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月亮和六便士》中人性的异化与回归

作者: 万丽君

毛姆是一位性格极其复杂的作家,他的一生是在矛盾与痛苦中度过的,他笔下的许多人物都带有这种特质。尽管如此,他的作品却集娱乐和写实于一体,往往使读者在笑声中领悟到现实社会的残酷,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他的长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以第一人称叙述“我”与思特里克兰德的短暂人生交集,通过夹叙夹议的手法,以旁观者的视角传递出一种客观真实的观感,塑造了一个个性格迥异、游离在现代文明社会边缘的人物。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理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性欲与爱情、异化与回归,有着广阔的生命视角,并以极其详尽的手法对人性进行了犀利解剖。

一、理想与陈规中博弈

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在理想与陈规中博弈,四十岁是他人生的分水岭。四十岁之前他循规蹈矩,过着殷实的中产阶级生活;四十岁之后浪荡巴黎、马赛、塔希提,忍饥挨冻地追求着精神圣地。

四十岁之前在世俗的桎梏里遮蔽自我。思特里克兰德样貌平凡,老实木讷,靠着证券经纪人的工作维系着还算富裕的生活。妻子对他的评价是“不太爱说话,对文学艺术一点儿也不感兴趣”,“是个十足的小市民”。他的家庭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他身边的人都“带着一种殷实富足、踌躇满志的神色”。他也会在社交场合给客人递香烟,谈论酿酒同烟草,循规蹈矩,“没有什么奇行怪癖”,“给人的印象多少同一个装扮起来参加宴会的马车夫差不多”,是一个毫不引人注意的人。他名义上“每星期去俱乐部打三四个晚上桥牌”,实际上是去夜校学画画。他对于画画的喜爱没有向身边人甚至是枕边人透露一丝口风,他深知自己的这种行为是违背常理的,因而他遮蔽真实的喜好,隐藏起真实的自我。

四十岁之后,神秘的创作欲让他回归本我,踏上寻找精神圣地之旅。他开始变得不修边幅,不在乎物质的享受,不再受到男人要养家糊口的限制,甚至为了画画抛妻弃子,但他神态却非常自然,不再看起来索然无味。他从一年前便已经开始把他生意的摊子越缩越小,认为妻子完全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不需要依附于自己。“我已经养活了她十七年了。为什么她不能换换样,自己养活自己呢?”他也不再伪装,坦言对于妻子“一点也不爱了”。他的自我开始与本我合一。他说:“我必须画画儿。我由不了我自己。”

从令人起敬的社会成员到恶名昭彰的恶棍,他洞悉了这个社会的运行模式,不甘于被这个模式所限制。抛妻弃子只是他对这个模式和“异化”的回击,也是回归自我的表现。思特里克兰德抛弃的不仅仅是家庭责任,还有社会加诸他的条条框框。

思特里克兰德的冷漠和坚持是对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虚伪关系的讥讽。对于始终帮助他的朋友施特略夫,他总是用最直白的话讥讽他,称他为“蹩脚的画家”。对于引诱施特略夫的妻子勃朗什这件事,他只是说“我无法克服自己的欲望,我恨它,它囚禁着我的精神”,他顺从自己的欲望只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净化,同时将勃朗什当成自己的模特。当发现勃朗什“施展他妻子的那些小把戏”,“以无限的耐心准备网罗住他”时,他毅然决绝地抛弃了她,并认为她的死是“因为她太傻,因为她精神不健全”。

思特里克兰德抛弃掉世俗的欢乐、女人的爱情,甘心过着凄苦冷清的生活,不在乎世俗的眼光,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画画儿”。即使夜校同学取笑他画画“是在闹着玩”,绘画老师看一眼他的作品“只是把眉毛一挑,连话也没说就走了”,他的反应却是“似乎一点也不灰心丧气,别人的意见对他毫无影响”。历经千辛万苦,住过夜宿店、水手寄宿舍,甚至露宿街头,做过临时翻译、水手、搬运工和油漆工,最终他找到了他精神的圣地——塔希提,在这里他的精神得到了满足,他的自我和本我重叠。他回归了人类原始的本性,他和土著女人爱塔同居。他说:“她给我做饭,照管孩子。我叫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凡是我要求一个女人的,她都给我了。”他获得了人类最朴质的爱,他的灵魂到达了他苦苦寻求的地方,即使染上麻风病也不放弃对美的追求,以超人的毅力和精神的纯净换来与美同在。

