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小说集《聊斋志异》是蒲松龄一生的心血，主要描写神仙狐鬼精魅之事，主要包括四部分：一是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故事，二是人与人或非人之间的友情故事，三是不满黑暗社会现实的反抗故事，四是讽刺不良品行的道德训诫故事。其中描写的女性多种多样，各有千秋，她们大多美丽大方、独立自主且精明能干，她们敢于追求爱情，却不会因爱情变得愚蠢。同时，她们有作为女性的尊严，不畏强权、不惧怕封建礼制，她们充满自信且极具个性，她们不仅是小说中的女子，更是蒲松龄自身的慨叹。即便《聊斋志异》中的女性有一腔热血，但在实际生活中始终受到世俗观念和统治阶级的压迫。她们的言行举止不同于他人，在强权主义下受到种种歧视，而且在情感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由于所爱之人、所嫁之家传统观念非常严重，导致她们的生活充满荆棘。蒲松龄笔下的女性虽然有先进的思想，但仍旧难以挣脱时代和世俗的枷锁。可以说，蒲松龄笔下多种多样、千娇百媚的女性形象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蒲松龄本人的愿望，展现了其对腐朽的封建礼制的抵制，以及对思想解放、反封建的强烈期望。

一、独立自主、德才兼备的才女形象

颜氏德才兼备、才高八斗，她的才智就像故事中所说：“弟以冠军应试，中顺天第四；明年成进士；授桐城令，有吏治；寻迁河南道掌印御史，富埒王侯。因托疾乞骸骨，赐归田里。宾客填门，迄谢不纳。”参加科举一路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殿试中取得了全国第四的成绩，这个成绩类似于现代高考的全国第四，从这一点中就能看出颜氏的聪明才智。颜氏被委派为县令，后因功绩成为一道的长官（相当于现在的省厅厅长），虽然政绩斐然，但无法以真面目示人，就像颜氏所说：“生羞袭闺衔，惟以诸生自安，终身未尝舆盖云。”颜氏虽然有着无与伦比的才华，但却因封建礼制而无法以真面目出现在台前。她们的聪慧是上天的恩赐，但时代的局限却限制了她们的命运，使其聪明才智无法发挥。最终，颜氏不得不在婆婆的要求下回到家中相夫教子、平凡度过余生。

在蒲松龄的故事中，颜氏的故事并非个例，这样的才女还有很多。她们大多出身书香门第，有着远超他人的才情，但却因为封建礼制而无法抛头露面，甚至连出门逛街也会被街坊邻居指指点点。她们学富五车，但因时代、制度而无法施展，无论才情有多高，最终都逃不脱相夫教子、碌碌一生的命运。

蒲松龄本人是希望有一场女性的思想解放的，或许在他的心中有着“女子能顶半边天”的观念存在，蒲松龄故事中对于才女形象的刻画非常细腻。在对这些角色进行安排时，出身、成长经历、个人才艺，蒲松龄均在书中耗用了大量的笔墨去描述，以让读者更加清晰地了解她们的才情。而在故事情节上，大多为悲剧式结尾，可能是被人点明女子身份后在街坊邻居的指指点点中郁郁而终，也可能是在家人的逼迫下回到“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状态，在家中相夫教子碌碌一生。有才能本应当发挥，造福社会，然而因为封建观念，女性的才能只能停在闺房中，一旦走出屋子就是惊世骇俗，这大概就是封建社会下才女的悲哀。

