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风满楼：时代变动下的精神困境

《樊家铺》是吴组缃在193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它讲述了农村大破产的社会背景下，樊家铺村发生的故事。线子经营的茶棚饭店生意难以为继，谷价暴跌，面临田租、养蚕的经济压力，她多次向母亲借钱不得，丈夫被逼做土匪杀了人，被抓进了监狱，又被班副胁迫拿钱赎人，最终在夜晚混乱中杀害了自己的母亲。

该小说以社会经济的变动为切入点，通过“人吃人”的悲剧揭露了人们陷入精神危机的腐恶社会根源，体现了作者强烈的时代意识。作者不仅关注到社会现实，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农村破产的现实；而且关注到人情世态的冷淡、伦理道德的扭曲和宗教信仰的坍塌。

由经济破产引发的封建宗法制度的衰微与破败，必然导致旧的精神慰藉体系的失效，人们惶惶不安，自然就表现为亲情的疏远、女性的失语、极端的对抗悲剧。本文力图通过社会大环境的变化，结合吴组缃的成长经历，借助文学理论批评，来分析宗教信仰坍塌、人物陷入精神危机的深刻原因。

一、忽喇喇似大厦倾：人的精神困境的表现

在小说中，樊家铺曾经是交通要道，生意红火，人们也生活得十分幸福。但是由于谷价日贱，战乱频繁，线子一家茶棚饭店生意惨淡，养蚕也最终失败，一系列矛盾引发了精神危机。《樊家铺》中的人物精神困境主要表现为三点。

第一，线子和线子娘的亲情的疏远、仇恨。在小说中，线子是在“奶头”上就被送走的童养媳，所以和自己的亲娘并没有深厚的感情基础。她从一开始就被家庭抛弃，原生家庭并不能给她支撑，反而是丈夫狗子成为她唯一的支撑。当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茶棚生意做不下去，稻谷贱卖，交不起田租时，线子多次去向亲娘借钱，但是亲娘宁愿拿着钱去参会，也不愿意帮助自己的女儿女婿。由此，仅靠血脉维系的亲情更加疏离，直到自己的丈夫被抓进监狱，线子的仇恨终于达到了顶点，在一个夜晚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夺去了钱财。

第二，被剥削者在剥削下的强烈精神痛苦。小说中，线子和狗子是被剥削者的集中代表，赵老爷、班副和线子娘是剥削者及想要成为剥削者的代表。所以线子弑母，狗子杀人，实际上都不只是人情冷漠的表现。面对赵老爷的压迫，谷价太低，交不起地租的境况，狗子被迫做了土匪，产生反抗地主阶级的意识和行为。线子也因为多次向母亲借钱都未成功，又因为母亲根深蒂固的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观念，最终在一个夜晚矛盾爆发，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人的悲剧命运背后，实际上是阶级的对抗，与传统罪恶的伦理道德的对抗。

第三，传统宗教信仰体系的坍塌。宗教信仰体系本是维系旧社会的强大武器，小说通过描写线子和狗子从不相信到反抗旧的宗教伦理纲常，来反映传统宗教信仰体系的坍塌。这意味着人们要与过往的思想观念为敌，与此同时，人们必然会有惶惶不安的状态。人们由于精神慰藉的需求而不断寻找新的信仰，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与旧的思想残余对抗，此时新的反抗力量尚且弱小，而旧的三纲五常力量仍然强大，由此反抗者必然陷入精神困境。

二、昏惨惨似灯将尽：精神危机的原因分析

吴组缃不仅用严肃的眼光去审视社会现实，而且还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衰落的原因。线子弑母不仅意味着经济困难下人情冷暖的变化，还说明了封建宗教信仰体系的失败，已经不能产生精神慰藉的作用。当人们陷入精神危机时，旧的宗教体系不能发挥作用，这就要求新的精神依托产生，建立新的信仰体系。

