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散文二十家之郑彦英专辑

编者按：

20世纪90年代，就有人感叹文学的衰落，可是30年过去了，文学仍然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前赴后继，因为文学是人类精神的本源，是我们的日常，是生命本身。所以，我们不能避而不谈；所以，对文学的梳理就变得重要，这种梳理能使我们清醒；所以，也就有了“21世纪河南作家系列研究工程”的全面启动。我们将集结理论与批评的智者，对21世纪以来有创作实绩和文学追求的中原作家、诗人、评论家进行研究，展现中原作家、诗人、评论的创作现状，提升、改善我们的精神面貌。

这项工程由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河南省小说研究会、河南文艺出版社、郑州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以“河南小说二十家”“河南散文二十家”“河南诗歌二十家”“河南评论二十家”“河南小小说二十家”等专题的形式，在国内文学、学术期刊陆续推出，研究成果将在适当时机结集出版。

本刊从2023年第一期起，开设“21世纪河南作家系列研究工程”中的“河南散文二十家”栏目，每期一位作家，由创作谈、作家简介、生活照、主要作品一览及相关研究论文构成“研究小辑”。

“21世纪河南作家系列研究工程”项目主持（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达、孙先科、孙保营、墨白

“21世纪河南作家系列研究工程”专家团队（以姓氏笔画为序）：

卫绍生、王小朋、刘进才、刘海燕、李伟昉、李勇、李勇军、李大旭、张延文、张晓林、张晓雪、郑积梅、饶丹华

“河南散文二十家”栏目主持：李勇、王小朋

郑彦英，男，陕西省礼泉县人。武汉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学士。

历任原广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创作员；中共河南省委《党的生活》杂志社编辑室主任；河南省文联专业作家；灵宝市副市长；三门峡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河南省文学院院长，河南省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现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诗书画研究会副会长，仰恩大学特聘教授，河南大学、郑州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兼职教授。

出版长篇小说《从呼吸到呻吟》《拂尘》等9部，作品集《太阳》《在河之南》等12部。被搬上银幕的电影剧本《秦川情》等3部，被搬上荧屏的电视连续剧剧本《石瀑布》《彭雪枫将军》等6部。散文集《风行水上》获鲁迅文学奖。长篇报告文学《龙行亚欧》列入“中国有声”70年70部·优秀有声阅读文学作品，30余部著作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全国社科人文科学优秀成果奖等省以上文学奖。系一级作家、河南省省管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

瞎怂推了我一把

那一年夏天，我正在南太行陡峭的山崖上行走，接到中国作协创研部的电话，通知我，我的散文集《风行水上》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喜讯弄得语无伦次，电话那边问我：“你说的啥？”我这才清醒了，说：“能成。”

同行的朋友们被这一喜讯激动着，当然少不了问我的感想，我的心情那会儿非常复杂，就说：“中午我给大家上酒。”

中午，我买了两瓶烈酒，酒过三巡，我对大家说：“我能把文学弄成，多亏了瞎怂。”

瞎怂是我老家陕西咸阳的方言，是指那些特别坏的人，但随着语境的变换，又指那些特别有特点的好人。

第一拨瞎怂是我的战友。

我是1973年入伍到长沙某航空兵部队的，部队组织新兵到韶山去参观毛主席故居。故居旁边不远处有一个商店，门口卖冰棒。我们步行过去的时候，一个安徽籍新兵对一个广东籍新兵说：“我14岁就吃过冰棒了！”

广东兵嗤了一下鼻子，蔑视地说：“14岁吃冰棒有什么炫耀的？我还不会说话就吃冰激凌！”

我就走在他们旁边，听着他们的对话，我心里很悲怆：我还从来没有吃过冰棒呢！记得入伍前的那年夏天，全村的人都在打麦场上打场，一个卖冰棒的骑着自行车来叫卖，馋得一个麦场的人都流口水，却没有一个人买。最后队长走过去，问卖冰棒的卖糖精不，他说卖，队长于是花几分钱买了一包糖精，让几个小伙子到井里打了5桶井水，将糖精放进去，让全场的人尽饱喝。我喝得肚子鼓起来，把那甜味儿记了很久很久。

