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散文二十家之郑彦英专辑

作者: 郑彦英 姜雁 李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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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世纪90年代,就有人感叹文学的衰落,可是30年过去了,文学仍然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前赴后继,因为文学是人类精神的本源,是我们的日常,是生命本身。所以,我们不能避而不谈;所以,对文学的梳理就变得重要,这种梳理能使我们清醒;所以,也就有了“21世纪河南作家系列研究工程”的全面启动。我们将集结理论与批评的智者,对21世纪以来有创作实绩和文学追求的中原作家、诗人、评论家进行研究,展现中原作家、诗人、评论的创作现状,提升、改善我们的精神面貌。

这项工程由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河南省小说研究会、河南文艺出版社、郑州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以“河南小说二十家”“河南散文二十家”“河南诗歌二十家”“河南评论二十家”“河南小小说二十家”等专题的形式,在国内文学、学术期刊陆续推出,研究成果将在适当时机结集出版。

本刊从2023年第一期起,开设“21世纪河南作家系列研究工程”中的“河南散文二十家”栏目,每期一位作家,由创作谈、作家简介、生活照、主要作品一览及相关研究论文构成“研究小辑”。

“21世纪河南作家系列研究工程”项目主持(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达、孙先科、孙保营、墨白

“21世纪河南作家系列研究工程”专家团队(以姓氏笔画为序):

卫绍生、王小朋、刘进才、刘海燕、李伟昉、李勇、李勇军、李大旭、张延文、张晓林、张晓雪、郑积梅、饶丹华

“河南散文二十家”栏目主持:李勇、王小朋

郑彦英,男,陕西省礼泉县人。武汉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学士。

历任原广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创作员;中共河南省委《党的生活》杂志社编辑室主任;河南省文联专业作家;灵宝市副市长;三门峡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河南省文学院院长,河南省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现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诗书画研究会副会长,仰恩大学特聘教授,河南大学、郑州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兼职教授。

出版长篇小说《从呼吸到呻吟》《拂尘》等9部,作品集《太阳》《在河之南》等12部。被搬上银幕的电影剧本《秦川情》等3部,被搬上荧屏的电视连续剧剧本《石瀑布》《彭雪枫将军》等6部。散文集《风行水上》获鲁迅文学奖。长篇报告文学《龙行亚欧》列入“中国有声”70年70部·优秀有声阅读文学作品,30余部著作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全国社科人文科学优秀成果奖等省以上文学奖。系一级作家、河南省省管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

瞎怂推了我一把

那一年夏天,我正在南太行陡峭的山崖上行走,接到中国作协创研部的电话,通知我,我的散文集《风行水上》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喜讯弄得语无伦次,电话那边问我:“你说的啥?”我这才清醒了,说:“能成。”

同行的朋友们被这一喜讯激动着,当然少不了问我的感想,我的心情那会儿非常复杂,就说:“中午我给大家上酒。”

中午,我买了两瓶烈酒,酒过三巡,我对大家说:“我能把文学弄成,多亏了瞎怂。”

瞎怂是我老家陕西咸阳的方言,是指那些特别坏的人,但随着语境的变换,又指那些特别有特点的好人。

第一拨瞎怂是我的战友。

我是1973年入伍到长沙某航空兵部队的,部队组织新兵到韶山去参观毛主席故居。故居旁边不远处有一个商店,门口卖冰棒。我们步行过去的时候,一个安徽籍新兵对一个广东籍新兵说:“我14岁就吃过冰棒了!”

广东兵嗤了一下鼻子,蔑视地说:“14岁吃冰棒有什么炫耀的?我还不会说话就吃冰激凌!”

我就走在他们旁边,听着他们的对话,我心里很悲怆:我还从来没有吃过冰棒呢!记得入伍前的那年夏天,全村的人都在打麦场上打场,一个卖冰棒的骑着自行车来叫卖,馋得一个麦场的人都流口水,却没有一个人买。最后队长走过去,问卖冰棒的卖糖精不,他说卖,队长于是花几分钱买了一包糖精,让几个小伙子到井里打了5桶井水,将糖精放进去,让全场的人尽饱喝。我喝得肚子鼓起来,把那甜味儿记了很久很久。

广东籍战友问我:“你呢?你几岁吃的冰棒?”