可见,物质的殷实让他疲惫,而精神上的满足却让他舒展。对待妻儿的冷漠,对待朋友的残忍,对待情人的决绝,仅仅是因为他已经看透了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虚与委蛇。他的粗暴和冷漠是一种毫不掩饰的本性回归。他俨然成了社会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这种旁观里面夹杂着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感。也正是这种孤独感促使他把自己完成的巨作付之一炬,“人与人的隔膜以及由隔膜带来的孤独,最终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在无数钢筋水泥浇筑而成的现代丛林世界里,诗意的栖居已然零落成一个无奈而苍凉的手势,理想主义的人文情怀如同现代建筑后面的古旧村落常常受到嘲弄、遮蔽甚至拆解。”回归丛林,释放自我,感受生命原始的悸动才是对异化最致命的回击。

二、与城市格格不入的乡村人

《月亮和六便士》刻画了肥肥胖胖的老好人戴尔克·施特略夫。他是别人眼中“蹩脚的画家”“滑稽角色”,但他坚信他的画“有自己的东西”,他有自己的鉴赏力,试图给身处严寒的人带来温暖。

对于施特略夫的善良,社会以残忍回报他。他对人尤其是对弱者充满了理解、同情、宽容、关怀与爱。出于善良,他娶了被雇主欺骗怀了孕又惨遭抛弃的勃朗什,为朋友慷慨解囊,甚至不惜乞求妻子照顾生病的朋友。即使是在得知妻子和朋友背叛他的情况下,他仍然担心他们离开了自己家后的生活,反而选择自己离开。这些人又是怎样回报他的呢?妻子勃朗什和他朋友私通,甚至被情人抛弃后施特略夫愿意原谅她,她却以死也不回心转意来伤害他。受他照顾的朋友却霸占他的妻子和房子:“那些手头拮据的人一方面嘲笑他那么天真地轻信他们编造的不幸故事,一方面厚颜无耻地伸手向他借钱。”其中对施特略夫打击最深的便是他爱妻的背叛。“尽管他的举止还是那么滑稽,但他的感情的真挚却不由你不被感动。”对于妻子,他始终是抱着她会回来的希望,直到妻子自杀后,他才看清楚他的希望破灭了。无力面对这个给他伤痕累累的社会,他走向了回家的归途。这个归途是用辛酸血泪铺就的,读者甚至可以想象得到他是带着怎样的沉痛心情踏上归程的。他的老家是荷兰北部某个地方的一个寂静的城镇,他的父母都是穷苦人。在他父母眼中乃至家乡群众眼中,他都是荣耀的代表,回老家自然而然就夹杂着许多复杂的情感。

事实上,施特略夫是有理想的,“总用自己幻想的目光凝视着一个到处是浪漫主义的侠盗、美丽如画的废墟的意大利”,并用画笔把它展现在人们面前。尽管他的理想看起来很幼稚、很庸俗、很陈旧,但终究是个理想。对于绘画,他有敏锐的鉴赏力。在思特里克兰德还籍籍无名时,施特略夫便发现“他是个伟大的画家”。对于伟大的画作,施特略夫有莫名的喜爱,甚至超越了个人情感的得失。思特里克兰德引诱了他的妻子,他对思特里克兰德可谓恨之入骨。当他发现思特里克兰德画的妻子的裸体画时,他气愤得要当场毁掉,但对画的喜爱让他克制住了自己,并坦言“那真是一幅伟大的、奇妙的绘画”,甚至认为自己差点“犯了一桩可怕的罪行”。他甚至给予这幅画高度的评价,他点评道:“这幅画之所以能显示出这样强烈、这样独特的个性……还因为它有一种纯精神的性质,一种使你感到不安、感到新奇的精神,把你的幻想引向前所未经的路途,把你带到一个朦胧空虚的境界,那里为探索新奇的神秘只有永恒的星辰在照耀,你感到自己的灵魂一无牵挂,正经历着各种恐怖和冒险。”最后,他甚至放下芥蒂,邀请思特里克兰德跟他一起返乡。他的重返故里意味着梦想的破灭,同时象征着本真的回归。他对画作的敏锐鉴赏力说明他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和灵敏的感受力。他的不计前嫌折射出他有一颗纯净的心灵。

