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上靖早期西域小说中的浪漫哀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井上靖成为首个凭借西域题材创作蜚声日本文坛的创作者。1950—1969年，井上靖创作了共计15篇中国西域、中亚题材的历史小说及少量诗歌。在近二十年的西域题材创作中，井上靖借助西域所寄托的文学理想与思考也随时代而变，井上靖为何在初期投入西域创作耐人寻味。为梳理这一问题，本文选取井上靖早期西域小说《漆胡樽》（1950）与《异域人》（1953）两部作品，以期厘清井上靖笔下西域器物和西域人物笼罩的淡淡乡愁来源，探寻井上靖西域创作的原点与意图。

一、从知识精英到抚平创伤的《漆胡樽》创作

井上靖自学生时代就对西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西域在现实中有两张面孔：一张面孔是传入佛教的“丝绸之路”，这条路上留存有龟兹国鸠摩罗什的译经，以及5世纪的法显、6世纪的宋云、7世纪的玄奘等人探求佛法的足迹；另一张面孔是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不断变化的西域历史，即由中原汉民族与北方的匈奴、鲜卑、突厥、蒙古、西夏等游牧民族融合的历史。因此，西域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井上靖所就读的京都大学的学者羽田亨、藤枝晃等接连发表了西域、敦煌研究著作，身处日本西域研究中心，井上靖更是享有便利条件深入阅读西域相关的学术著作。这也使得井上靖的西域创作自一开始就具备了宽阔的视野。

在西域学术成果的涉猎与积累中，井上靖的西域小说相继问世，1950年4月第一部西域题材小说《漆胡樽》发表于《新潮》杂志，在之后的3年里，井上靖又接连发表了《玉碗记》（1951）、《异域人》（1953）两部短篇西域题材小说。需要说明的是，小说《异域人》的构思要早于《漆胡樽》，但缘何《异域人》晚于《漆胡樽》3年才得以发表？《漆胡樽》与《异域人》的发表顺序是否牵涉作家西域形象的传达？有关两部作品的关系，井上靖有过如下论述（笔者从日语原文翻译而来）：

写作《漆胡樽》时，《异域人》的构想已经完成，到底该把哪一个作为此类作品的第一部发表一时难以决定。作为作家我正处于最关键的时期，该写浪漫的虚构小说还是依托史实的历史小说很难做出判断，虽然最终还是选了看似写起来更轻松的《漆胡樽》，但在脱稿交给《新潮》杂志社、又未正式发表之前，又止不住去想是不是应该先写《异域人》。……时至今日，觉得先发表哪个都可以，但在决定能否以作家立足的关键时刻，这些事情也是必须要考虑的。

上述“作家立足的关键时刻”是指临近离开大阪每日新闻报社一事。在小说《漆胡樽》发表后一年，即1951年5月，井上靖结束了15年的记者生涯，退出了每日新闻报社，从此开始专职写作。由此可以看出，决定《漆胡樽》和《异域人》中的哪一部成为西域题材系列小说的开山之作，事关井上靖作为作家能否在文坛立足。虽然井上靖于1950年凭借《斗牛》获得第22届芥川龙之介奖确立了在日本文坛的位置，但显然就作家个人而言，更早是寄希望于通过西域题材作品在文坛立足。井上靖对西域题材作品的构思自开始就是成系列并多部并行的。《漆胡樽》中留在胡地十年后带着一名匈奴女子逃走的陈姓男子与《异域人》中娶于阗女子为妻的赵姓军官经历十分相似。

依据前述作家所言可以推测，影响这一抉择的因素，除去《漆胡樽》作为虚构作品可以免去史实确认的环节外，新人作家自身对史料的把握以及历史小说的处理或许存在不确定之处，而这也应当纳入考量。此外，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从战争废墟中进行重建的日本社会来说，比起讲述班超三十年苦心经营西域之艰难的《异域人》，选择讲述以西域器物漆胡樽历经多次流转进入日本并得以在正仓院保存近千年的《漆胡樽》，应该更具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由此或许可以说，《漆胡樽》成为井上靖西域题材的开山之作，也是作家基于现实选择的一种稳妥策略。该小说虽然不需要处理《异域人》中班超所处年代的史实内容，但如前所述，其中包含的众多历史素材也使得《漆胡樽》成为井上靖西域历史小说的试水之作，同时《漆胡樽》开启了其虚构的西域题材浪漫之旅。

仅从井上靖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3部西域题材的主题来看，显然可以分为器物和人物两类。《漆胡樽》及其姊妹篇小说《玉碗记》都是以西域的器物为中心展开故事情节，作品的舞台也都经由西域连接到了现代的日本。《玉碗记》讲述了西琳寺所发现的玉碗，与经由西域传入日本正仓院的白琉璃碗同为一对的确认过程。作为井上靖正式的西域历史小说，从主题而言，《异域人》脱离了浪漫的虚构，其内容取材于《后汉书·班超传》，这也是其第一部西域历史人物小说。

二、历史人物班超的西域热情与乡愁

小说《异域人》沿用了史书《后汉书·班超传》中班超渴求在西域建功立业求取功名的动机，以及其奉汉室之命苦心经营西域三十年获封定远侯的事迹，同时也保留了其上书和帝归根洛阳的结局。但《班超传》的创作明确是为政治服务，因而详尽叙述了班超经营西域策略，《异域人》仅以其中的史实为背景，重点在于刻画班超对西域倾注的热情。对于作家而言，依据史实创作小说的过程必然涉及大量史料的研读。在研读史料过程中，为何选择班超这一人物作为西域历史小说的第一人，井上靖有过如下表述：