我当然不能说我喝糖精水的事,我知道那和冰棒不在一个档次上,我就岔开话题:“为啥同是冰棒,到广东就变了名字?”

“没有啊?”

“你刚才不是说什么……冰激凌?”

从此,我的话又成了战友中的一个笑料。从新兵连一直到我正式服役的连队。

听着战友们对我的嘲笑,我暗下决心:坚决活出个人样子,不让战友们笑话。

首先要找出一条活出个人样子的路!

和战友们比较以后,我认为我唯一强于别人的,是我能写文章。我的小学老师写小说散文,我们乡的邹志安受他影响,发表作品成了干部,我受老师和邹志安的影响,在上中学时,每一篇作文几乎都被拿到年级朗诵。

决心下定后,我把我分内的工作,超标准完成,一有空闲,就悄悄写作。有一次被战友发现了,问我写什么,我说写日记。因为我害怕发表不了,又一次成为战友们的笑料。

1975年春天,我在湖南省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湘江文艺》发表了我的处女作,散文《春雨夜》。因为那时是手写稿,我写字又匆忙,常常连笔,于是,我的名字被发表成郑彦美。

当编辑部寄样刊到连队的时候,连队文书的第一个反应是寄错了,但他是我陕西老乡,平时和我说话比较投机,就拿着刊物去问我。

我不知道是我的文章发表了,以为是编辑部寄刊物给我。编辑部只给有希望的作者寄刊物,我为我变成有希望的作者而激动。当我打开刊物,看到我写的散文被刊登时,我情不自禁地展开到我的同乡战友面前,叫道:“你看你看,我的文章!”

同乡战友也很高兴,但是他示意我压低声音,然后小着声对我说:“赶紧再写一篇发表了,名字不要弄错。”

我一下子冷静了,我很感激我的同乡战友,要不,连队的战友会把这一个错字,编排成又一个弄虚作假的笑料。

于是就等了3个月,我记得很清楚,是8月,《湘江文艺》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抗洪》。刊物寄到连队那天,我在外场值班,回到连队的时候是黄昏,同乡文书举着刊物大叫着朝我跑来:“弄对了弄对了!”将刊物递到我手里时,又朝战友们叫:“郑彦英发表小说了!在省里刊物上!”

我迅速打开刊物,当看到我的文章和我的名字时,我的眼泪流了出来。我被战友们包围了,战友们把刊物传来传去,等到我擦干眼泪寻找刊物时,已经不知去向。

同乡文书感到很愧疚,就帮我寻找,熄灯前悄悄告诉我,刊物在副指导员手里,副指导员已经看了一遍,正在看第二遍。

我知道副指导员节假日都在写小说,但是一直没有发表,我想,他肯定为我高兴,为连队里出现了他的一个知音而兴奋,明天可能会找我谈话,说不定会在全连队干部战士点名时,大声地表扬我。

但是这些都没有发生,第二天早晨,他反而在全连队干部战士点名时,严肃地对大家说:“我们的干部战士,首先要注意又红又专,什么是专,就是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做好本职工作。”

这是批评我吗?我不敢相信。但这分明是批评!我站在点名队列里,脸很烧,头也低下了。我知道很多战友这时候注视着我。

说真的,我当时很恨我的副指导员,但是现在想起来,副指导员是我写作路上的一个大瞎怂。就他的这一次点名,是对我最大的激励,促使我进一步发奋。因为我想到了两个字:妒忌!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写,写得他压不住你才行!”

