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作品中的传统文化与情感书写

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的旧式家庭，由于自小接受以儒道为根基的传统文化精神的熏陶，他对儒家文化始终存有一种原初性的亲近与爱好。作为贯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而独具风格的作家，汪曾祺擅长书写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冲淡温和的叙述中显示出他对儒家人道主义、中庸思想、道家文化的深刻体会。受雅文化浸染的同时，汪曾祺重视民间文化，再现了关于乡土与地方的想象。同时，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贯穿汪曾祺的作品序列。他以“抒情性”的本质化表达，将传统文化道德的书写与集中体现人物性格的情感书写相结合，实践自身对宇宙世间自然和美好的“文人式”向往，充满古典意蕴。

汪曾祺用“方寸之间，怀有万物”的笔法，把人的审美观从外在形态还原到日常生活，字里行间充满悲天悯人的仁爱情怀。因此，他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一、作品中的传统文化：儒家和道家文化的现代呈现

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立身之本，汪曾祺的一生历经传统和现代的激烈交锋与大变动，在纷繁喧嚣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中，他始终坚守一种自由纯粹的美。他深受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作品中树立起和谐温馨的人文理念。其中，友谊是汪曾祺作品中经常书写的主题，特别是蕴含儒家道德内涵的“君子之交”。《岁寒三友》中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三人的形象正如小说题目所揭示的那样，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和文人精神。三人如岁寒三友“松竹梅”一般，在困境中仍然保持高尚的气节，同时，他们之间的相互扶持也体现出中国所推崇的“义”与“侠”传统。而他的另一部作品《鉴赏家》则体现了一种“高山流水觅知音”式的友谊。作品中的叶三虽然职业卑微，为人世俗，却能够敏锐地感知季匋民画中的审美意蕴。这种对知音的描写，也是对中国文人情趣的一种追求。

与上文描述的友情相似，汪曾祺笔下的亲情也体现出以传统文化为精神内核的现代余韵。《黄油烙饼》展现了面临生存威胁的饥荒年代，奶奶与萧胜祖孙二人间无言而深厚的感情。萧胜穿蘑菇时想到了故去的奶奶，在刹那的静默中，他意识到，“奶奶是饿死的。人不是一下饿死的，是慢慢饿死的”。而奶奶宁可饿死也要把生的希望留给自己，其中蕴含的情感如同一块巨石落在萧胜的心底。原来在毫无异样的日常行动下，竟然隐藏着奶奶无言的爱与牺牲。但是，在小说沉重的主题下，奶奶做的黄油烙饼却显现出生命的灵动。珍贵的黄油和面粉寄托的是世间万物蓬勃的生命感，是普通人追求幸福的强烈欲望与期待，这份期待融进奶奶与萧胜笃厚深重的亲情中。

汪曾祺笔下所建构的世界，是一个似古非古、将新未新的天地。他在《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一文中写道：“我所说的‘儒家’是曾子式的儒家，一种顺乎自然，超功利的潇洒的人生态度。”这也透露出“汪曾祺所说率性自然的‘曾子式’的儒家，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很接近庄子”。在汪曾祺那里，“道家‘乘物以游心’的洒脱与适意”是自身超越烦扰获得解放的一种出路。

在《王四海的黄昏》中，江湖艺人王四海不在乎功名利禄，为了理想的爱情甘愿放弃五湖四海，在俗世追求一种闲适淡雅的生活，对人生怀抱一种非功利的审美心态，这与道家文化中老子提出的“恬淡为上，胜而不美”相契合。在《闹市闲民》中，北京街头的一个老人通透达观，天真自然，在喧嚷的尘世中恰似一个“活庄子”。他身上的种种品质展现了道家“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淡然至极而众美从之”的审美标准。汪曾祺在《关于〈受戒〉》中提到“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种利他的和谐美学对应了儒家的中庸之道和道家返璞归真、真味是淡的审美理想。他在《晚翠文坛》中自述：“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如有学者指出，汪曾祺融合了儒家的人伦秩序和道家的生命原态，把俗世的伦理道德净化了，摒除了非人性的部分，使之呈现为审美的、理想化的姿态，是一种天然的、朴素的人道主义。

二、作品中的情感书写

（一）正面情感：民间意识与民间情结的凸显

汪曾祺被称为“最后一个士大夫”，但他的创作并非囿于“士大夫”。“传统士大夫一般推崇并创作的是阳春白雪型的雅文化，他们认为民间文化大多是粗鄙、低俗的，因此尽力与民间保持距离……但对于汪曾祺而言，民间文化是民族传统中更有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汪曾祺对自然风物和民间文化的亲近，呈现出与沈从文相似的民间意识和民间情结。

