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聊斋志异》中的人情化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众多聊斋世界里的角色，其中一些女性的塑造尤为引人注意。她们拥有百般情性，在当时的社会中，她们的喜怒哀乐才是真正的性情。这是蒲松龄自我情性的转移，将现实世界的冷酷无情异化内转为对聊斋女性的人情化塑造，以疏解内心的忧闷。本文将从蒲松龄个人的性与情出发，探看其性情之下的女性。

一、蒲松龄之性与情

人性之下蕴含的是丰富且真挚的感情，究其根本还在一个“情”字。那何为情呢？据孔颖达疏《易·乾·文言》，“利贞者，性情也”之“情”为“情者，性之欲也”。由此可知，心中之感未发则为“性”，“性”向外所发则为“情”。情之所系是心之不如意，蒲松龄之性是在生活中面临的种种不如意与愤懑，他的情便是呈现于狐鬼花妖世界里对现实的反叛、对生命的思考、对生活的向往。

（一）性发为情

蒲松龄是一个浪漫而又敏感的文人，现世里的各种经历更容易激发他的内在之性。一半是科举场上的半生挣扎，一半是建立功业的一腔热情；一半是满身才华无人问津，一半是对知己朋友的渴望；一半是社会的狡诈黑暗，一半是对美满世俗生活的向往……身体与心灵的双重煎熬、现实与幻想的多重碰撞让蒲松龄积攒满了忧愁苦闷，这是他内心所萌发的性。于是他便把自己这内在之性发为情，以聊斋世界感受内心真实的性灵世界。

在聊斋世界里，蒲松龄的性发为情可以体现在方方面面。作为没落的书香世家后代，他对考取功名一事极为专注，科场上的半生奋斗半生挣扎，使他内心积攒着“身尽泥涂，极力腾跃，尺余辄堕”的抑郁孤愤之情。而在书屋刻苦攻读的孤独与精神上的苦闷，使他有“使人恨不遇丁生耳”的无奈感慨之情。家境的贫寒与父亲对佛教的信仰，使他有了“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的哲学思考。早年婚姻险遭阻拦的经历，使其十分推崇“性纯孝，制行不苟，又笃于学”的择婿标准，与受到不公平对待的穷书生产生共鸣之情。性格凶悍的大嫂又刺激着蒲松龄大呼“床上夜叉坐，任金刚亦须低眉；釜底毒烟生，即铁汉无能强项”。当其从书屋走向社会后，他对统治阶级“官宰悠悠竖人毛发”的黑暗腐败充满愤怒之情；对百姓“戢耳听食，莫敢喘息”则满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可奈何之情。当然也有对那些智勇双全，敢于同不公平和命运作斗争的“义烈发于血诚，非直勇也，智亦异焉”英雄的欣赏之情；对于纯真的爱情也充满赞美和向往之情，等等。这些都是蒲松龄由现实中所滋生出的内在之性而在聊斋世界中发为情的表现。

在这多重碰撞之中，最使蒲松龄难以自我疏解的是他对科举的执念。正如《叶生》篇中的叶生，他一生都在为科举奋斗进取，甚至连死去后的灵魂还在考，这注定他的一生是无法避免的悲剧结局。但其实他的悲剧不在于才华不被人认可，无处施展，而是他毕生为之努力奋斗挣扎的正是导致他毁灭的，但他至死都没有明白。蒲松龄在叶生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对叶生有同情怜悯之情。不过在同情之外，蒲松龄明显意识到了封建科举制度的不合理，但在科举时代的环境下，他只能沿着这路一直走下去，这也是他性格和认识上的悲剧。

蒲松龄在苦闷的现实里所产生的一切心之性，转化为他自己所渴望的理想的生活状态。这种愿望逐渐生根发芽，化成对芸芸众生的悲悯之情、对科场潦倒的抑郁孤愤之情、对英雄的赞美之情、对灵动女性的欣赏之情，等等。于此他的性便可发为情，便有了他所满意的聊斋中的人情化世界。

（二）内化生情

现实和幻想碰撞之下的苦闷无处可发，既然对现实世界的企望已无可能，那就只能继续借助幻想中的世界，变一切现实中的不可能为可能。于是蒲松龄把他的情性加以内化，赋予一切以生命，让万物有灵，使其具有人情化的特点，从而在幻境中达成愿望。这种赋予万物以生命获得人情化的方式，是蒲松龄将自我之真情内化生发到万事万物之上达成的。