当时报刊少,在省以上报刊发表作品的人,很快就会受到单位的重视。不久,我们航空兵师,直接给了我们基地一个干部指标,提拔我为干部。提干后不久,我又被调到军区从事专业创作。直到转业到河南,我不断有作品发表。也正是因为这些成摞的作品,省委组织部把我当作笔杆子弄去了。

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是文学的黄金时期,报刊上不断有好的作品涌现,受到全社会的追捧,相比之下,我的作品,就太稚嫩,太生涩,太普通。

我很苦恼,常常面对着办公室窗外的一棵法国梧桐树发呆。

几个月后,这棵法桐树顶端的枝干枯萎了。叶子一片片地干枯,随风飘落到地上,任人践踏。

地上的落叶让我想到我探家时看到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瞎十二。因为他是一个盲人,在家里排行十二。村里人看不起他,就没有人叫他的名字,蔑称瞎十二。

瞎十二是我村最具有文艺范儿的人,他会弹三弦,会唱戏,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好嗓子。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叫狗娃,一个叫犬娃,还有一个叫啥我忘了。他站在院子里,昂着头喊一声:“犬——”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知道他家开饭了。但是他现在很落魄,他的儿子都成了家,却没有人管他。他游荡在我们村,无论刮风下雨,都坐在街道的泥地上。好在他会弹三弦,会唱戏,路过的乡亲听着他的弦子和戏,就给他吃喝。

为什么一个村的大部分人我已经叫不上来名字,瞎十二我却记得清清楚楚?

我自问自答:“因为他不同于村庄的每一个人!”

不同!

我的心被重重敲了一下,我把自己发表的作品过了一遍,悲惨地发现,大部分是写好人好事。那时候报刊需要这些作品,而当下,老百姓所需要的,恰恰是不同的作品。

人们需要日新月异,人们厌恶千篇一律!

于是,我构思了中篇小说《太阳》。那时候我住在省委组织部招待所四楼,四楼都是新调来的干部。中午大家都在走廊做饭,我就站在走廊上给大家讲了我编的这个老夫少妻情感撕拽故事。所有的人都听得入了神,我的一个同事忘记了下面条的锅,汤溢了一地。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立即写了出来,发表在《萌芽》,立即引起反响,上海电影制片厂让我去改成了电影。

剧本通过那一天,我站在上海永福路52号的香樟树下,想到了瞎十二。我在心里叹:老瞎怂!

电影开拍后,我从上海去北京,与著名导演黄蜀芹同行。黄导演名气很大,坐在她身边的座椅上,我很拘谨。黄导演看出来了,轻声对我说,她看过我的剧本,很喜欢。

我连忙说谢谢,猛把自己往小里说:“我那是学着写呢!”

黄导演笑笑,没有吭气,过了一会儿,又问我:“你看过沈从文的小说没有?”

我说:“看过。”

“哪一篇?”

“边城。”

“你有没有发现,你和沈从文很接近?”

“我?我……”我一时语塞,我确实承受不了这种表扬,“我跟沈从文?他在天上,我在地下!”我说得很真诚。

“我是说你的文风,你的叙述,跟他很接近,我最近在研究他的《丈夫》,你能把它改成电影剧本么?”

我吃了一惊:黄蜀匠竟然约我写电影剧本!我连忙应答:“我试试。”

“你等我一些天,我和厂里商量好了,给你写信,毕竟这个题材敏感。”

她说得非常真诚,我就说我等你的信。下飞机时,我又补充了一句:“如果厂里通不过,你就不用写信了。”

我再也没有接到黄蜀匠的信,我听上影厂的朋友说,她向厂领导提出要拍沈从文的《丈夫》,未获得通过。但是她在飞机上给我说的那些话,我牢牢地记住了。

回到郑州以后的很长时间,我在研究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时间长了,他的“美在生命”,他的“诗意效果”,他的朴纳语言,融进了我的写作中。

我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风行水上》,其中的每一篇散文,每一个人物,每一处风景,都受到沈从文的影响。我在鲁迅的故乡绍兴领奖时,主办方接待我们乘坐乌篷船游东湖。船家荡着浆,船头犁着波浪,让我想起了湘西,想起了凤凰,想起了《边城》里的小溪,想起了《丈夫》里的小河。随着又想起了黄蜀芹,想起沈从文。黄蜀芹的形象很清晰,沈从文的形象很模糊,但他们都是我心中最最美好的瞎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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