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小

李为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当代》《大家》等文学期刊，并多次被转载，出版小说集《每个人都有秘密》《从明天起》。

1987年的夏天，严澍跑到我们市委范罗山的大院里找到我，语气有些诡异地说，庞微的高考录取书拿到手了，我当时正睡午觉，揉着惺忪的眼睛说，考上了有什么了不起呢？严澍见我揉着惺忪的眼睛就不再吭气了。那一年我们几个发小都参加了高考，严澍上了省城的财会学校，庞微被中科大录取了，我通过招干进了青弋江边的一个小学校教书。

严澍心里清楚我暗恋庞微，本想让我心死，因为庞微上了名牌大学，可能就要出国，前程似锦，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失落感，只是觉得庞微长得比较好看，说话轻声细语，她还有一个优雅的爱好，喜欢拉小提琴。

既然她考取了大学，我找了个机会溜到她家，她家住在范罗山的组织部的大院里，我小心翼翼地站在院子门口，望着庞微伫立在窗前拉小提琴，她沉浸在自己的旋律里，神态安然，我有些恍惚。

见我来了，她认真地盯着我，张淼，我要走了，以后你得照顾好我干妈。她的干妈就是我的母亲，我们的父母都来自部队，大军渡江的时候，我的母亲救过她母亲的命，我父亲过世后，母亲也长年生病住院。

我岔开话题，你为什么选择化学专业呢？庞微细声细语地解释，只有在化学的世界里，你才能理解太阳为什么白得那么耀眼，天空为什么那么湛蓝好看。

她诗一样的语言让我有些迷恋她，她上大学去了，没过些日子，庞微的母亲因为身体里的枪伤发作，器官衰竭，死在医院的病床上。庞微从学校跑回来，办完丧事，她又跑到我母亲的病房里，拉着我母亲的手，眼圈慢慢变红，声音很低，穿透力却很强，干妈，您要多保重，您身体也受过伤。我的老母亲白发苍苍，气息奄奄地说，孩子，你很懂事，我们这一辈人经历的事情太多了，所有的痛苦我们都能忍受。

庞微郑重地点点头。

庞微后来飞往美国攻读化学硕士专业，临行前和我告别，我去了她家，她家的院子很大，还有一棵粗壮的槐树，我走进院子，庞微拎着行李箱，手里还握着一把古铜色的小提琴，笑意盈盈地望着我，她伸出手把小提琴递给我，我摇摇头，这是你喜欢的东西，我不能要。

庞微细声细语地说，那好吧，以后送给你。

庞微走出了我的生活，不过她帮了我和严澍一个忙，托在省里工作的父亲找关系，把我弄到了市刑警队，她看我长得高大健硕，这个工作适合我，还打了个越洋电话祝贺我，依然细声细语地对我说，我还有个发小叫石卫平，也在市刑警队，今后，我们这些发小可要团结啊。严澍先在银行当了会计，因为挪用公款被除名后，跑到外贸公司当了报关员，又觉得不满意，找到庞微，最后跳槽跑到远洋轮上当了一名船员。

我在刑警队干了不到半年，为了执行任务，我和石卫平跑到外贸码头的理货公司当了卧底，摸查船员进口旧家电的走私线索，我们经常登严澍的定期班轮，为船员办理联合年检手续。严澍已经当了管事，成了高级船员，每次我上船办理手续，严澍都要招待我和石卫平。

有次登轮是个傍晚，严澍见我们来了，从冰箱里取出牛肉、鸡翅、火腿肠、鱼丸和日本方便面，摆了满满一小方桌，舱间里飘着香味，严澍端起酒杯，我们仨连着干了好几杯，石卫平是个急性子，眼睛死死盯着严澍，老兄，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我发现你们船员的登记册上，有不少船员的登记本是假的。

严澍笑了笑，慢悠悠地说，既然大家都是发小，我就实话实说，这条班轮有四个水手和一个大厨，在泰国下了锚地后，就一直没有上船。

我漫不经心地问，他们干什么呢？严澍笑了笑，他们几个倒腾泰国大米，因为我们跑的是泰国定期班轮，所以你俩看着办吧。

我和石卫平面面相觑，没有再吭气了，夜色渐渐浓稠，站在船尾的甲板上，我俩看到不远处的中江塔四周缥缥缈缈地升起了毛茸茸的雾，雾或浓或淡，借着货舱尾灯的光影，石卫平嘴里喷着酒气问我怎么办，我嘿嘿一声，兄弟，你看前面的中江塔，咱俩要立功了。

