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周作人对中国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思考

“人的真相”最早是在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中发现的，几经发展，于19世纪之后，女人与小儿也具备了“人的资格”，但国内关于“人的论述”却直至1918年《新青年》刊登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后才得以被关注，并在五四时期掀起轩然大波。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提出，当今文学应该提倡“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他指出，相较于文学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有着更为显著的“非人”特征。中国文学中女性人本位缺失的现象极其严重。同一时期，挪威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国内风靡，使得“娜拉出走”式女性解放思潮高涨，这一思想激发了鲁迅、周作人等作家的创作思路，涌现出了《伤逝》《离婚》有着等新式女性形象的文学作品。在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改变也促使当时女性主义思想的演变。

一、周氏兄弟对中国传统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批判

在中国传统社会，女性在两性关系中长期处于不平等地位，并未在真正意义上获得“人”的认可，往往处于一个工具化、矮化的状态。“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女德训诫是对“君君，臣臣，子子”概念的强化，即对儒家父权话语体系的强化。这种父权话语强权不仅打压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地位，更是将女性从“人”的范围中剔除出去。这种两性关系的不平等现象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有清晰的体现。以文学著作为例，《搜神记》《聊斋志异》等志怪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多为妖鬼精怪。她们以魅惑的形象引诱人步入歧途，如魅惑人心的妲己、人鬼一体的画皮等。她们是传统“女祸”思想的延续。更有《肉蒲团》《金瓶梅》等文学作品，将女性视为承担性功能的客体。再看“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多以歌颂男性的智慧与力量为主题，女性形象寥寥无几，即便出现个别诸如貂蝉、大小乔等女性形象，也只是充当男性的附庸或衬托男性的高大形象。

1918年，周作人第一次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人的文学》一文，批判了中国文学史上“人的埋没”与“两性不平等”现象，掷地有声。他认为，中国历来的文学作品中常有“非人”形象。“即如提倡女人殉葬——即殉节——的文章，表面上岂不说是‘维持风教’；但强迫人自杀，正是非人的道德，所以也是非人的文学。”在过去这些“非人”的文学作品中，中国传统礼教对女性的戕害不仅是将女性当作承担性功能的客体，而且把女性判定为男性的附属品，以“殉节”要求女性的忠贞。在《北沟沿通信》中，周作人提及：“我固然不喜欢像古代教徒之说女人是恶魔，但尤不喜欢有些女性崇拜家，硬颂扬女人是圣母，这实在与老流氓之要求贞女有同样的可恶：我所赞同者是混合说，华宁格耳之主张女人中有母妇娼妇两类，比较地有点几相近了……对于妇女的狂荡之攻击与圣洁之要求，结果都是老流氓的变态心理的表现，实在是很要不得的。”他批判那些“妖魔化”“圣女化”女性的说法，批判女性形象本真的缺失，希望女性的形象在作品中回归普通人所拥有的肉与灵的本位。

鲁迅也在其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发表过类似观点。他曾辛辣地指出：“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支持文学作品中出现敢于争取个人恋爱自由权利的女性形象。他“为白娘娘抱不平”，认为婚姻是女性个人的自由选择，女性有自己选择幸福的权利。他批判中国文学作品中大多数女性形象的圭臬——绝对服从、附属于封建夫权父权的道德标准、“非人化”的女性形象。

二、周氏兄弟对中国文学作品中新女性形象的思考与创作

周氏兄弟提出“人的文学”概念及对“女性本位缺失”这一批判思想时，正值国内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高潮。一大批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西方文学作品涌入国内，其中包括许多呼吁女性解放的作品。周作人在其文《人的文学》中曾大力褒扬易卜生的戏剧作品《玩偶之家》，称赞它为具备两性平等思想的作品，认为毅然出走的娜拉是宣扬女性个体价值的代言人。《玩偶之家》在国内蔚然成风，一批新知识分子掀起了一股“出走式”的女性解放思想作品的创作浪潮。其中，周氏兄弟提出了中国文学作品中应创造“拥有恋爱的结婚”“男女两本位的平等”的新女性形象，认为这一新式女性形象应具备独立的个性与平等的思想，彰显女性的蓬勃生机，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饱满。

周氏兄弟等人不仅提出了关于新女性形象的思考，并将这一思想付诸创作。以鲁迅为例，他先后创作了《伤逝》《离婚》等一系列小说，塑造了思想解放的新女性形象。在这些作品中，有获得觉醒、出走原生家庭的新知识女性子君，也有挑战夫权、抗争一夫多妻制度的爱姑，形象鲜明。

（一）鲁迅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在《离婚》一文中，爱姑因为丈夫出轨的行为决绝地要求一个属于自己的“公道”。“爱姑瞪着眼看定篷顶，大半正在悬想将来怎样闹得他们家败人亡；‘老畜生’，‘小畜生’，全都走投无路。”她自认遭受了不公，定要闹得夫家家破人亡才肯罢休，力图挣脱夫权的束缚。但身处封建社会，对于一名已婚女子来说，反抗夫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连她的父亲也暗自埋怨：“这真是烦死我了，已经闹了整三年，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纵使经受了长时间无结果的抗争，爱姑仍然进行着强烈的反抗，不愿轻易妥协于封建制度，显现出其无畏。不仅仅是反抗夫权，爱姑同时也对维护夫权的封建传统势力进行了反抗。“慰老爷她是不放在眼里的，见过两回，不过一个团头团脑的矮子：这种人本村里就很多，无非脸色比他紫黑些。”她又说：“要撇掉我，是不行的。七大人也好，八大人也好。我总要闹得他们家败人亡！慰老爷不是劝过我四回么？连爹也看得赔贴的钱有点头昏眼热了……”从中不难看出爱姑所具备的反抗性。她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挑战父权、争取女性独立人格的积极意义。

