大吗？

有人说那个外来媳妇跟着有钱人跑了不会回来了……没有一个人骂她狠心，只有叹息。她留下来还要继续生第五个，这种痛苦的循环只有生到儿子才会停止，谁又能保证一定可以生到儿子呢？她曾真心实意地想留在这个村落好好过日子的。

文友秋姐告诉我，她前面有十个姐姐，她最小。她出生时，妈妈已经心灰意冷，只说了句气话“淹了吧”。即使过去了那么多年，她也已经为人母，早已经理解了母亲的痛苦与失望。秋姐说起这些时，依旧是伤感的，这种说不清的委屈伴随了她四十多年……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男人也大方地给女人匀了半边天，一切似乎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一切又似乎还在原来的样子。我已经离开了曾经的村庄，却依旧逃不掉不开世俗的枷锁。

三胎政策开放时，我正怀着二胎艰难地挤着地铁去侨城北上班。与之相关的链接一个接一个地被好友们通过私信发给我，好像这个三胎政策是专门为我开放的一样。我看着铺天盖地的信息，没忍住恶心，在中途急忙下车找个垃圾桶狂吐，似乎要把满腔的苦水都吐出来。

那段时间，我整夜失眠，不安。常常梦见自己二宝还是个女儿，我就一直一直生，直到成了老妇人，我苍老的子宫再也孕育不了任何小生命了。

产检是在华侨城医院做的，做心理测试，医生说我有些抑郁，得看心理医生。朋友给我找了个心理咨询师，我一边说一边哭，委委屈屈地哭了一个钟，她收了我800块钱心理咨询费。想着我挺着个大肚子挤地铁去工作一天才多少钱呀？这800块钱可以给孩子买多少纸尿裤……想着想着心疼极了。后来，我再也没有看过心理医生，就是产检做心理测试，我会有所隐瞒，故意选一些和自己悲观情绪相反的答案，结果出来果然如我所愿。

3

我和孩子的爸爸不在同一个城市，所有的产检都是我一个人去的，那种焦虑与紧张也是我一个人在承受。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过我的压力，即使有人关心，我也会怕他们担心说：“一切都好。”其实有时候真的不太好。

预产期那天的b超单我当场吓哭了，胎儿双顶径是99mm，体重是4069+-362g。大宝当时才七斤，我感觉已经去了半条命了。这个最少八斤，我没有信心可以顺产下来。我问医生怎么办？医生说是巨大儿，顺产有些困难，二胎，胎位也正，其他条件都很好，也可以试试。还说，“痛是你痛，要你自己决定是顺产还是剖宫产，你要剖就立马给你安排时间。”

我拿不定主意，坐在椅子上一个劲地抹泪。我打电话给母亲，说我怕生不出来，宝宝太大了，我想剖，生不出来的话最后也得剖的。母亲问医生怎么说。我说医生让我自己拿主意，我没有主意，我很害怕。映是我的一个闺蜜，她在22岁那年诞下儿子后因大出血抢救无效而死。母亲急得团团转，她也没了主意。她担心我有个三长两短，也担心我万一剖出来的是女儿，生第三胎要隔三五年，到时我就40岁了，生娃将更加困难……

我给弟弟发了一封定时发送的邮件，告诉他我两张银行卡的密码，一张留给孩子，一张留给父母；给几个好朋友发信息，祝大家一切都好；请医生给我催产，助产师还是当初那个温柔的女医生，她安慰我不要害怕，医生会帮助我。

我不知道自己痛了多久，在我大出血晕乎乎想要睡过去时，她告诉我睡着了就不是负责任的妈妈了；我请求医生给我剖宫产，她说生了一半了，剖宫产也危险；我乞求医生帮我把孩子的头吸出来，她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吸出来，怕有后遗症……孩子的头卡在中间一个多钟，我痛得死去活来，这也不可以，那也不可以。我又说可不可以不要管我的死活，把孩子取出来就行了，孩子好好地就可以了，我已经不想活了。医生叫我不要说傻话，要相信自己。一个女人生孩子时的无助是刻骨铭心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分走你一丝一毫的疼痛。

婴儿终于出来了，医生说大出血，血就像水龙头的水一样往外喷，我昏昏沉沉没有力气说话。她一边给我止血一边温柔地告诉我：“放心吧，是个儿子，我也是女人，明白你的处境。”我一直渴望有人懂我的心情，当真的有人说懂了却泪眼婆娑。

小小乖肉嘟嘟地出现在我的面前，第一次抚摸他的脸，我心里想着的是头发和姐姐的一样多一样黑呢。我就好想小乖了，不知道她没看到妈妈有没有哭，恨不得马上出院去拥抱她。

因为疫情，亲友不能到医院探望。小小乖是比我先出院的，爷爷奶奶在停车场接他，爸爸一起回去吃饭顺便给我打包饭。那时，我还在挂针水。我已经记不清打了多少的针水了，补血的药和促进宫缩的药交替着打，我的肚子就迎来剧烈的疼痛，我“哎呦”“哎呦”地轻声呻吟。隔壁床的陪产以为是他老婆发出的声音，轻声问，很痛是不是？她说不是我。

这一刻，没人在我身边，没人问我痛不痛。

4

“我不要小弟弟，为什么要小弟弟？有我就够了呀……”小乖对弟弟的到来是抗拒的。弟弟穿她小时候的衣服，用她小时候的被子，她总是要哭，“那是我自己的被子，弟弟抢我的被子。”我不知道如何要一个三岁小孩儿去接受一个新的家庭成员，更不知道如何告诉她妈妈的时间精力和爱都要分走一半给他。

小乖很倔，还有些调皮。经常看我好不容易把弟弟哄睡着了就故意喊他醒来。一天到晚自己搭配衣服穿得邋里邋遢，吃个饭吃出了忧国忧民的惆怅；夜里十二点还不睡，叫她刷牙把泡沫吃了，洗手洗了一次又一次不肯停下来，衣服经常湿漉漉的；拿了件衣服叫她换，这件不喜欢那件也不喜欢，继续找一件追着她要换，结果追了十几分钟追到了，却滚地上，力大无穷地和我对抗……我在她的倔强与顽皮下一败涂地。一个妈妈的无奈与挫败呈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事件带给我的恐慌，除了当下，更多的是对未来的失控感。我害怕她一直如此倔强如此叛逆，我教育不好她，我怕她成长以后在社会上会吃亏。大的还没降服，小的又哭了，我感到特别疲惫。两个娃像玩跷跷板似的，这头按下去了，另外那头又翘了，日子过得鸡飞狗跳，我是惊悚的，愤怒的，无可奈何的。小小乖还小，有些感冒，夜里咳嗽，哭闹，吐奶，我整夜整夜地哄孩子，测体温，喂药，喂奶，换尿包……第二天还要准时起来上班，我感到头很重也很痛，不可避免地跟着感冒了，夜里不停地咳嗽。

没有人知道我被折磨得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我多么害怕过这样的日子，我变得有些悲观。我常常在梦里，听见了风声雨声还有婴儿的啼哭声。我想找个人说说，换来的是你都儿女双全了，凑成一个“好”字了，多好命啊，你还想怎么样？要知足，多少人求都求不来这福分。这话不仅宽慰不了我，反而让我产生了不知好歹不惜福的愧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