（一）宗教信仰危机

信仰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人的生存繁衍本能，原始人类由于不能与自然抗衡而处于被动状态，且外界的一些刺激会给人类的心理带来很大的打击，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灵上的创伤使得他们迫切需要精神上的慰藉，于是就产生了宗教信仰。

在《樊家铺》中，出现了“地藏王庵”“包头”“菩萨”等关键词，线子娘的“包头”是由做儿子的花钱送到地藏王庵里盖上一个“法印”，拿回来给娘系在发额之间，要带到进棺材的。这个东西，代表着到了阴间可以减刑赎罪。“地藏王庵”里的“莲师父”在小说中则承担着传达“地藏菩萨”意旨的作用。

包括文中出现的“还愿的神烛”“龙头拐杖”等也都是宗教信仰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人们在客观物品上寄托鬼神魂灵等的意志；不能把“骨头送到外乡”，也就是传统叶落归根的思想，以及传统的性别观念：“嫁出门外的女，泼出门外的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这些都是传统的宗教信仰体系的内容，小说正是通过这些日常生活细节的变化来说明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教体系已经松动坍塌，人们在宗教神灵上的精神支撑难以继续维系。

一方面，小说多次强调象征着孝道的“地藏菩萨”，说明宗教伦理的存在，尤其在线子娘、莲师父的身上表现得最明显。另一方面，又写出线子娘和线子之间的矛盾，以及狗子选择被逼做土匪所杀害的正是“地藏王庵”的人。在这样鲜明的对比下，更能凸显出现实的荒谬。在“你不杀人，人就杀你”的残酷现实下，线子夫妇的反抗意识最终迸发，达到顶峰，造成悲剧，说明了所谓的宗教早已没有了抚慰心灵的作用，不再能提供精神上的支撑，揭示了宗教伦理信仰体系的坍塌。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所表达的已经不仅仅是人性的冷漠、扭曲，更是揭示了旧有的精神慰藉体系的失效。

当宗教不能再发挥强大的精神慰藉作用时，面对残酷的现实环境，人的心灵必然处于极大的不安状态中，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出现问题，由此引发一系列悲剧，这也是小说人物悲剧命运产生的内在逻辑。

（二）女性失语危机

我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和宗教文化传统始终以男权为中心，在这种社会强权下，妇女必须遵守“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规则。女性的境遇很是凄惨，不仅要承受现实的生存压力，还要在心理上屈服于强权，遭受极大的精神折磨。在生理和心理长期积压的压力下，必然会反抗，一种由精神痛苦到极点而爆发的反抗。

在《樊家铺》中有两类女性失语的典型，一类是以线子为代表的在痛苦下爆发强烈反抗意识，并且走上反抗道路的女性；一类是以线子娘为代表的浸淫封建伦理太久而“牙痛不自知”的女性，她们虽然深受其害，但是并未觉醒，反而成为维护罪恶制度的帮凶，这是更加悲剧的存在。

线子作为小说中的悲剧主人公，一直深受封建伦理的残害，是女性“失语”的典型：线子是从“奶头上”送走的童养媳，从小就是被抛弃的那一个；嫁为人妇后，向自己的亲娘求助借钱时，却被拒绝，成为“嫁出门外的女，泼出门外的水”；当狗子要去冒险杀人时，尽管线子表达了极度的担忧和惊恐，但是没有任何作用，最终狗子被抓进监狱。线子在亲人面前没有话语权，还要被外面利欲熏心的“班副”逼着筹钱救丈夫，在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打压下，内心的苦闷不断累积，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

线子娘是女性失语的另一个典型，她不仅自己深受传统制度的伤害，还执迷不悟地宣扬维护这种罪恶的制度。在文中可以看到，线子娘是自私自利、狡猾的代表，她的身上已经沾染了赵老爷的自私作风，唯利是图，坚定维护赵老爷代表的阶级利益。当线子、狗子产生反抗意识时，线子娘对其进行冷嘲热讽和打压。除了维护剥削者的利益外，线子娘还维护着男性的强权地位。在小说中，这一点集中表现为线子娘十分关心自己的儿子，拜托赵老爷为他们求得谋生的职位，却丝毫不关心女儿的死活，欺骗女儿自己没钱，拿着自己的钱去参加“摇会”，也不借钱给“半筹莫展”的女儿。