二、从心而动的侠女形象

蒲松龄笔下的侠女更多地是展现她们随心而动的一面，不受世俗的影响，身为女性却展现了一种侠客才有的快意恩仇、潇洒恣意，颇有女儿身、浪子心之感。

故事中霍女曾说：“妾生平于吝者则破之，于邪者则诳之也。若实与君谋，君必不肯，何处可致千金者？错囊充牣，而合浦珠还，君幸足矣，穷问何为？”霍女就是蒲松龄笔下侠女形象的代表，她们并没有严格遵循所谓的“三从四德”，完全凭自己喜好的行事，有情感、有感恩、有温情，也有放荡不羁、惊世骇俗，霍女三次改嫁本在那个时代就是违背人伦，但霍女并不在意外人对她的看法以及周围人对她的评价。霍女用自己的行为诠释着对“三从四德”等封建礼制的反抗，从而塑造了不受世俗影响的潇洒恣意的侠女形象。蒲松龄笔下的红玉和房文淑也是如此形象的女性。

对于侠女来说，感情并非生活的必需品，她们没有被传统的“三从四德”束缚，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做着正义之事，虽然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行为，但这种从心而动、快意恩仇何尝不是一种侠义。

三、不遵礼制的悍妇形象

小说中的悍妇虽然做了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但并不是传统理念中温柔贤惠、相夫教子的，她们全然没有贤妻良母的风范。在形象上或许表现为自私且善妒，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在行为上常常无视伦理纲常，不听从丈夫的言论，在夫妻生活中善妒、泼辣、反抗男权。

蒲松龄小说中的悍妇形象主要分为三大类：如李生妻，顶撞丈夫，不以丈夫为尊；如黎氏，虐待婢女和小妾，枉为贤妻良母；如尹氏，不孝顺尊长，忤逆公婆。小说中的悍妇大多出现在富贵人家，她们的娘家富贵，但是她们的丈夫却有多房妻妾。小说中富贵家庭的女性大多自私，她们不会容忍丈夫有别的女人，她们生性善妒且多疑，一门心思在丈夫上，只要有人和她们的利益产生冲突，她们就会作出反应，甚至虐待对方，以达到自身的满足。

有这样一则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江城是当时名门的大小姐，富庶的家庭以及在当地的威望使得江城在成长过程中并未经历过任何挫折，养成了嚣张跋扈的性格。虽然江城是当地有名的大小姐，但其自私、善妒、嚣张跋扈的性格在当地也颇为出名。蒲松龄在故事中这样描述江城：“女善怒，反眼若不相识；词舌嘲啁，常聒于耳。生以爱故，悉含忍之。翁媪闻之，心弗善也。”从中也能看出江城的嚣张跋扈，这与传统故事中女子多温婉、可人的固有印象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在江城的出身上做了诸多铺垫。江城出身名门，本属于书香门第，应当知书达理，但江城不仅不知书达理，反而具备了市井泼妇的一切特质，喜言语辱骂他人、喜动手打人等，甚至一有不顺心的事情就以殴打丈夫来宣泄压力。蒲松龄通过这些细节将江城塑造为不遵从“三从四德”“七出”等封建礼制的悍妇形象，与传统话本故事中女性温婉的常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蒲松龄笔下的悍妇形象看似心狠手辣、难以掌控，却体现了女性对于传统观念的反抗、对于“三从四德”的反抗。那个年代对于女性的约束非常多，不得忤逆丈夫，应当是贤妻良母、相夫教子。那个年代的女性无法掌握婚姻，在婚姻中她们看着丈夫三妻四妾，她们的一生都困于深闺大院中，这无疑是不公平的。受封建思想压迫，鲜少有人站出来反抗，虽然小说中江城的反抗方式有些极端，但也是她对自由和独立的向往。

四、人鬼（妖）难辨的妖鬼形象

女妖、女鬼这些灵异志怪是蒲松龄笔下最常见的女性形象，她们本质上是妖、鬼等志怪但具备了人的形象、人的性格，在生活上与常人无异，但其本质上仍属于志怪的范畴。蒲松龄常常用这些人鬼难辨的女妖、女鬼来展现女性的温婉、良善与清新脱俗。

