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的秘密

艺术史是一部观念史，随着时间与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图像、文字与观念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一样的变化。工业和科技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了福利，同时也推动了矛盾的变化与发展，从而产生了更多新的问题。一方面，科学、技术和启蒙理性主义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和生活，给人类文化带来新的可能性，同时引发了许多新的矛盾。这些新矛盾既推动了艺术的发展，也改变了艺术家的创作模式和观察方式，使得艺术创作空前活跃。另一方面，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导致人们的压抑情绪逐渐加重，艺术家们开始从现实世界走向主观的自我表达，关注个人人格、创造力及主观想象。《形象的叛逆》是超现实主义艺术的代表作品之一，清晰展示了艺术家从传统艺术理性中脱离，转向主观世界的过程，体现了艺术家在创作中的主观能动性，是超现实主义的独特标志之一。

一、个性化观念呈现

《形象的叛逆》又名《这不是一个烟斗》（见图１），创作于1929年，是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雷尼·马格利特的代表作之一。在艺术创作上，马格利特深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形而上绘画、象征主义绘画等影响。创作对象多源自个人的梦境，与传统的客观再现艺术分离，描绘主观意识形态下的世界。马格利特注重强调自身主观意识在创作中的表现，致力于超越梦境与经验，创造出带有神秘感与恐惧视觉效果的画面。这种突出艺术家主观意识能动性的现代主义创作与西方传统艺术创作观念有着不一样的特点。在西方传统艺术中，艺术家对于艺术创作的题材构思来源于客观世界中的神话、历史故事等，艺术创作观念侧重于客观世界带来的知识所得。例如，新古典主义时期的法国艺术家安格尔创作的《泉》。安格尔抓住古典艺术的造型美，借助朴实无华的绘画手法，呈现简练而纯粹的艺术风格，以一种唯美的方式体现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家温克尔曼所提出的“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在这种艺术创作中，艺术家追求个人技法的高超，强调绘画的写实性、细腻性、精致性，注重艺术创作对客观世界的再现。而马格利特喜欢栖息在离奇的世界中，追求超脱现实，进而达到非现实化的效果。把艺术创作观念隐藏于寻常事物中，从而实现艺术与想象的准确表达。《形象的叛逆》便是如此，马格利特强调个人意识在作品中的体现，以日常生活用品——烟斗作为创作主体，通过对烟斗的形象进行主观化转化，并在画面的下方搭配普通的文字，形成超脱现实的非现实化效果。

二、图像与现实分离

马格利特的作品《形象的叛逆》画幅为63.5厘米×93.98厘米。从作品的结构上看，《形象的叛逆》画面主要分成两部分：一是画面主体的烟斗，二是烟斗下方的文字。在视觉上，《形象的叛逆》利用文字与图像的结合的形式突破传统艺术的束缚。艺术家把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小烟斗进行放大呈现，使烟斗失去其本身作为一个烟斗应有的作用和价值，从而赋予其新的意义。从图像上看，艺术家仅仅把某个单一物体进行放大呈现，实际上物体被放大后，在平面空间或立体空间中都具有一定的视觉感官以外的指向性。在作品《形象的叛逆》中，巨大烟斗的下方用法语清晰写着一句话“Ceci n’est pas une pipe”，翻译成中文意思是“这不是一个烟斗”。从构图上看，这句简单的文字从视觉语言上具有直观的指向性，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学批评家米歇尔提出的形象、文本、意识形态构成了图像学理论的核心框架‌。米歇尔认为，人类依靠自己的形象创造自己和世界的进化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词是思的形象，而思是物的形象”。因此，图像不仅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常见到的图像（图片、画、雕塑、艺术品）本身，还是讨论“形象”这一观念的方式，包括图画、视觉设计、想象、视觉感知、模仿等相关的所有观念。瑞士语言学家、现代语言学理论奠基者索绪尔提出“能指”和“所指”，用于描述语言符号的结构。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与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语言符号代表的概念总是根据语言本身所处场域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固定的文字、图像与观念之间也能够不断产生新的关系。