“失语”现象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女性群体权利地位的缺失。女性处于这样被长期压迫的情况下，一旦社会处于失序状态，觉醒的女性就会极力对抗旧的封建宗法制度。线子承担着现实生存的压力、亲娘的抛弃与精神打压、丈夫的无视，当这种压力达到线子的承受极限时，她就会爆发出反抗意识。但是在宗教伦理体系坍塌的过程中，新的精神慰藉尚未建立起来，人们又普遍会陷入心理的无依靠状态中。所以，线子弑母的悲剧，并不只是个体悲剧，而是在社会巨变下的群体的精神危机。

三、气昂昂似万木春：精神困境下出路何在？

从作者经历来看，吴组缃出生在泾县茂林村，一个皖南山区。他十一岁就接触到“五四”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也看到封建宗教对人的残害有多严重。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发展，吴组缃的反抗封建剥削、为无产阶级斗争的社会责任意识也不断增强，其小说《樊家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书写出来的。

首先，从小说情节来看，线子和狗子在被剥削的同时产生了反抗意识，这实际上反映了精神危机是由现实困境引发的。线子娘在西门赞治第赵老爷家做了九年工，和他们的感情不断加深，用原文中的话说是“东家也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东家”。并且线子娘从赵老爷这里得了恩惠，不仅能够拿到工钱，而且还托赵老爷的关系让两个儿子谋了个好位置。所以线子娘有很强的奴化和维护剥削阶层的意识，她不同于线子和狗子，线子和狗子是单纯的农民，是稻谷丰收、谷价却从二块五降到一块六，遭受着田租剥削，活不下去的农民的代表。赵老爷是他们的东家，是“漆黑铁硬”“烂了心肝的阎王”，所以他们被逼得已经不能靠种地、开茶棚饭店活下去了。

其次，小说不仅从精神危机的产生反映了罪恶制度的反动性，而且通过线子和狗子的行为揭示了罪恶制度被消灭的必然性。在小说中，线子和狗子在“杀人不见血”的剥削下苦不堪言，最终狗子发出“老子要杀人”的呼喊，不反抗就活不下去，要想活下去，就得杀人做土匪！在这种环境下，这种反抗意识是非常可贵、进步的。线子娘和线子夫妇是有明显的阶层意识的区别的，线子对娘的反抗，正是被剥削者对剥削者的反抗，旧的宗教伦理体系是维护剥削者的统治的，所以线子娘会极力地维护、坚守宗教，并且试图影响其他人去相信。但线子夫妇是被剥削者的代表，他们已经被逼上了绝路，不会再去维护所谓的宗教伦理，他们还要去不断壮大自己萌发的反抗意识，在“人吃人”的黑暗中生存下去。

最后，精神困境下的出路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暴力反抗和精神解放。暴力反抗表现为人们遭受封建宗法制度残害后，不仅产生了反抗意识，而且付诸行动杀了人。这种暴力反抗只是对过去否定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用科学、民主的精神信仰体系去满足新的精神慰藉需求。反抗意识只是这一新的精神慰藉体系的萌芽，精神解放需要人们在痛苦中觉醒，并且团结起来，自觉抛弃旧的不合理的宗教伦理规范，建立新的精神信仰体系。实际上文本之内展现的反抗意识和文本之外的现实主义精神内涵正预示着新的信仰时代的到来。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小说的创作背景、内容的分析，探究作品中对黑暗的批判和对光明未来的呼喊。吴组缃关注到乡村女性的精神压力，以及生存压力下的劳苦大众行动上的反抗、精神上的反抗，最终以弑母、谋财害命的悲剧的形式发生，意味着封建正统的失控与坍塌，人们正在经历着一场精神的斗争与救赎。

（湘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