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理水》中大禹人物形象的塑造

鲁迅在晚年写《理水》，是由他对大禹崇拜与景仰的情感、对大禹文化的认识与研究和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背景共同决定的。鲁迅塑造出大禹智慧贤明、实事求是、为民请命、公而忘私的实干家形象来礼赞那些“中国的脊梁”，高度赞扬大禹的实干精神和革新精神，同时尖锐地讽刺了当时社会上迂腐守旧、空想做学问的学者和大腹便便、阿谀奉承的贪官。

《理水》是鲁迅作于1935年的一篇小说，在收入《故事新编》之前没有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理水》以大禹治水的故事为框架，将现代元素融入古代神话故事来针砭时事、讽喻现实。大禹是鲁迅先生所赞扬的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鲁迅通过塑造反面人物形象来衬托大禹的形象，刻画了具有实干精神和革新精神的大禹形象，凸显了像大禹这样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先驱者的刚硬风骨。

一、鲁迅所处环境对大禹形象塑造的影响

大禹是古代神话传说故事大禹治水中的主人公，是我国古代的治水英雄，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创造者。三皇五帝时期，黄河泛滥，鲧、禹父子二人受命于尧、舜二帝，负责治水。《史记·夏本纪》中记载：“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鲧被流放到羽山，禹接替父任，奉命治水。大禹从父亲鲧治水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不再用“堵”的办法，改用“导”的方法。为了治理洪水，大禹长年在外与民众一起奋斗，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治水13年，耗尽了心血与体力，舍身求法，终于完成了治水的大业，为百姓谋得了安宁。他是鲁迅眼中“民族的脊梁”。

大禹文化的滋养为鲁迅的创作提供了动力，鲁迅对大禹文化的情结幼年时就初现端倪。鲁迅从小对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十分感兴趣，这些故事传说不仅满足了他幼年时期的好奇心，丰富了他的想象力，更成为他成年后创作的资源。鲁迅身处大禹古迹地，喜爱游览参观绍兴禹庙，从他的作品中便可窥见一二。鲁迅在《集外集拾遗补编·辛亥游录》中记叙道：“三月十八日，晴。出稽山门可六七里，至于禹祠。”在《古籍序跋集·会稽郡故书杂集序》他又说：“十年已后，归于会稽。禹勾践之遗迹故在。”鲁迅在大禹文化的浸润下成长，对大禹的崇拜与敬仰根深蒂固。鲁迅在《集外集拾遗补编·〈越铎〉出世辞》中写道：“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鲁迅借故乡人民承继大禹勤劳俭朴的风气来称赞大禹。在鲁迅心目中，大禹是古代神话中治理洪水的英雄，是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民族脊梁。从小浸润在大禹文化中使鲁迅对大禹的事迹极为关注，这影响了他对大禹形象的塑造。

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背景为鲁迅选择大禹作为创作对象提供了外在动力。当时中国政局动荡，日本加紧侵华，国民党实行卖国政策，民不聊生。鲁迅迫切地想要挽救中华民族，他需要一个能救中华民族于危急存亡的人物，大禹这一“民族的脊梁”的形象正符合他的热切期盼。

文章开篇引用《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描绘出洪水为害的惨烈场景，这与20世纪30年代黄河流域发生的洪灾有关。1933年七八月间，黄河流域发生了重大洪灾，受灾面积波及河北、河南、山东、江苏、陕西等省份，其中河北、河南、山东三个省份的灾情最为严重，百姓民不聊生。面对这样重大的灾情，国民党当局并未采取有效措施，不仅不救济灾民，反而借助“视察”的名义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同样是洪水为害、百姓受难，国民党的态度与大禹截然相反，这间接促使鲁迅选择大禹作为写作对象。与此同时，文化界也是充满争论。1932年10月，北平文教界江瀚等人向国民党政府建议明定北平为“文化城”。鲁迅在《伪自由书·崇实》中对此表明了态度：“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鲁迅讽刺那些所谓“学者”表面上爱国，实际将北平视为财物，同国民党政府投降卖国政策的行径如出一辙。