话音刚落，船尾的警示灯又亮了，灯亮那一刻，雾气散淡，严澍三步两步从底舱爬上甲板，拉着我俩从船尾的软梯下到青弋江的大埂上，又大步流星地领着我俩来到了雾气散淡的中江塔前，他从怀里掏出一把钳丝钳，娴熟地撬开塔门，不声不响地把领我俩进了石门，打开手电，我俩看到堆得像小山一样的旧家电。

严澍语气平静地说，这里面的玩意儿都是从日本的大阪淘来的，现在都归你俩，你俩就是万元户了，船上的几个兄弟弄来了这些旧家电送给我，他们想倒腾进口泰国大米，互惠互利，就这么简单。

严澍伸开双臂，搂了一下我俩的肩膀，轻声说，放心，这儿有人看着，只要你俩保持沉默，钱会存到你俩的工资卡上。

那天是冬至，从中江塔里钻出来，无风的夜空下，却感到很温暖，不远处的大埂边上，长着一排古杏树，树杈上挂着一轮黄黄的残月，严澍郑重地对我俩说，下一趟我们一起去泰国吧。

石卫平迟疑地望了我一眼，我微笑地点点头。

这艘定期班轮是半个月后停靠在泰国港的。那天傍晚，我们几个下了锚地后直奔巴蓬街，那条街喧哗热闹，霓虹灯闪着耀眼的光芒，酒吧一家挨着一家，我们找了一个酒吧坐下，一边喝啤酒，一边看表演，忽然听到一阵小提琴的旋律，我不由自主地往酒吧的另一角望去，还真的看到一个拉小提琴的女孩，她的肩膀瘦削，背朝着我和石卫平。

石卫平凑近我的耳朵，拉小提琴的是我们的人，叫伊姗，然后我俩悄悄钻进街边的一个小巷子，走了不到五十米，周围一片寂静漆黑，我们的双脚踩进了清凉的水里，发出了水花溅起的声音，再往前挪动脚步，眼前出现一片微弱的灯光，鼻孔里钻进一股浓稠的稻米香味，夹杂着低沉的马达轰鸣声，走进那片大棚，石卫平像早有准备似的喊了几嗓子泰语，几个正在加工稻米的泰国佬，松松垮垮地抬起头，望了我们一眼，又埋头干活了。

石卫平老练地摸了一下别在后腰上的枪，警觉地望了我一眼，检查一下带的家伙吧，严澍干的这单买卖不小。

话音未落，一个中年胖子带着严澍迎面走近我俩，我下意识地将手伸进裤兜里，摸了摸家伙。那个胖中年人脖子脸黑红，他左看看，右看看，装成一个迷路的人，严澍满不在乎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都是我们的人，古船长。

严澍环顾四周，碾米机的轰鸣声又渐渐地响起来，严澍微笑地对我俩说，这儿有一千多吨的稻米，加工完了会运到三号码头，古船长已经安排了船上几个兄弟接应我们。

古船长咧开嘴冲我俩笑笑，拱手说，大家发财。

忽然我们听到枪声，古船长愣怔了一下，猛地拉着严澍朝码头方向跑，我和石卫平同时掏出枪，黑暗中我们听到了不远处一阵汽车发动的轰鸣声，一辆吉普车闪电般地驶向严澍和那个船长逃跑的方向，巨大的车灯光柱犹如一条巨蟒，正蜿蜒地冲着两个一瘸一拐的身影射去。

我听到几声像爆竹似的沉闷声音，应该是从吉普车里射出的子弹，严澍晃了一下身体，扑通一声栽倒在泥泞的地上。

我的心一下子就跳乱了节奏，石卫平反应比我快，他几乎追上了那辆吉普车，我又听到了一声爆竹的炸响，石卫平踉跄了一下，扑倒在地上，我有些被激怒了，闪电般地冲向吉普车，一道电筒光向我射来，光影下，我隐约地看到吉普车里一个瘦削的女孩正冲我抿嘴笑，她的眼眶中有暗示的意味，我忽然心里生出一丝冲动，我举枪瞄准她，可胳膊抬不起来，我竟然有些薄醉，鼻孔里钻进的依然是淡淡的稻米气味。

我晕厥过去，醒来后，我发现躺在当地医院的病床上，坐在我身边的竟然还是那个瘦削的女孩，我吃力地睁大眼睛，她却望着我淡淡地笑了笑，主动地伸出手和我握了一下，我叫伊姗，省公安厅的，这个案子本来破了，有点儿可惜，严澍的腿被打瘸了，不过和那个古船长还是跑了。

我艰难地问，石卫平呢？

伊姗向我解释，吉普车里的人都是泰国籍的走私船员，后来都被我们收拾了，有个家伙混乱中抵抗，冲石卫平的后脑勺开了一枪，而我是被一种泰国产的麻醉中枢神经的迷香药给弄晕了，严澍和古船长逃回到定期班轮上，后来船开跑了。

