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中乡土传统的回归

一直以来，现代性与乡土传统的矛盾都未曾消解。孙频的小说《以鸟兽之名》主要讲述了李建新“上山”和游小龙“下山”的故事。孙频通过对身份突围的书写与对家园故土的守望，还原了山民群体下山后面临的困境，展现出现代性介入下乡土传统的回归。

当前的“现代性”概念在思想层面表现为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在物质层面则表现为工业水平的推进。孙频的小说《以鸟兽之名》将目光聚焦于山民这一群体，为观察现代性介入下的山民生活与乡土传统提供了新的例证。小说从城市人李建新与山民游小龙的身份突围出发，深入描写现代性对山民家园的介入，是孙频回归乡土传统的尝试。

一、在城乡对立中书写身份突围

作为流寓北京的悬疑小说作家，“我”，也就是李建新，因期待从凶杀案中打捞素材而深入阳关山。小说中另一主要人物游小龙则恰恰相反。他出身大山却在县城工作，深受平原文明影响却无法摆脱山民身份的烙印。二人同时进行身份突围。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接纳乡土传统。

（一）李建新：从城市人到乡土认同者

小说开头，作者就交代了“我”的身份：流寓北京的悬疑小说作家，而且小说质量是“不入流的”。于是，尽管“我”对阳关山来说是一个现代文明的造访者，但实际上一直是城市的边缘人，处处表现出身份焦虑。

一方面，“我”迫切地想皈依城市人身份。在“我”的话语和内心独白中，充斥着对自身城市人身份的体认。和杜迎春生前交谈的时候，“我”以“文明”自居，得出“山民被文明驯化得少”的刻板结论。在“我”打量阳关山的同时，也总是不自觉地基于城市人的视角对其进行审视，“好像山上便是另外一个星球”。

另一方面，“我”对山民进行妖魔化的凝视。“我”上山不是为死者杜迎春伸张正义，而只是想为自己的小说“打捞素材”，“以求多些销量”。而“我”与游小龙相谈甚欢，表面上看是由于昔日同事与“同类青年”之间的惺惺相惜，实际上是出于对游小龙身份的好奇。在“我”对游小龙作出“游小龙就是个山民”的身份锚定之后，便迅速将他纳入“凶手”的轨道。

这种妖魔化的凝视随着游小龙对“我”的自我剖白而逐渐加深：游小龙震惊于杜迎春被杀，“我”认为他表现得过于惊讶；游小龙倾诉他与有夫之妇无疾而终的爱情，“我”却把他和死者的情夫联系起来；游小龙痛心于弟弟染上赌瘾，而“我”觉得把不光彩的家事说与外人“肯定有什么原因”。就这样，“我”通过妖魔化的凝视，强调城市人身份的同时弱化了城市边缘人的属性，以求消解自身的身份焦虑。

然而，“我”对游小龙乃至山民的妖魔化过于脱离现实，以致在直面“杜迎春的死亡”这一事实时产生了幻灭般的冲击。至此，“我”开始重新审视山民。“我”不再把山民视为刻板的身份符号，而开始走近他们的生活。终于，当“我”再一次不自觉地把凶手和游小龙兄弟二人联系起来时，开始出现本能的排斥。

此时的“我”兼有两种身份——城市人与乡土认同者。这里有一个难题，就是这两个身份之间存在巨大反差，这种反差使“我”无法产生明确统一的身份认同——一个身份势必要杀死另一个与之矛盾的身份。在此，“我”是纠结徘徊的，一会儿恍惚于凶手是不是自己的臆想，一会儿又开始“在脑子里编织着小说的情节”。

根本性的转变发生在“我”被山民认作告密者，而后被打住院时。这一事件证实了“凶手就在大足底”的说法，于是“我”顿悟了山民对于凶手身份的缄默是亲亲相隐，之前的种种疑惑全部冰释。平原与山村的秩序差异如此之大：对于平原文明而言，杀人犯十恶不赦，必将得到严惩；而对于山村文明，强烈的共情使得山民对于杀人犯“有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感情在里面”，“我”被这种共情感染了。于是，在“你今天看到的城里的样子，就是以后山民们的样子”的独白中，“我”彻底完成对乡土传统的认同。

小说最后，“我”放弃确认面前之人究竟是游小龙还是游小虎，恰恰暗示了“我”不再皈依城市人身份，也不再妖魔化山民身份，取而代之的是对山民强烈的共情——“我”已完成从城市人到乡土认同者的身份突围。

（二）游小龙：从叛逆到和解

游小龙在大山深处长大，在县城读完高中，大学毕业后回到县城工作，身上交织着山村文明和平原文明。从这个角度来看，游小龙和李建新的身份其实都在“城市里的山人”和“山里的城市人”之间摇摆不定。他们都有矛盾的身份，且都处在边缘的位置，在城乡之间尴尬地存在着。区别是，游小龙一开始就是山村文明的叛逆者。

从游小龙来县城上高中起，他就为抹除自己的山民身份而努力。游小龙深知“平原上的人看不起山民”，于是养成了严重的道德洁癖。他会用一口端庄的普通话文绉绉地对李建新说“足下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只为不显示自己的山民口音；也会高声谈论伯格曼和塔可夫斯基，时不时在对话中冒出对荷尔德林诗歌的见解，以此显示自己的风雅，好和那段不可告人的时光作决绝的切割。而谈及自己被拐卖到大山里的母亲，游小龙难掩对自己出身的鄙夷，“想从最贫贱的根子上长出一个高贵的人”。