婴宁的形象描写得很饱满，她生性爱笑，仿佛没有任何烦恼，宛如单纯的孩子。在封建社会中，婴宁几近疯狂的大笑和不知悲伤的情感与被封建礼制所束缚的女性形成了鲜明对比。“婴宁”这个名字取自“撄宁”，是心神宁静的意思，因此婴宁的性格便是无忧无虑，不受外界世俗干扰。蒲松龄笔下的婴宁摆脱了传统女性的行为，她率真自然，不惧强权，肆意生活，不受世俗的束缚。正如《庄子》中所说：“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

她们有着千娇百媚的形象，丰富的情感心情，但却属于非人范畴，婴宁是狐狸和人所生，但其做的事、有的情却比人类更像人类。对于蒲松龄来说，“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女妖和女鬼的完美形象，满足了寒门子弟对妻子的要求和对财富、功名的渴望。

五、勇于反抗的艺伎形象

艺伎在古代话本故事和以古代为背景的现代小说中都十分常见，但在大部分故事中，艺伎所代表的大多是穷困人民备受压迫的状态。蒲松龄的很多故事中也有着艺伎，但大多是妖魔鬼怪在隐匿于人世时隐藏身份所用，这样的设定也符合故事中大多数鬼灵精怪无依无靠的特点。但《商三官》中的艺伎并非鬼怪，而是真正的人，为父报仇不惜化身艺伎，这样的设定在蒲松龄的诸多故事中属于异类，但也因此让人印象深刻。

商三官本是诸葛商士禹的三女，父亲醉酒后口无遮拦，得罪了本地的乡绅氏族，被人活活打死，她和两个哥哥想要让官府主持公道，结果因官商勾结而不被受理。就像商三官所说：“人被杀而不理，时事可知矣。天将为汝兄弟专生一阎罗包老耶？骨骸暴露，于心何忍矣！”埋葬了父亲后，商三官未同家人商量便隐姓埋名，成为优伶，再次出现于故事中时，则是以李玉的身份出现在杀父仇人之前。书中描述：“即命行酒。玉往来给奉，善觑主人意向。豪悦之。酒阑人散，留与同寝。玉代豪拂榻解履，殷勤周至。醉语狎之，但有展笑。豪惑益甚，尽遣诸仆去，独留玉。玉伺诸仆去，阖扉下楗焉。”她在虚与为蛇中隐忍，得到了杀父仇人的信任，以自身美色为诱饵，报了杀父之仇，以一命换一命的方式在仇人死去后自缢而亡。书中曰：“呼众排阖入，则主人身首两断；玉自经死，绳绝堕地上，梁间颈际，残绠俨然。”

在《商三官》中，读者看到的不是饱受压迫的优伶，而是为了反抗腐朽封建制度下官商勾结而化身李玉的侠女商三官。看到官府主持公道无望后，她选择以自己的方式来报杀父之仇，最终以一命换一命的方式达成目标。“女貌如生：抚之，肢体温软。二人窃谋淫之。一人抱尸转侧，方将缓其结束，忽脑如物击，口血暴注，顷刻已死。其一大惊，告众，众敬若神明焉。”商三官死后得到神明庇护，能够被家人接回并顺利安葬，从故事中能够看到蒲松龄对女性的期望：他希望女性的思想能够得到解放，勇于反抗腐朽衰败的封建礼制，人人都能成为快意恩仇的侠女。

六、结语

蒲松龄笔下的女性形象较为丰富，有温贤良淑的才女形象，有从心而动的侠女形象，也有多疑善妒的悍妇形象，更有千娇百媚的妖女形象，这些女性的形象、特质虽然不同，但大多都是不遵“三从四德”、有自己独立想法的女性。这种角色的设定、形象的塑造表现了蒲松龄对封建礼制下女性角色的惋惜，也表达了对封建礼制的不满，对于蒲松龄来说，他更希望一场社会性的思想解放，让更多的人打破封建礼制的枷锁。

（郑州师范学院）

作者简介：陈培霞（1966—），女，河南郑州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语文教育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