回国后，省厅召开案情分析会，我才得知那条装运泰国大米的班轮改变了航线，穿越大西洋驶向巴西港，可这条船遇到了16级台风，当时船上的三台发电机全部启动，意外还是发生了，整个船体在排山倒海的摇晃颠簸之后，终于倾斜下沉，风暴之后，整个海面又平静下来，严澍下落不明。

这件事虽然过去了，可石卫平脑部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身体恢复后退出了公安，我找到伊姗，给他办了低保，庞微打越洋电话，叮嘱我和伊姗腾出范罗山的大院子给石卫平，给他开了一家烟酒店，又寄给我一个大哥大，让我有事和她联系。

生活又恢复了平静，我依然在刑警队，而伊姗却调到了市局宣传科，工作清闲下来，一有空就到范罗山照顾石卫平，有一次我和伊姗去了一趟范罗山，看到石卫平靠在躺椅里，睁着空洞失神的眼睛，望着不远处的山峦和树林，伊姗眼圈发红，轻轻地走过去，抱住石卫平的头，他嘟囔了一声，闭上眼睛，再也不吭气了。

伊姗后来向我透露了个秘密，是她对石卫平开了枪，因为石卫平一个心眼要活捉严澍，庞微事先叮嘱伊姗要保护好严澍，因为严澍一直在为庞微做一桩生意，至于什么生意，伊姗没有告诉我。

我没料到，一年后伊姗和石卫平结婚了，又过了大半年生下一个儿子，我那段时间一直在青弋江边瞎折腾，整天围着臭气熏天的沼泽地转悠，因为那儿一直埋藏着许多隐秘的案件线索。

我记得那是一个傍晚，我神情紧张，身边的小年轻们满身淤泥，拎着一只新皮箱递给我，站在大埂上，小年轻们打开沾满淤泥的皮箱，里面摆放着一副仕女图，保存得完好，画面里的人物明媚香艳，我仔细盯着那幅画，脑海里晃出了庞微的影子，那还是上高中的时候，她穿着粉红色的连衣裙，绿色的长丝巾飘在脑后，长而粗的发辫垂到了胸前，两条秀颀的腿被连衣裙遮去了一半，我有点儿发呆。

我掏出烟递给身边的几个小年轻，自己点燃了一根，猛吸了几口，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托起那幅画，画的下面居然是一把古铜色的小提琴，那么眼熟，我的心脏猛地一沉，我站起身，装作若无其事地对身边的几个小年轻说，这个破玩意儿交给我吧，可能和几年前古玩市场的那件失窃案有关。我胡诌了几句，脸一热，头低了下去，我自己都感觉这个谎扯得不地道。几个年轻后生很识趣地冲我摆摆手散了。

我孤零零地站在大埂上，裤兜里的大哥大响了，我听到了庞微的声音，她依然是细声细语地问我是不是发现了一只小皮箱，我含混不清地说是的，我脑子有点儿乱。

庞微柔和地对我说，箱子里的小提琴里面有些药品，是我干妈需要的，电话挂断了。

我嗓子有点儿干涩，说不出话来，拎着皮箱径直去了母亲的病房，母亲浑身插着管子，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了，护士轻声地叮嘱我，老太太不能受过多的刺激。

我轻轻点头，不管不顾地站在母亲的床头，打开了那只皮箱。

母亲满脸惊愕和谴责地望着我，不一会儿死死地盯着那只皮箱，我将那只古铜色的小提琴在母亲眼前晃了一下，又找护士要了药棉将小提琴消毒擦洗了一会儿，我让护士出去，关上病房的门，刚转身，母亲猛地挣扎了一下，身体几乎要碾压到那把小提琴上。

悲哀的是老人浑身动弹不得，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胸口起伏，慢慢地闭上眼睛，感觉到身体里那撕裂的疼痛还在蔓延，深陷的眼睛里有泪，喉头哽咽，她嘟囔了一声。

我拎着那把小提琴，端详了一会儿，敏锐地感到小提琴有些沉重，晃了一下，咕咚咕咚，我居然听到琴肚子里好像装了什么东西。我警觉地朝病房的门口窗户望了望，楼道很安静，我稍稍放心了。

那天晚上，我给母亲用了药，是从小提琴里面取出来的药，母亲睡得很安详，第二天早晨，医生查房告诉我，母亲服用了大量的麻醉剂，已经没有了呼吸，她的肝部一直埋着两个子弹头，常年的病痛诱发了肝癌，我没有过多的悲伤，拎着旧皮箱毫无表情地走出了病房，我意识到该来的事情躲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