广东籍战友问我：“你呢？你几岁吃的冰棒？”

我当然不能说我喝糖精水的事，我知道那和冰棒不在一个档次上，我就岔开话题：“为啥同是冰棒，到广东就变了名字？”

“没有啊？”

“你刚才不是说什么……冰激凌？”

从此，我的话又成了战友中的一个笑料。从新兵连一直到我正式服役的连队。

听着战友们对我的嘲笑，我暗下决心：坚决活出个人样子，不让战友们笑话。

首先要找出一条活出个人样子的路！

和战友们比较以后，我认为我唯一强于别人的，是我能写文章。我的小学老师写小说散文，我们乡的邹志安受他影响，发表作品成了干部，我受老师和邹志安的影响，在上中学时，每一篇作文几乎都被拿到年级朗诵。

决心下定后，我把我分内的工作，超标准完成，一有空闲，就悄悄写作。有一次被战友发现了，问我写什么，我说写日记。因为我害怕发表不了，又一次成为战友们的笑料。

1975年春天，我在湖南省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湘江文艺》发表了我的处女作，散文《春雨夜》。因为那时是手写稿，我写字又匆忙，常常连笔，于是，我的名字被发表成郑彦美。

当编辑部寄样刊到连队的时候，连队文书的第一个反应是寄错了，但他是我陕西老乡，平时和我说话比较投机，就拿着刊物去问我。

我不知道是我的文章发表了，以为是编辑部寄刊物给我。编辑部只给有希望的作者寄刊物，我为我变成有希望的作者而激动。当我打开刊物，看到我写的散文被刊登时，我情不自禁地展开到我的同乡战友面前，叫道：“你看你看，我的文章！”

同乡战友也很高兴，但是他示意我压低声音，然后小着声对我说：“赶紧再写一篇发表了，名字不要弄错。”

我一下子冷静了，我很感激我的同乡战友，要不，连队的战友会把这一个错字，编排成又一个弄虚作假的笑料。

于是就等了３个月，我记得很清楚，是8月，《湘江文艺》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抗洪》。刊物寄到连队那天，我在外场值班，回到连队的时候是黄昏，同乡文书举着刊物大叫着朝我跑来：“弄对了弄对了！”将刊物递到我手里时，又朝战友们叫：“郑彦英发表小说了！在省里刊物上！”

我迅速打开刊物，当看到我的文章和我的名字时，我的眼泪流了出来。我被战友们包围了，战友们把刊物传来传去，等到我擦干眼泪寻找刊物时，已经不知去向。

同乡文书感到很愧疚，就帮我寻找，熄灯前悄悄告诉我，刊物在副指导员手里，副指导员已经看了一遍，正在看第二遍。

我知道副指导员节假日都在写小说，但是一直没有发表，我想，他肯定为我高兴，为连队里出现了他的一个知音而兴奋，明天可能会找我谈话，说不定会在全连队干部战士点名时，大声地表扬我。

但是这些都没有发生，第二天早晨，他反而在全连队干部战士点名时，严肃地对大家说：“我们的干部战士，首先要注意又红又专，什么是专，就是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做好本职工作。”

这是批评我吗？我不敢相信。但这分明是批评！我站在点名队列里，脸很烧，头也低下了。我知道很多战友这时候注视着我。

说真的，我当时很恨我的副指导员，但是现在想起来，副指导员是我写作路上的一个大瞎怂。就他的这一次点名，是对我最大的激励，促使我进一步发奋。因为我想到了两个字：妒忌！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写，写得他压不住你才行！”

当时报刊少，在省以上报刊发表作品的人，很快就会受到单位的重视。不久，我们航空兵师，直接给了我们基地一个干部指标，提拔我为干部。提干后不久，我又被调到军区从事专业创作。直到转业到河南，我不断有作品发表。也正是因为这些成摞的作品，省委组织部把我当作笔杆子弄去了。