例如，《柳秀才》主要讲述了亲民爱民的沂水县令请求柳秀才指点解决蝗灾的故事，篇中的沂水县令担忧蝗灾，于梦中遇到一“峨冠绿衣，状貌修伟”的秀才，告诉他去求蝗神可以防御蝗灾。县令听其建议，在道上捧酒跪拜迎接蝗神，哀求其免去沂水县的蝗灾，果然之后蝗虫飞来“不落禾田”，只飞到杨柳树上，“过处杨柳叶都尽”。后来县令反应过来，自己梦中的绿衣秀才实则是柳神。虽然故事中对柳神的着墨并不多，但柳神以牺牲自己的身躯造福乡梓的形象却十分鲜明。蒲松龄赋予杨柳树以生命，让其成为柳神，救沂水县于蝗灾之中，使其具有了人情化的特点，柳神形象与现实中酷虐残暴的统治阶层也形成了鲜明对比。

再如《花姑子》，这是一篇典型的动物报恩式故事，篇中还夹杂着花姑子与安幼舆的爱情故事。起因是贡生安幼舆曾在华山道上买下了被猎获的獐子放生，这只獐子就是花姑子的父亲。獐子为报当年放生之恩，将安幼舆带回家，使其免葬身于白蛇精之口，花姑子就在此时和安幼舆相见。花姑子开始仅把安幼舆当作恩人对待，后来被安幼舆的真情所打动，便冒险和安幼舆相恋。在故事的高潮部分，安幼舆去山中寻找花姑子，不想被白蛇精冒充的花姑子杀害，花姑子父亲以“坏道代郎死”，花姑子以“业行已损其七”为代价，终于救了安幼舆。其中花姑子救治安幼舆的部分尤为真挚感人，如“花姑子煨酒”“花姑子深夜慰问”“花姑子吊死问伤”等，这真情无异于人间之少女。花姑子一家虽然是獐子精，但是他们为了报答恩人宁愿损耗自身修行，这种高尚的情操和品德是蒲松龄要赞美的。放生动物本就是一种善举，不求得到什么回报，但蒲松龄给了獐子人情化的特点，让他们从被救一方的角度实施报恩，是知恩图报的典型。然而作者借异史氏之口说：“蒙恩衔结，至于没齿，则人有惭于禽兽者矣。”可见，在当时世态炎凉的社会环境中，这样的人情已经很少见了。

斑驳复杂的现实与内心的自我坚守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让非人类的异域世界里的狐鬼花妖扮演理想角色、构建完美世界，无疑是一个好方法。聊斋世界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石，点点滴滴都渗透着蒲松龄赋予它们的灵性，富有人情。这里的世界万物有灵。虽为鬼魂，却能够保持心性“不异之乎其再生，而异之乎其入纷华靡丽之乡，而能绝人以逃世也”的长清僧；虽为动物，却和养蛇人有“乃恋恋有故人之意”的小青蛇；与车生“促膝欢饮”的狐狸酒友；还有绿蜂幻化的温柔美丽的少女，浪漫优雅、清气袭人的荷花三娘子；也有可爱的粉花树和小白石缸，尤其是充满灵气的小白石缸，等等。蒲松龄能够依靠那颗真挚的心把自我之性内化而生为情，用爱、用自我之性灵给了万物生命与人情。在聊斋世界里彰显他的真性情，实则是想要借此祛除遮蔽灵性的丑恶世俗，恢复性情之本真、做真实的自己。性灵表现在内，人情表现在外，他的世界满是真情，他好奇、爱幻想，用浓烈的情感和浪漫的笔调演绎着人间真情。

二、聊斋女性之人情化

若说蒲松龄想要借用现实与幻境的转换表达自我，塑造万物有灵、人间有情的性灵世界，那么他笔下那些奇幻、浪漫的狐鬼花妖的世界则最能抓住蒲松龄的心，也最能体现他富有人情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幽冥异域的世界里，蒲松龄用来传达感情的主要人物多数是女性。

（一）现世的束缚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夫文章者……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可见，文章的一个重要功用就是对世人加以劝导和规谏，从而陶冶性灵。蒲松龄是历经明清之际乱世的杰出文学家，他打造的奇幻瑰丽的聊斋世界必然有“从容讽谏”的功能。社会凋敝下的人格极易扭曲变态，这种扭曲也最容易产生劝诫作用，其笔下的丑恶女性形象即有此类作用。