可是读者总是能从游小龙的身上看见山民烙印。一方面，原生的山民身份让游小龙经年累月近乎孤芳自赏地写着关于阳关山的文字，用他的话说是“祭天”，本质上是与自己的山民身份作和解的尝试。另一方面，原生的山民家庭让他无法割舍自己的弟弟与母亲。于是游小龙的山民身份与游小虎拥有了某种一致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游小虎就是游小龙山民身份的投影。如果游小龙没有下山求学，那么他就和游小虎一样，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纯粹山民。他的山民身份将是完善的，而他的城市经历是残缺的，一切的附庸风雅、一切的故作深沉都将破碎消弭。

李建新的到来让一切有了转机。他到来的意义不只是给游小龙一个情绪发泄的窗口，更是以现代性的介入，让游小龙看到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所以原先只是“写给鸟兽草木”的小册子能够上升到记录“人类文化标本”，而原先自卑的游小龙也能写下“星辰之下众生平等”的文字。

游小龙“也许我们本来就是同一个人”的开悟，象征其从对山民身份的叛逆到与之达成和解的身份突围。小说最后，不分彼此的兄弟二人更是暗示游小龙已达身份认同的圆融之境，即横流的现代性中乡土传统的回归。

二、在城市视角下守望家园故土

“家园”一词是对出生和栖居之地的经验性表达，它寄寓着熟识、亲近、眷恋、舒适等情感性因素，诱发着人的乡情、亲情和归属感。孙频注意到了现代性对于山民家园的介入，于是她立足城市视角，守望山民的物质家园、精神家园和哲学家园。

（一）物质家园：阳关山

在工业时代，物质文明冲击着传统生活方式，山民物质意义上的家园被逐步打破。孙频在《以鸟兽之名》中构建了一个巨大的写作底座——阳关山，以此为基点，辐射出大足底小区和县城等其他空间。“阳关山”即山民的物质家园，“山民下山”这个行为贯穿小说，离开家园故土、在城市里无根漂泊成为山民普遍的生存状态。

田园牧歌式的故土书写在《以鸟兽之名》中尤为常见。故土已不复存在，这些诗情画意的美好光景都出自山民之口，承载着他们重返家园的希望。在山民的心中，故乡是一个充满温情和美好回忆的地方。曾经，“整座阳关山都属于他们的家园”，他们的故乡与自然环境紧密结合。但随着水库的修建，山民的家园被淹没，他们只能迁往大足底小区生活。那些凝聚着故事的地标也已然淡出山民的视野，和煦温暖的阳阳坡被封存成记忆里朦胧的回响，取而代之的是“几十平方的鸽子笼”。山民被禁锢在钢筋水泥的狭小空间里，所以像游小龙那样追寻过去的家园故土与思考现有的生存空间，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必然。

显然，孙频在呈现的“衰败”景象中，融入了对山民物质家园破碎的思考。今昔对比之下，极具诗意的故土就显得尤为珍贵，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未遭入侵的纯净物质家园的呼唤。物质家园的变形是时代变迁不可逆转的结果，孙频并没有一味驳斥这种现象，而是以冷静客观的态度书写家园的变化，在忧患中彰显人文关怀。

（二）精神家园：传统伦理秩序

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对乡土传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除了给物质家园带来了较大冲击外，构建精神家园的传统伦理秩序也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分崩离析。孙频有意表现山民离开家园后的种种异变，从而审视他们的精神家园。

一方面，山民对于现代性有盲目的谄媚与过度的迷恋，女人在外面裹着自己最好的衣服，也不管里面有多破烂，小孩则想住在超市守着零食，死活不出；另一方面，城市吞噬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徘徊于县城与山里之间的山民无法得到准确定位，在物欲狂欢中逐渐异化。“下山之后，诱惑太多”，现代社会对个体的欲望保持了放纵的态度，于是以游小虎为代表的年轻人很快染上赌瘾（毒瘾）无法自拔，以金柱为代表的年轻人则被性欲裹挟，背叛妻子，“在县城找了个相好”。

值得一提的是，山民存在的问题并不都归结于现代性的冲击，其本身也有落后愚昧的一面，如山民之间的亲亲相隐和某些迷信思想，这些乡村的固有恶疾同样侵蚀着乡土社会的伦理秩序，动摇着精神家园的根基。

（三）哲学家园：山民起源和归宿

《以鸟兽之名》对家园的守望并未停留在物质与精神层面，还上升到了哲学高度。孙频借李建新之口，对山民的物质家园与精神家园融入对过去的想象和对未来的瞻望，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具有理想色彩的哲学家园。

文中的游小龙对山民历史提出了一个终极追问：“我们这些山民到底从哪里来？最后又会到哪里去？”李建新对此的回答是，山民的祖先来自鲜卑、匈奴和历代流民，“被时代带进大山”，而山民的归宿也被时代裹挟带走，“今天化成将来，将来化成将来的将来”。

在李建新的答案里，现在与未来变得无法把握，人的存在面临被时间洪流淹没的危险。这不仅是语言修辞的结果，更是源于孙频对山民历史存在缺失的隐忧。历史是人类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塑造了当下的社会结构，也为未来提供了指引。为了真正获得存在的整体性，人们必须把握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维度的持续性和连贯性。然而，由于文本中对历史真相的质疑被悬置，山民的起源和归宿变得游移不定。那么，他们的哲学家园也就有失去依托的可能。这种对家园的形而上的哲学思索，体现出孙频重建山民哲学家园的努力。一方面对“往昔”进行怀旧式的回忆，另一方面对“未来”进行前瞻式的憧憬，在此基础上，在时空变幻中寻找超越时空的栖息之所。

三、结语

《以鸟兽之名》的“突围”和“守望”，让人们得以从个体生命和群体视野出发，透过现实境遇和历史烟云，看到孙频回归乡土传统的尝试。这种尝试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高瞻远瞩，也是漫长时间里饱含深情的回眸。

（扬州大学）

作者简介：林张弛（2002—），男，江苏苏州人，本科，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师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