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是文学的黄金时期，报刊上不断有好的作品涌现，受到全社会的追捧，相比之下，我的作品，就太稚嫩，太生涩，太普通。

我很苦恼，常常面对着办公室窗外的一棵法国梧桐树发呆。

几个月后，这棵法桐树顶端的枝干枯萎了。叶子一片片地干枯，随风飘落到地上，任人践踏。

地上的落叶让我想到我探家时看到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瞎十二。因为他是一个盲人，在家里排行十二。村里人看不起他，就没有人叫他的名字，蔑称瞎十二。

瞎十二是我村最具有文艺范儿的人，他会弹三弦，会唱戏，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好嗓子。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叫狗娃，一个叫犬娃，还有一个叫啥我忘了。他站在院子里，昂着头喊一声：“犬——”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知道他家开饭了。但是他现在很落魄，他的儿子都成了家，却没有人管他。他游荡在我们村，无论刮风下雨，都坐在街道的泥地上。好在他会弹三弦，会唱戏，路过的乡亲听着他的弦子和戏，就给他吃喝。

为什么一个村的大部分人我已经叫不上来名字，瞎十二我却记得清清楚楚？

我自问自答：“因为他不同于村庄的每一个人！”

不同！

我的心被重重敲了一下，我把自己发表的作品过了一遍，悲惨地发现，大部分是写好人好事。那时候报刊需要这些作品，而当下，老百姓所需要的，恰恰是不同的作品。

人们需要日新月异，人们厌恶千篇一律！

于是，我构思了中篇小说《太阳》。那时候我住在省委组织部招待所四楼，四楼都是新调来的干部。中午大家都在走廊做饭，我就站在走廊上给大家讲了我编的这个老夫少妻情感撕拽故事。所有的人都听得入了神，我的一个同事忘记了下面条的锅，汤溢了一地。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立即写了出来，发表在《萌芽》，立即引起反响，上海电影制片厂让我去改成了电影。

剧本通过那一天，我站在上海永福路52号的香樟树下，想到了瞎十二。我在心里叹：老瞎怂！

电影开拍后，我从上海去北京，与著名导演黄蜀芹同行。黄导演名气很大，坐在她身边的座椅上，我很拘谨。黄导演看出来了，轻声对我说，她看过我的剧本，很喜欢。

我连忙说谢谢，猛把自己往小里说：“我那是学着写呢！”

黄导演笑笑，没有吭气，过了一会儿，又问我：“你看过沈从文的小说没有？”

我说：“看过。”

“哪一篇？”

“边城。”

“你有没有发现，你和沈从文很接近？”

“我？我……”我一时语塞，我确实承受不了这种表扬，“我跟沈从文？他在天上，我在地下！”我说得很真诚。

“我是说你的文风，你的叙述，跟他很接近，我最近在研究他的《丈夫》，你能把它改成电影剧本么？”

我吃了一惊：黄蜀匠竟然约我写电影剧本！我连忙应答：“我试试。”

“你等我一些天，我和厂里商量好了，给你写信，毕竟这个题材敏感。”

她说得非常真诚，我就说我等你的信。下飞机时，我又补充了一句：“如果厂里通不过，你就不用写信了。”

我再也没有接到黄蜀匠的信，我听上影厂的朋友说，她向厂领导提出要拍沈从文的《丈夫》，未获得通过。但是她在飞机上给我说的那些话，我牢牢地记住了。

回到郑州以后的很长时间，我在研究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时间长了，他的“美在生命”，他的“诗意效果”，他的朴纳语言，融进了我的写作中。

我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风行水上》，其中的每一篇散文，每一个人物，每一处风景，都受到沈从文的影响。我在鲁迅的故乡绍兴领奖时，主办方接待我们乘坐乌篷船游东湖。船家荡着浆，船头犁着波浪，让我想起了湘西，想起了凤凰，想起了《边城》里的小溪，想起了《丈夫》里的小河。随着又想起了黄蜀芹，想起沈从文。黄蜀芹的形象很清晰，沈从文的形象很模糊，但他们都是我心中最最美好的瞎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