在中国西域经营史上出现的武将中，最能引起笔者浓厚兴趣的就是在明帝时期，倾注其后半生全部热情到异常艰难的事业之中，到头来陷入一场空的武将班超。

作为读者的井上靖将在班超这一人物身上感受到的热情，化作对《异域人》主人公班超的人物形象刻画了出来。班超实现了立功西域最终封侯的夙愿。但中日两国以往的研究似乎都将《异域人》中的班超视为孤独的化身。例如，陈爱阳就认为井上靖将自己“在儿童时代到青年时代”所产生的“孤独感与失败感”融入了作品中。山本健吉的评论也持同样的基调：“班超在死之前，回想在西域的三十年，势必会陷入一切都是徒劳的思绪之中。”

诸多研究者认定《异域人》表达了孤独、徒劳主题的依据，基本都源于小说结尾部分“班超殁后，西域再次大乱。……汉朝放弃西域，……此时距班超殁后已有五年”的表述。不可否认，异域三十年的孤独悲凉氛围无疑是作品的一大魅力，但结合作家对史料有选择的使用来看，井上靖的创作意图是否在于对孤独的描写，该作品的主人公班超是否就是一个悲剧人物，以上问题在作品解读层面依然有探讨的空间。

作为井上靖第一部依据史实创作的西域题材历史小说，《异域人》除了沿用《后汉书·班超传》中关于班超内容的基本史实之外，又加入了偏离史料的情节。通过对历史人物班超的书写，作家充分展示了其自学生时代起累积的西域梦想与热情。关于班超奔赴西域的内在动机，小说沿用了史书表述：“在这种时代，胸怀大志的青年同样神往的地方就是西域。西域以外，找不到任何能够徒手空拳而可望博得封侯之功的地方。”

换言之，对于小说的主人公班超而言，最初西域仅是其实现建功立业、博取功名的一条“捷径”。同时，由于《后汉书·班超传》中对班超如何奔赴西域以及其在西域经营三十年的内容较为详尽，在依据史实的前提下对这一人物进行架空，留给作者发挥的空间似乎也极为有限。因此，井上靖借助了虚构人物来反映班超对西域所持态度的变化。《异域人》中班超对西域的热情是通过对西域的两次感情变化最终实现的。

班超第一次的情感变化在于“留在疏勒国的班超决心埋尸骨于异域，自故国招来妻子”。《后汉书·班超传》中有关班超妻子的描述只有“拥爱妻”和“去其妻”两句，因此“自故国招来妻子”明显是作者虚构的情节，正是这一招来妻子的虚构情节才更能凸显班超埋尸骨于西域意志之坚定，也使得这一决定更加合理化。如果说作品中虚构了班超自故国招来妻子，坚定其投身西域至死方休从而完成对西域的情感归属的话，那么李邑上疏言“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导致班超送回了妻子，也为其最终上疏“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的归乡之举的合理化做了铺垫。

班超对西域热情的第二次情感变化出现在其回国上疏被批准回到洛阳的状况。《后汉书·班超传》中的描述为：“超素有胸胁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黄门问疾，赐医药。其年九月，卒，年七十一。”虽然原作中关于班超回到洛阳后去世的描述仅为短短两行，但值得注意的是，《后汉书·班超传》中的班超阔别家乡三十一年，思乡心切，“既至，病遂加”更符合中原文化落叶归根的心理。这一情节在《异域人》中则变为“班超本来就有胸胁之疾，拜见和帝后便一直卧床不起”。小说中对班超拜见和帝的情形只字未提，却花费大量笔墨于店铺林立的洛阳街头所见景象：

胡人风气和胡人习俗引人注目，行人的服装都很华美夺目。班超看见妇女们用于阗国玉河所产之玉作腕饰。商市极其繁荣，出售胡国物产的店铺比比皆是。

由此可见，使得班超产生心理归属感，促使其安心离开人世的并非故乡洛阳，而是上述胡风胡物所勾起的“西域乡愁”。班超对西域的热情虽然未能以埋尸骨于西域的方式实现，胡风胡物的普及则提示着汉朝与西域贸易的畅通，给身处洛阳的主人公带去乡愁的慰藉。如果说胡风胡物仅是对西域外在化的铺陈的话，那么对老年班超容貌的描述同样值得关注。小说中的具体描述为：“三十年的异域生活使他变得像一个老胡人。大漠的黄尘改变了他的皮肤和眼睛的颜色。”汉人班超不仅变为胡人外表，甚至对洛阳街头一名陌生的匈奴老人产生了故交的感情。叙事者借助班超三十年来外在的容貌变化投射的是其内在的情感变化，这一描述直接坦露了班超的西域认同。

三、结语

井上靖早期构建西域的方式主要表现为对西域器物和西域人物的浪漫想象。小说《异域人》中历史人物班超的生平遵照《后汉书·班超传》的史实框架，不同于史书中为汉室西域经营策略服务的政治人物形象，作家通过在历史叙述的缝隙中虚构了班超决心“埋尸骨于西域”以及晚年回归洛阳后对西域的情感认同。同时在小说《漆胡樽》和《异域人》中都虚构了汉人男子与异族女子的悲剧性情感，从小说中出场人物的作用来看，虚构人物往往主要承担反映作者意愿的功能，异民族间的悲情插曲使得小说在表层满足大众情感消费需求的同时，也在深层起到抚慰战争伤痛的作用。同样，班超的西域乡愁可以看作其投身西域三十年的热情之积淀，但就农耕民族的中原文化与游牧民族的现实对立而言，汉人班超的西域乡愁显然是作家外在赋予的。不论是班超对西域近乎孤勇的热情还是完好保存于正仓院的西域器物漆胡樽，都经历了千年历史的考验，其背后似乎都隐含着从战争废墟中重建日本社会的信心来源。

（北方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北方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近代日本人的西域游记研究”（2021XYSWY15）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寇雅儒（1984—），女，宁夏同心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近代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