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村上春树叙事人称的转变

1979年出道的村上春树持续创作了40年左右，有不少学者试图对他的创作历程进行整理划分。在日本本土，黑古一夫在《村上春树——从“丧失”的故事到“转换”的故事》一书中，以20世纪90年代初为分界，将之前的作品作为“丧失”的故事，将之后的作品作为“转换”的故事。加藤典洋在《村上春树研究》一书中，把《且听风吟》到《挪威的森林》划分为第一期，《舞！舞！舞！》到《在约定的地方》为过渡期，《斯普特尼克恋人》为第三期的开篇。而在中国，杨炳菁在其著作《后现代这语境中的村上春树》中将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称为凝练的都市文学，将90年代作为“介入”的文学，将2000年后的村上文学作为寻求责任与救赎的文学。笔者以人称的变化来划分村上文学，将其创作生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诞生；走向他者的“我”与第三人称的出现；异质化的“我”与第三人称的频繁使用。人称的转变意味着小说主题的改变。从《挪威的森林》中自闭的“我”，到《海边的卡夫卡》中他者的存在、社会历史的存在，作品主题的变化过程就是村上春树的创作从“超然”到“介入”的转变过程。笔者认为，正是人称及叙述者的转换使得村上文学对社会历史的关注得以实现。

一、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诞生

第一期的作品从1979年的《且听风吟》到1988年的《舞！舞！舞！》。在这个时期，故事是以第一人称“我”来写的，大部分是回顾过去的事情，《1973年的弹子球》是继前作之后的第二部讲述“我”和“老鼠”的故事。这部从1973年9月开始到11月结束的小说，既是“我”的故事，又是朋友“老鼠”的故事。从第1章到第25章，分为“我”的故事章和“老鼠”的故事章，两个故事系列并行。之后的《寻羊冒险记》作为“鼠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描绘了与初期作品相关的世界。

《寻羊冒险记》发表三年后，1985年6月《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发表。这部小说由“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两部分组成：“冷酷仙境”的舞台是未来的信息社会，“我”就是这里的主人公；“世界尽头”则是在这个“我”的意识中展开的故事。《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发表两年后，即1987年9月发表的《挪威的森林》，写的是叙述者同时也是主人公的“我”和直子的故事、“我”和绿子的故事。1988年9月发表的《舞！舞！舞！》是所谓“鼠的三部曲”的续篇，这是关于主人公“我”，在《寻羊冒险记》的结局之后进行了大约四年的寻羊之旅，最终艰难归来的故事。

由此可见，村上春树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几乎都是以第一人称“我”来写的。正如作家本人所言：“那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以‘我’这个第一人称单数开始写小说的。最初的十年或十五年左右，除了第一人称以外，几乎没有使用其他人称。一直都是以‘我’来写的。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归根结底，这样做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最自然的。”

在这一时期，村上春树通过“我”这个叙述者和自身的落差获得真实感，与读者产生共鸣。“我”虽然不讲自己的故事，但善于听别人的故事，倾听各种各样的人，把这些人的故事告诉读者。与其说“我”是亲历者，不如说是旁观者，读者通过“我”这个媒介，可以遇到各种各样有趣的人。这时，主人公处于一个封闭的、没有交流的世界。无论是“鼠”还是“羊”，抑或“冷酷仙境”，都是主人公内心世界里的人物和舞台，主人公也没有现实感。他没有谁是可以称得上家人的，也没有工作，即使有，也很少被描述。在那里所描述的“我”是内向的，从中可以看到村上春树的“超然”姿态。

二、走向他者的“我”与第三人称的出现

1989—1994年为第二期。在198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电视人》中，既有第一人称叙事，也有第三人称叙事。《电视人》的主人公“我”是村上春树作品中罕见的上班族，电机公司的广告宣传员。前一阶段的主人公“我”都从事某种专业工作，作为公司职员的工薪族很少见。

继《电视人》之后，1990年，村上春树又发表了名为《托尼瀑谷》的短篇集。其中的“托尼瀑谷”是第三人称叙事。书中讲述了托尼父亲在中国战场上的经历、美国军队为托尼取的名字、妻子对衣服的狂热等，从他对历史的关注和对第三人称叙事的尝试中也可以看出，这是为了写长篇小说而进行的排练。

《国境以南，太阳以西》于1992年出版发行。书中以被命名为初的“我”为叙述者，对青少年时代的回顾占了很大一部分，但与《挪威的森林》不同的是，书中的主要内容是接近四十岁的“我”如今的生活。此外，在小说的高潮部分，岛本拿着一张纳特·金·科尔的唱片出现，两人发生性关系后，“我”要求岛本吐露一切。它有别于《挪威的森林》等前期作品，是“我”积极理解他人的证明。

《奇鸟行状录》第一部、第二部于1994年发行，第三部于1995年作为完结篇出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部作品从一对失去宠物的夫妇的生活开始，延续到蒙古沙漠，最后讲述政治和超自然的邪恶。这部作品和之前一样，都是第一人称叙事，这个“我”也很会听故事，向读者讲述从各种各样的人那里听来的故事，但以人际关系、与他人的关系等他者为中心，讲述的是一个新的领域。

