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

在2022年9月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纪疫情阴霾未散，局部冲突硝烟又起，冷战思维和集团政治回潮，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人类社会正站在十字路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全球治理任务艰巨，但是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在治理理念、治理制度以及治理协调合作等方面都未能与时俱进，不能适应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全球治理新需求，全球治理体系经常失灵、失信，甚至失效，亟需变革。与此同时，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过程中，各国围绕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竞争日益激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全球治理高度重视，努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未来，中国需要继续总结、凝练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经验，积极构建和夯实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过程中的理念、制度、学术和传播话语权，继续为推进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加强思想引领，构建全球治理理念话语权

理念引领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不断进行理念与实践创新，这些创新成为中国提升全球治理理念话语权的基础。面对世界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客观事实，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思考、研究和解决全球性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本体认识和方法指引。具体而言，我们需要把世界视为一个整体，从整体性、关联性、综合性、和合性来认识和解决全球性问题。当前，很多全球性问题表面看是单一独立问题，但从根源上看经常是相互关联的。在治理过程中，需要增强整体意识和关联意识、综合施策。例如，《自然》杂志曾刊文指出，在一项研究所调查的375种传染病中，有58%在某种程度上因气候灾害而恶化。由此可见，各类公共卫生问题，实际上与人类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密切相关，病毒的增多与气候变化、森林减少等都有关联。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治标不治本。中国所强调的整体思维、关联思维、和合思维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常强调的个体主义、二元对立、结构性冲突等思维和理念以及零和博弈、阵营对抗等旧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提出了鲜明的治理理念和治理倡议，为全球治理贡献新思路，也提升了在全球治理中的理念话语权。中国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主张各国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反对单边主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主张各国共享全球发展与治理成果。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彰显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也更符合全球治理的现实特点。

针对全球安全挑战，中国强调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各国唯有团结合作，才能共同解决全球安全问题。在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基础上，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以“六个坚持”为核心要义，为破解全球安全治理难题提供新思路。在发展领域，中国一直把发展问题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在国内层面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国际层面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促进发展、保障民生置于全球宏观政策的突出位置，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现有发展合作机制协同增效，促进全球均衡发展。

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相互呼应、相辅相成，统筹安全与发展两大主题，为各国促民生、谋发展提供了新支撑。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框架下，针对不同领域的具体问题，中国提出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等具体理念，体现出针对全球治理的整体思路，也彰显了中国针对这些领域的治理目标和路径。

推动机制创新，构建全球治理制度话语权

全球治理需要各国协调合作，合作需要依托各类国际制度、机制、规范等，这些构成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现有的全球治理制度大都形成于二战后，由美国和欧洲大国所主导建立，它们在治理理念推广、治理规则制定、治理议题设置等方面享有强势话语权，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位置。近年来，全球治理制度不合理、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影响全球治理成效。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改革创新，努力提升制度性话语权。

一是推动现有治理制度的改革，使其更好地体现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在制度性话语权方面处于劣势，影响力极其有限。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弱、份额低、权重小。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推动和努力下，2010年上述组织和机构通过了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将约6%的份额转移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2016年1月该方案生效。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由原来的2.77%增长到4.42%，发展中国家整体的投票权也由原来的44.06%增长到47.19%。

二是创建新制度，弥补现有制度不足。近年来，现有的各类国际制度无法满足当前的全球治理需求，需要新的补充。例如，在投融资领域，由于投资基础设施时间长、见效慢、回报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以及私人部门都无法提供足够资金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而很多亚洲国家在铁路、公路、桥梁、港口、机场和通信等基础建设方面都严重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济发展。鉴于此，中国倡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亚洲区域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该行成立后，不仅支持了亚太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把“一带一路”倡议同其他地区和国际组织联系起来。在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共同努力下，2015年7月，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开业，为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些举措对现有多边和区域金融机构作出了有力补充。

中国还通过主场外交在不同领域创建了一系列新机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创办机制化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外合作伙伴共同发起成立了一系列专业领域多边对话合作平台，如“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等，还发布“一带一路”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和“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等，为各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此外，中国还创立世界互联网大会、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南南人权论坛、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等，依托新机制凝聚全球治理共识。

三是改革现有制度运行模式，积极融入中国主张。中国近年来多次主办、承办各类国际会议、论坛等，在具体运行中融入中国治理理念。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期间，中国把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作为主题，倡导合作、包容的发展新理念。在中国推动下，这次峰会把创新增长方式定为重点议题之一，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核心位置，首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中国在发展这一议题的设置和引领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有效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2017年，中国作为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期间提出“金砖+”合作模式，邀请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加。此举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倡导新型多边合作，使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朝更健康、均衡、可持续方向发展的又一体现，更加有力地推动和加强了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2022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签署关于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义务的备忘录，启动接收白俄罗斯为成员国的程序，吸收巴林、马尔代夫、阿联酋、科威特、缅甸为新的对话伙伴，在该组织扩员进程中又向前迈出了重要步伐，也彰显了该组织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精神。

总结实践经验，提升全球治理学术话语权

就全球治理学术话语权而言，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强势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的思想和实践很少被提及。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甚至是参与主体。很多全球性问题，如贫困、难民、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都直接与发展中国家密切相关，发展中国家国内治理和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度与广度直接影响全球治理的成败。因此，全球治理理论构建和知识体系发展迫切需要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中，而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提升理论自觉，提升自己的学术话语权。

中国需要继续提升全球治理理论话语权。不同国家由于国情、理念和传统以及治国理政经验各异，在治理理论和实践方面也各不相同。中国在治理方面一直强调标本兼治。以发展治理为例，当前，气候变化、难民、恐怖主义、贫困、公共卫生等都与发展问题密切相关，如果发展问题治理得好，其他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再如，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注重推进国内道路联通，在国际层面这种做法同样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一带一路”建设首先强调设施联通。中国以“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实现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些努力为全球发展治理贡献了巨大的中国力量。“发展是第一要务”“要致富，先修路”“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发展治理理念与经验可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与参考。

在全球治理层面，国内的快速发展为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发展治理提供了保障、奠定了基础。中国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参与国际发展治理，开展全球治理实践。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分享自己的发展机遇。“一带一路”强调开放性、平等性、包容性，在实践中展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同时更聚焦务实合作和民生项目，而这些具体举措对促进各国发展起了实实在在的作用。此外，中国在对外援助和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方面也具有自己的实践特色。中国在对外援助中不附加任何条件，近年来逐渐从过去侧重向受援国提供实物或技术等 “授人以鱼”为主向“授人以渔”转变，从技术供给向制度供给转变，不但提供物质援助，同时提供知识等软性援助，提升受援国的发展能力。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而关于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要在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同时也要体现系统性、专业性。因此，需要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中总结和凝练出规律性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与西方全球治理相关概念、理论等进行对比分析，进而作出中国全球治理的理论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全球治理思想体系，塑造中国的全球治理学术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