汪曾祺的作品，不仅展现普通大众身上的美与诗意，其中的民间意味也更为突出。作品中，青年人互诉衷肠的“民歌式”的语言突破了伦理道德的桎梏，体现了民间社会中充满生命力且大胆而纯粹的爱情。《受戒》中描写了明海和小英子之间朦胧的爱情，结尾处小英子问：“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海大声地说：“要！”这段乡间口语简洁朴素却又韵味无穷。两人光明坦荡，心无邪意，毫无忸怩造作或相互猜忌、游戏爱情的态度。《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辜家女儿虽贫穷卑微，丧失贞洁，但面对心中的真正情感仍然大胆地说出心声“你要要我，要要我，我喜欢你，喜欢你……”这朴素真挚的表白与陕北民歌《拉手手，亲口口》不无相似之处。汪曾祺对民歌风味语言的偏爱，同他对人与人之间的美的发掘，进行了一种紧密的连结。虽然人物形象在不断丰富和变换，但以民歌风味的语言为载体之一的标记，使得汪曾祺反复书写的对人本身价值尊严、合理欲求的肯定和人性情感解放的主题，一再通过文本间性和主体间性的方式呈现，形成一组富有特征的创作序列。

“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次来看，存在于广大农村的‘活着’的民间文化，其实是传统文化的渗透、融合和转化的生动形式。”汪曾祺笔下出现了许多由传统文化物化的具体的民情风俗，这些民情风俗也体现着汪曾祺对自然和人的审美意识与生命意识。汪曾祺认为：“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如自上而下的推行），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因此，他对于传统民俗的描绘无不体现出人们对理想的追求与对生命本身的尊重。

《鸡鸭名家》中余老五为了保证炕房生意兴隆，“下炕那天照例是猪头三牲，大香大烛，燃鞭放炮，磕头敬拜祖师菩萨、仪式十分庄严隆重”。这种祭祀活动既体现大众的传统民间信仰，也反映出儒家祭祀礼仪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人们以真诚敬畏之心寻求自然的庇护。《异禀》中对“天地君亲师”的祭祀；《三姊妹出嫁》中小妹妹挑花绣朵时多采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的图案；吴颐福把“样糖”做成福禄寿三星、财神爷、麒麟送子的形象；《鉴赏家》中叶三早早就把寿材准备下了，为的是讨个吉利：添福添寿……汪曾祺将人生与民俗文化的融合，以丰富的修辞和高度凝练化的语言，描绘出人与人、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并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了儒家仁者爱人的人文精神。

（二）负面情感：温和的“国民性批判”

进入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一种成熟的姿态复出，接连发表一系列引发文坛关注和讨论的作品。他以地方书写打开超越地域的民族书写，对后续的“寻根热”“文化热”创作热潮产生影响。在处理传统与情感交融的过程中，汪曾祺并非一味高唱美的赞歌，而是通过一种较为客观的中介立场，将承接自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的一面体现在具体的人物刻画中，追求一种温和而不失深刻的批判和表达。他突破了中国古典小说“好人完全好，坏人完全坏”的传统叙述模式，关注人物身上可能有的美好品质或不美好的性格特征，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倾向。加之汪曾祺深受沈从文小说诗学的影响，因此，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他一方面挖掘乡土平民生活中的“人情美”，另一方面又将“国民性批判”和“重铸民族品德”的诉求蕴藏在民风民俗的艺术表现中，通过民生百态的精细刻画寄托种种深沉的人生况味。“这种不动声色的叙述，无形之中与小说中反面人物的恶劣行径形成了更大的反差与张力，所产生的批判效果并不逊色于大张旗鼓的挞伐。”

《徙》中高北冥是一名认真负责的好老师，但他最后的结局却并不圆满。除了时代的局限性外，高先生个人性格的弊病也是酿成悲剧的原因。首先，他“不苟言笑，不爱闲谈”甚至切断了所有与自己相关的社会交往关系网。在人情社会的背景下，高北冥过于方正且不通世故的性格，使其成为同事眼中“自命不凡，不近人情”的局外人、眼中钉。其次，他固执保守，不懂变通，为了报答师恩亲手折断了小女儿高雪飞往高处的“翅膀”，酿成了女儿遗憾离世的悲剧。而在《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大德生的王老板生活富裕而贪图美色，假借扶贫帮弱之名，让薛大娘做媒，希望能够占有辜家豆腐店的女儿。薛大娘最初听见“叫他女儿陪我睡睡”的下流言语时异常愤怒：“什么？人家是黄花闺女，比你的女儿还小一岁，我不干这种缺德事！”这是她敢于直言、泼辣性格的体现。但是，薛大娘之后又自以为是地认为，这种行为虽出卖辜家女儿的贞操，但能帮助辜家度过难关。于是，她又“好心”地劝说辜家女儿，最终说动了辜家女儿的心，间接导致辜家女儿的悲剧结局。薛大娘作为市井小人物，虽然有人情味儿，但也具有好管闲事、眼界狭小的性格特点。汪曾祺将这些细末微节不动声色地转述，既自然风趣，又有文化底蕴，一方面贯注了人的理想愿望和审美需求，另一方面揭示出中国人性格、行为中的文化内容，引起读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般的深

层思索。

三、结语

从阅读接受的角度来看，汪曾祺的语言虽平实却极富生命力，营造了一种温馨和谐的氛围。他将真挚的人情美、人性美和一度失落的传统文化之美融会贯通，使一代代的读者能够感受到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情怀，产生深刻的共情，并进一步唤起自身内心深处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这或许正是汪曾祺作品具有长久生命力并且能够获得广大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

（济南大学）

作者简介：王淑娴（2001—），女，山东济宁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