二、鲁迅对大禹形象的塑造

鲁迅刻画大禹的形象时没有直接对大禹进行正面描写，而是通过塑造因循守旧、无知妄言的学者和贪图享乐、不干实事的官员这两类人物形象来反衬大禹实干家的形象。

大禹的形象在学者和愚民的交谈中初步显现。大禹的父亲治了九年的水无功被贬，作为儿子的大禹接替过治水的重任，舍身为民。“文化山”上的学者吃着“奇肱国”送来的食粮无所作为，对大禹的存在持否定态度。拿拄杖的学者凭借对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的片面研究，判定“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鲧的儿子的话”；鸟头先生依凭他的考据学断定“‘禹’是一条虫”，并且花掉二十七天时间在树身上用很小的蝌蚪文写上抹杀禹的考据。这些所谓的“学者”依靠外国的食粮供给，聚集在山上做荒诞的研究，大禹在他们眼中是虚无的、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他们空想做学问，不愿像大禹一样通过实践寻求出路，为百姓谋福利。鲁迅用“文化山”上的学者影射当时文化界一些无知妄言的学者。“拿拄杖的学者”暗指“优生学家”潘光旦，他照搬欧美国家某些资产阶级学者关于人种的“学说”；“鸟头先生”暗指考据学家顾颉刚，他曾据《说文解字》对“鲧”字和“禹”字的解释死板地咬定鲧是鱼、禹是蜥蜴之类的虫。鲁迅通过对学者形象的刻画犀利地讽刺了当时社会上一些自负、愚蠢、死板、故弄玄虚的人。他们不进行科学考证就否定大禹的存在，否定自己先祖的存在，否定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大禹的形象在大禹与官员的对话中逐渐立体。小说文本详写了大员的“考察”情况和大禹同官员的对话，刻画出贪污腐败、不干实事的官员形象，反衬大禹为民请命、公而忘私的实干家形象。鲁迅对官员出场的刻画是这样的：“有两位中年的胖胖的大员出现，约略二十个穿虎皮的武士簇拥着，和迎接的人们一同到最高巅的石屋里去了。”大员们极其敷衍地考察之后回到京都，在局里大摆宴席，讲沿途风景、赏鉴字体、品察民食，这时大禹出场了：“局外面也起了一阵喧嚷。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破旧，竟冲破了断绝交通的界线，闯到局里来了。”这里，官员与大禹的出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官员先出场，他们是“胖胖的”、由二十个穿虎皮的武士簇拥着的。而大禹后出场，他是“面目黧黑，衣服破旧”的，跟他的随员们“一群乞丐似的大汉”一齐闯进来。同样是去灾区考察，大员们和大禹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大禹带领随员奔进局后，那群要员的酒意都被吓退了，纷纷都想躲避。接着作者对大禹的形象进行了细节描写：“禹便一径跨到席上……或者生了鹤膝风罢，并不屈膝而坐，却伸开了两脚，把大脚底对着大员们，又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鹤膝风”是中医病名，结核性关节炎的一种，得了关节炎的腿和布满了老茧的脚底是大禹为民请命的有力证明，这与那些大员的大腹便便、贪污腐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禹的沉默和他脚底的老茧是对那些官员的蔑视。面对属员“恭敬”的问候，大禹不予理睬，只关心他们对百姓实际生活的考察情况。鲁迅塑造大禹形象时着墨不多，但每一笔都有力地刻画了大禹的舍身为民、不拘小节、公而忘私，塑造出大禹“民族的脊梁”这样一个实干家的

形象。

三、鲁迅塑造的大禹形象的精神内核

鲁迅塑造的大禹的精神内核是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实干精神和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革新精神，小说文本最后写到大禹回京后态度的改变，带有一丝批判的意味。但是鲁迅并没有否定大禹形象的精神内核，基本还原了历史上大禹这位治水英雄的光辉形象。

（一）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实干精神

作者对大禹治水前确定治水方针的场景和治水成功后的盛况进行描写，把他放在“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这一洪水为害的环境里，逐步刻画出大禹脚踏实地、忠心为民的精神内核。小说文本没有明确写大禹治水的经过，对大禹的刻画也着墨不多。

小说的前两节大禹从未露面，只存在于学者和愚民的争论间。学者和愚民都只听说大禹要接替治理洪水的任务，却并没有见过他，这侧面表明了大禹的默默无闻。大禹深入民众，考察灾情，无暇顾及学者或是愚民对他的揣测。小说的第三节大禹才第一次露面。大禹及其随员奔进局里，作者对大禹的刻画是：“头一个虽然面貌黑瘦，但从神情上，也就认识他正是禹。”“面貌黑瘦”这四个字暗示大禹为了治水日夜操劳。天天坐在屋子里悠然自得地吃着搜刮来的民食的官员是不可能面貌黑瘦的，只有埋头苦干的实干家才会面目黧黑、瘦骨伶仃。大禹显然是后者，他是真正关心民众疾苦的，时刻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跟那些打着考察的名义搜刮民脂民膏、坐在宴席上侃侃而谈的官员完全不同。大禹和他的随从们“面目黧黑，衣服破旧”，都是一心为民、不辞劳苦的实干家。大禹“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足以说明他为治水奔波劳苦。另外，官员在局子里大摆筵席时，禹太太在门外“走过自家的门口，看也不进来看一下”的叫骂表明大禹为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更是体现出大禹舍己为民、舍小家顾大家的无私与伟大。

（二）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革新精神

大禹治水时没有完全照搬父亲的法子，而是对父亲治水的方法进行反思与革新，他得出结论：父亲“湮”的方法是错误的，应该用“导”。大禹的这种新方法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经过了实地考察得出来的。他把这个想法告知官员，并问他们的意见。迂腐守旧的官员依然持着固有思想，有的悄悄激愤地说“这是蚩尤的法子”，表示对他的不满，认为他用蚩尤的方法妖言惑众；有的试图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样陈腐的封建礼教禁锢大禹的革新思想。大禹对此只是微微一笑，因为他清楚的革新是有现实依据的，是十分明智的。大禹实地察看了山川河泽的地形，征求了百姓群众的意见，相信自己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导”的方法。大禹不在意那些因循守旧、纸上谈兵的人对自己、对父亲的看法，也不拘泥于旧的规则，他宁肯遭受所有人的非议，也坚持使用自己实践出来的方法。小说第四节说大禹走后京城的境况逐渐好转，表明大禹的革新方法是正确的、有效的。这根源在于大禹具有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革新精神。

（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作者简介：吴祎涵（2002—），女，河南南阳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