从《形象的叛逆》呈现的图像可以看出，艺术家马格利特关注的是意识与图像的表现。一方面，烟斗的形象正如柏拉图所提出的“三床理论”，上帝创造的是作为床之本质的理念，木匠制作的床是其对床的理念的模仿，艺术家画的床是对木匠制作的床的模仿。而马格利特的《形象的叛逆》中的烟斗，就是对表象世界中烟斗的模仿。另一方面，马格利特通过在画面中放大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烟斗，使烟斗成为一个艺术符号，弱化其本身的含义，从而起到表情达意的作用。就像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所说的，人有一种发明符号并运用符号进行活动和创造的能力，人通过符号、艺术等，构成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呈现丰富多彩的世界。马格利特创作的《形象的叛逆》颠覆了传统艺术的呈现形式，从客观世界走向主观世界，画面中的烟斗是对现实生活中烟斗的相似性的仿效。在表现手法上，《形象的叛逆》具有平面性、装饰性的特点。在绘画技法上，马格利特对烟斗的形象进行平涂，这种二维的图像与现实的三维立体烟斗形成反差，既达到对现实的观察，也实现了对想象的意识的表现。烟斗的形象在马格利特的很多艺术创作中多次出现，这些烟斗所呈现出来的意思，也都并非现实世界现成品烟斗的意思。

三、图像与文字分离

从图像与文字方面来看，艺术作品《形象的叛逆》的主体烟斗是对现实世界的烟斗的仿效，但是图像下方的语言文字与图像表面呈现的信息相反，造成了画面关系的混乱。在艺术家马格利特看来，烟斗只是一种象征，语言的表达才是真实。“如果我写下‘这是一个烟斗’这样的话，我就是在说谎了。”因此，作品在视觉上呈现的是相反的信息。这种关系就像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中提出的“可述”与“可见”，“看”与“说”。画中的图像与文字进行自我隔离、断裂，从而也将“看”与“说”的行为引向分裂。在艺术作品《形象的叛逆》中，烟斗是“可见”的图画，文字是“可述的”文字，二者相互影响，从而开拓了新的视野。视觉艺术作品与艺术欣赏者的陈述之间、艺术家的“看”与艺术欣赏者的“看”之间、艺术家的位置与艺术欣赏者的位置之间等，都存在着“断裂”或根本的改变。因此，“断裂”在“看”与“说”、“可见”与“可述”之间呈现的含义存在

差异。

从西方哲学的角度来看艺术作品《形象的叛逆》，其图像与文字的关系拥有多种含义。第一，传统的艺术家主张利用理性与二元对立思维来分析世界、认识事物，马格利特却把文字与图像进行对立，消解了传统哲学追求的同一性。因此，视觉图像呈现出来的烟斗，不是一个烟斗。第二，从索绪尔结构主义在文字方面提出的主张看，语言符号不是由外在的事物来决定的，也不是由人心中的观念来决定的，而是由该词相关的整个符号系统中的其他语言符号来决定的。故此，在《形象的叛逆》中，画面文字的意义除由该词相关的整个符号系统决定外，还由该句话中与该词前后相连的句段关系决定，也就是一个句子的意义是由其上下句段的关系决定的。第三，作品的文字描绘的事物有可能是画面中的物体，也可能是某种朦胧的物体。这种文字与图像的对立就像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代表人物雅克·德里达所提出的：文字是对思想和声音的记载，但是文字脱离原始语境就会出现许多不同的含义。从德里达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作品中的语言文字蕴含的意义（“所指”）能够延伸出新的“能指”。而新的“能指”出现，造成“所指”的意义随之增加。因此，文字作为话语文字与最初的思维是一样的，但是语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无限延长，没有明确的终点。这种“能指”与“所指”意义的循环也表明了“能指”与“所指”的意义并不是明确的、对应的。第四，《形象的叛逆》中的文字可能代表的是文字本身，只是由一些线条构成的图案，没有实质的意义。“这不是一个烟斗”与作品上方的烟斗结合，一个是真理的话语，一个是对物体的仿效，它们才是最高的真实。英国哲学家克莱夫·贝尔指出，在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某种特殊的组合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感情，这就是有意味的形式。因此，这种文字性的线条和图画之间的组成关系，也有可能是因为画面的构图需要，并不是指代画中烟斗的意思。综上所述，图像与文字的简单组合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却承载着复杂的多重含义。这种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激发了后世艺术家对艺术创作构成与观念的不断突破。

四、结语

艺术史以文字的方式呈现了艺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也体现了艺术创作观念与审美的变化，因此艺术史同时也是观念史。西方现代艺术回归艺术的本身，关注艺术家本体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从对客观世界走向主观意识的表达，与传统艺术的客观再现以及理性主义分道扬镳。艺术的审美从温克尔曼所说的“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再现美转向平面化、装饰性的表现美。在艺术创作中，观念的重要性逐渐显现。马格利特的艺术颠覆传统艺术中题材、造型、技法、图像、观念与文字之间的关系，关注艺术创作中思维、图像与文字表现的关系，体现绘画自身的矛盾性，从现实和想象、图像与文字的角度推动艺术走向多元化发展，对西方后现代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

（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作者简介：姚幸君（1995—），女，广东台山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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