但爱姑的反抗并不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建立在父亲、兄弟支持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她的抗争仍具有一定的软弱性。她的父亲并未脱离封建思想的束缚，他不明白女儿的执着到底是为了什么，面对封建势力的象征“七老爷”他也犯了怯，爱姑也认识到他人难以成为自己永远的依靠。“爱姑觉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爹不说话，弟兄不敢来，慰老爷是原本帮他们的，七大人又不可靠，连尖下巴少爷也低声下气的像一个瘪臭虫，还打‘顺风锣’。”不论是慰老爷、七老爷，还是爱姑的夫家和父兄，他们都是封建男权的象征与维系者，也正因如此，爱姑以“离婚”之名进行的夫权反抗斗争必然会失败。但毋庸置疑，虽然是一名农村女性，爱姑已然有了精神上的觉醒，显现出非凡的抗争精神。

而在《伤逝》一文中，鲁迅创造了一个在五四思潮影响下获得个体觉醒的新知识分子女性形象。文中的男主涓生这么评价女主子君：“我的心宁帖了，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女主人公子君在新思潮的冲击下实现了思想启蒙，坚定地发出“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独立宣言，成为“出走式”文学作品的典型形象。子君“我是我自己”的宣言振聋发聩，女性向社会发出了要求独立的呼声。然而在出走封建家庭的桎梏之后，她并不知道接下来的自由之路要如何独立行走，由无畏转向了怯弱，甚至“很颓唐，似乎常觉得凄苦和无聊，至于不大愿意开口”。最终，由于她长时间沉浸在琐碎的传统家庭生活中，其思想重返陈旧的状态。子君追随爱情的独立“出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我精神的独立，当涓生不再爱她时，她所自持的“出走”资本就荡然无存了。于是，回归封建传统的父权家庭、凄惨地死去成为她难以逃脱的厄运。

同时，在杂文《记念刘和珍君》中，鲁迅为走上社会、奋力反抗的勇毅青年女学生刘和珍歌颂：“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以刘和珍为例，鲁迅感慨温和的刘和珍竟有着如此勇决的气概，勇于直面不公的社会现实，毅然参与到反抗社会黑暗势力的斗争中。他赞赏中国女性不凡的气概，并肯定了女性抗争的权利与意义。同时他又在《娜拉走后怎样》这一杂文中，为出走的娜拉继续参与“深沉的韧性的战斗”出谋划策，指明女性应努力在经济上独立，如此才能避免陷入与子君或是爱姑相同的悲剧。

（二）周作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在周作人创作早期，笔下也不乏拥有新思想的女性形象。他深感中国女性的孱弱，试图通过文学来点燃女性内心抗争的烈火。《好花枝》中的阿珠姑娘独坐窗边感伤春日，看晴转阴雨花瓣凋零，发出“花薄命，花薄命”的叹息。华美的花朵就如同貌美的女性，虽有着姣好的容颜，却因过于脆弱难以存活，受到风雨与鸟雀的侵袭，难以自我保全。周作人借此哀叹女界诸多缺陷，悲哀女性的幽闭生存空间。他力求唤起女性同胞的反抗决心，敦促广大女性强壮自身，掌握自我的生存权利。

除了《好花枝》外，也有《女猎人》中的篆因女士英勇无畏，遇见凶猛的狮子尽显猎人的意气风发。“予举枪燃之，中其股。狮痛怒吼，弃衔物，直奔向予。距离已不及二十码，蓄势猛进，予可见其齿。铳又发，洞其胸，断喉之器官，并折其脊骨。”经历过这一次猎狮之后，篆因女士倍感痛快，她的勇气与野心得到了壮大，变得愈发勇猛，自言“自后猎狮以为常，获得或否。不数礼拜，得见狮子生者三十、四十以至五十，毙其八头”。周作人借用“无名之英雄”的女猎人形象，以其穿越危险丛林、搏杀巨狮的勇猛事件为女性正名，希冀改变女性“日趋文弱”的社会现象。虽然周作人也认为自己要求女性崇尚武力和奋力进取的主张过分理想，但他深知理想是现实的基础，有了基础，日后才会有抗争的可能性。他笔下“强权世界，腕力与脑力并重”的提议点燃了女性觉醒的星星之火，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女性革新自我的榜样。

在此之外，周作人还作有《新中国的女子》《女子与文学》等杂文，为新式女子提出了“独立自主”的殷切期盼，为长期以来困在传统礼教中的女性开辟了新的思想高地。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也提出这样的观点，即“人”的理想生活应首先满足物质上的生活，其次再满足精神上的生活，这一观点与鲁迅《娜拉走后怎样》中的论调不谋而合。

周氏兄弟在文学作品中对新女性形象的创作与思考，对新女性思想的启蒙引领为中国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缺失加以弥补，推动了女性思想的解放，在新文化运动的道路上具有深远意义。

三、结语

在西方新思潮的影响下，周氏兄弟提出了文学作品中应存在拥有“男女两性本位的平等”的新女性形象，并进行了创作实践。他们笔下的女猎人、子君、爱姑等新女性形象从蒙昧到觉醒，从出走到独立，逐渐实现了思想解放。周氏兄弟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变化发展，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进步的表现，也是女性思想发展进步的投射。同时，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不断进步的女性形象为现实中的女性解放运动指引了道路，而且这些作品客观反映了当时社会女性自由解放的现实羁绊。这些出走了的女性虽然精神上觉醒，短暂地冲破了封建势力的束缚，但又由于种种现实压力始终难以真正逃离性别权力的圈套，得不到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平等权利。周氏兄弟的作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女性只有拥有经济上的独立，方能获得更多更大的权力，真正实现男女地位的平等。

（1.浙江开放大学瑞安学院；2.温州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