施特略夫的悲情退场是他注定的宿命,既在情理之中,又在心理承受之外。而造就施特略夫的痛苦和悲剧的根源便是他不能看清楚整个现实社会,不能认清这个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本质,始终对此抱有幻想。他始终沉浸在自己老家那个集纯朴、热情、慷慨、和谐沉静等美好于一体的社会。来到巴黎这个大都市,他看不到这是一个黑暗而虚伪的社会,人人自私而冷漠。他没有办法泯灭自己善良的天性,融入这个冷漠的社会。即使他深知自己仅仅只是这个大都市人群的笑料,他依旧无法舍弃自己纯朴而热情的本性,最终结局必然是被这个社会所抛弃。施特略夫的黯然退场表明残酷社会对善良人们的愚弄和摧残,也表明在所谓的现代文明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只剩下冰冷。施特略夫的美好与这个社会的丑陋形成了鲜明对比,他的美好成为这个社会异化的见证。

三、困在虚荣里的中产阶级女性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本身具有独立养活自己的能力,但却在以女性养尊处优为上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周旋于各种社交宴会,满足于家庭主妇的生活。“我”眼中的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与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自我认知存在偏差。

在叙述者“我”眼中,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有一种可爱的本领,能够引导大家的谈话总是环绕着一个共同的话题”,面庞很讨喜,不用化妆品反而显得更朴素、更自然,擅长布置房间,是一位能干的主妇,家庭和睦,她与丈夫的幸福生活传递出安详宁静的快乐。面对丈夫的抛弃,她更介意别人对他们的流言蜚语,这让“我”心里有点发凉,甚至怀疑“使她肠断心伤的失恋之痛是否也掺杂着虚荣心受到损害的悲伤”。事后她尽管伤心,但是她举止得体,“她表现得很勇敢,但又不露骨;高高兴兴,但又不惹人生厌”,甚至乐于听到丈夫与女人私奔的谣言,并以受害者的身份获得社交场的有利位置。她很快便找到谋生之路,开起了打字店,她心思巧妙,“给人打的稿件以整齐精确闻名,生意很能赚钱”。可以看出,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本身是一位聪明能干、有经商头脑的女性,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

然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对自己的定位却是称职的家庭主妇。她喜爱结交文学界的名人,乐于请这些名人吃饭,即使周旋在宴会的繁文缛节里也乐此不疲,但同他们来往只是想迎合潮流。“同任何一个正派女人一样,她真实地相信只有依靠别人养活自己才是规矩的行为。”独立对她来说是有辱身份的,也是遥不可及的,但丈夫的出走把她推到了独立的门前。为了孩子,尽管觉得羞耻,她还是依靠双手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可当她从姐姐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后,她毅然结束了“耻辱”的独立生涯,回归以往养尊处优的生活。就算后来有人问起她的打印店,她也只婉转地说“当年我开那家打字所主要也是为了觉得好玩,没有其他什么原因”。可见她觉得自食其力是非常不光彩的,她内心甚至不想回忆那段经历。在这种不想为而不得不为、想靠拢社会而不得不偏离的社会规则下,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形成了极端口是心非的性格。在思特里克兰德成名之后,她一改以往对他的怨恨态度,反而营造出一种“她同她自己丈夫的关系非常融睦”的假象,并把自己塑造成“一位伟大天才的未亡人”形象。

四、结语

尼采从唯意志论出发,把人的异化归结为放弃生存的意志。《月亮和六便士》中为理想而出走的思特里克兰德、黯然返乡的施特略夫和以独立为耻的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他们在不同的人生道路和相同的社会大背景下演绎着各自不同的异化人生,又以不同的人生态度回应,展现出不同的生命历程。人与社会和谐相生是对生命美好的寄望。现代社会里的理想与现实、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冲突使得人的生存状态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寻找精神的港湾、灵魂的居所是对人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审视。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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