在这一时期，正如作者所言：“对于这样的故事创作方法，我自己逐渐感到了不自由。更深入地说，也许是更新、更广阔的‘故事领域’进入了我的视点。”在这一时期，村上春树感受到了仅从单一视角看世界的局限性，感到有必要建立新的故事领域。于是，他尝试了第三人称叙事，也放弃了“我”与他人的距离。这时，村上春树不再停留于对“超然”的追求，开始思索如何与他人建立联系。村上春树的世界逐渐呈现出现实感，变得不再“超然”于世外。

三、异质化的“我”与第三人称的频繁使用

第三期从1995年开始。村上春树自己也证实，1995年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而不仅仅是过渡期中的一年。

《奇鸟行状录》的第三部在1995年以完结篇的形式出现，成为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在第三部中，被妻子抛弃的“我”最后决定去救妻子，然后出发了。此外，妻子久美子也以一个他者的身份出现。这部内容显然是在脱离“我”，走向他人，走向世界。叙述者不只是“我”，而是他者，打破了第一人称叙述的局限，使对历史问题的“介入”成为可能。

1997年，村上春树的纪实文学《地下》出版发行，对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的采访为村上文学的人称变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村上春树本人所言：“为了写《地下》，我花了一年时间遇到了很多人，长时间听这些人讲故事，然后把这些故事整理成一本书，这样的经历对我来说真的意义重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项工作可能动摇了我的世界观。采取第三人称这一新视角，或许也有其影响。”这部纪实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向第三人称叙事的转变，说这是村上文学转型的契机也不为过。

199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斯普特尼克恋人》，可以说是村上对之前文体的一个总结，也是对新文体的一次尝试。这部小说的叙述者“我”，具体的名字在文章中没有记述，但在堇写的文章中记述为“K”。暗恋堇的“我”讲述了堇的初恋，讲述了堇和她39岁女情人的故事。在“我”不出场的地方，也叙述了堇的行动和想法。叙述者“我”基本上处于旁观者的位置，而不是主角，这与传统的“第一人称小说”有很大区别。

2000年2月，新潮社发行了《神的孩子们全跳舞》。在这个短篇集中，村上春树第一次放弃了“我”这个第一人称叙事，视点完全转移到了第三人称。很明显，他在故事中试图治愈的不是那个内向的、脱离政治的、冷眼旁观的“我”，而是那个面向社会的“他”。

2003年发行的《海边的卡夫卡》与《世界末日与冷酷仙境》等作品一样，列举了两个故事，以平行世界为故事的基本结构。之前的两个世界都是用第一人称来讲述的，《海边的卡夫卡》则是奇数章由第一人称讲述，偶数章由第三人称讲述。这里的“我”是冷漠的，一种前所未有的距离感，潜伏在叙述者“我”和读者之间。叙述者甚至自由地深入猫的内心。这可以说是“全知视点”，也可以说是风丸良彦所说的“越境的我”。在偶数章里，中田成为视角人物，其中还发生了猫与人对话等不可思议的事情。读者知道中田和猫的一切言行，但由于读者是从叙事世界之外看的，无法与故事中的人物一起感知事物，只能与故事之外的叙述者一起观察。这就产生了一种距离感，使读者无法在情感上投入，使所讲的故事更客观。

2004年9月，讲谈社发行了《天黑以后》。在第三人称叙述的同时，从“我们”这个第一人称复数的视点来讲述复数的场面，推进故事。“我们”是中立的存在，常常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叙述者，可以脱离任何障碍，可以空间转换，捕捉故事场景。

《1Q84》第一、二部于2009年5月发行，第三部于2010年4月发行。前两部交替讲述以青豆为主角的“青豆的故事”和天吾为主角的“天吾的故事”，前者是一名体育教练，也是一名暗杀者，后者是一名预科教师，立志成为小说家。第三部除了两个故事外，还加入以调查青豆和天吾的牛河为主角的“牛河故事”。这三个故事都是第三人称叙事。至此，村上文学的叙述已经变成了全能的上帝视角。

这一时期，“我”这个第一人称叙述者都是俯瞰式的，与对象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在以“我”进行叙述的同时，“我”也俯瞰着“我”不在的地方，“我们”这个第一人称复数叙述者也登场。另外，小说通过第三人称将人们的视点交汇在一起，将历史、暴力、战争等相对关系展现在视野中，多角度描绘了世界。在第三人称叙事小说中，读者被作品世界边缘化了，时刻意识到自己是故事世界的观众、局外人，从而获得了“俯瞰视角”的特权位置，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四、结语

村上春树以“我”这个第一人称单数开始小说创作，在最初的十多年，几乎没有使用过其他人称。那是因为第一人称小说无法俯瞰叙事世界，其中所能表达的世界的宽度在物理层面被缩小了，写出了无法看透全局的忧郁，可以说，视野狭窄的不安感正是故事的魅力之一。文中所描述的“我”是内向的，可以看到作家“超然”的姿态。但是，在经历了1989—1995年的过渡期后，村上春树在探索第一人称叙述的更多可能性的同时，逐渐向第三人称多视角叙述靠拢。20世纪90年代，由于“泡沫经济”的崩溃、阪神淡路大地震、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等社会变化，社会对小说家的要求发生了变化，读者的期待也发生了变化。此外，文学界对主流价值观的倡导加速了村上文学的变化，在国外生活的经历也为村上春树提供了一个从远处看日本的新角度。以这些为契机，村上春树对社会的“介入”逐渐深入，并最终开花结果。

（广州商学院）

作者简介：黄小英（1985—），女，福建泉州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文学、译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