封建社会充满着各种道德说教，处处压抑人性，女性通常受到严格的约束。那些条条框框的规定犹如一座座禁锢她们的隐形牢笼，无法逃避也无法冲出。她们无法自主追求爱情、婚姻、人生，假使有勇敢的女性迈出打破禁忌的第一步，就会被认定违背了伦理道德，受到来自各方的唾弃，甚至是被至亲抛弃。自然地，在这种变形的社会约束下，不可避免会产生人格上的异化，加之社会动乱，人心更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

《聊斋志异》中不乏负面女性形象。这些女性的出现多半是由于蒲松龄那个曾经发生过分裂的大家庭。他性格凶悍的大嫂对于蒲松龄一心钻研科举和文学而不事生产的行为极为不满，因此经常吵闹。这极大地刺激了蒲松龄，于是就有了聊斋里刻画得入木三分的悍妒妇形象，这些形象都是蒲松龄依据现实而创造的。如江城就是一个典型的悍妇形象，蒲松龄在文中还用“胭脂虎”代称江城。她的狠毒泼辣不仅用于高蕃（“以针刺两股殆遍，乃卧以下床，醒则骂之”），还用于高蕃的朋友（“暗以巴豆投汤中而进之。未几，吐利不可堪，奄存气息”）、用于亲人（“以杵击之，仆；裂袴而痛楚焉。齿落唇缺，遗失溲便”）。但相比江城，《马介甫》里的尹氏更加悍妬，对杨万石的毒打凌辱更加可怕，对杨万石的父亲也是极尽侮辱，如“就翁身条条割裂，批颊而摘翁髭”，甚至将毒手伸向妯娌家的孩子，“朝夕受鞭楚，俟家人食讫。始啖以冷块”。这些恶毒行为简直令人发指，让人不由惊叹世上竟有如此悍妇、妒妇。蒲松龄借文笔极尽夸张展示现世束缚下人格的变异，实则是想要突破一层层来自现世的束缚，给予人自由。

蒲松龄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非凡气质决定了他的文学不是一味营造浪漫的幻想，给自己打造理想家园，更重要的是用文学反映现实，劝诫世人。悍妒妇的形象是对当时一些夫妻之间婚姻不和睦现象的反映，就像他借异史氏之口说：“惧内，天下之通病也。然不意天壤之间，乃有杨郎，宁非变异？”文学不就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吗？于是，让原本灵动美好的女性异化，是蒲松龄反映现世的最好材料。女性受到的压抑，天然的性情之态无处释放，进一步演化为人格的异化，这便是蒲松龄在现实束缚里所要彰显的女性与性情。

（二）异世的不羁

女性向来具有灵动活泼的特质，这种气质正符合蒲松龄对大众女性的美好想象与祝愿，这同时也是蒲松龄在悍妒妇的现实冲击下产生的内心影射。在备受人性压抑的时代，女性的不自由以及这些不自由给她们造成的伤害，也对心思细腻的蒲松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要在自己的世界为女性打开那早已锈迹斑斑的牢笼，让她们拥有百样的性情，享受自由的人生。因此，他要借狐鬼花妖的不羁性情传达世间女性也应具有的朴素品质。她们应该有简单的“五性”（喜、怒、郁、惧、忧），也应该有善良美好的心灵，更应该有冲破束缚、挣脱命运桎梏的胆识和勇气。然而不论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如何，都是蒲松龄自我内心之情性的结晶，是他性灵情怀的抒发，也是其人情化表述的重要对象。

蒲松龄笔下的女性多为女鬼、女妖、狐仙等异类，但蒲松龄赋予了她们人情化的品质，集中表现为才貌双全、有勇有谋、有情有义等特点，寄予着蒲松龄对女性、对生活的美好想象。

富有个性主张的女性拥有突破封建伦理束缚的自主人格，并大胆追求爱情婚姻，充满着自由浪漫。《青梅》中的婢女青梅钦慕张生的贤德，努力为自己争取幸福，并对张生说：“徒以君贤，故愿自托。”后面又写阿喜历经艰辛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嫁给张生，而这一切都是青梅在主导。在《娇娜》中，娇娜为了给孔生治病，在众人面前“敛羞容，揄长袖，就榻珍视”，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体现了女性在人际交往方面的个性开放。这些故事中的女性大胆开放，勇于追求自由，流露出她们身上的真情美和人性美，这正是蒲松龄想要表达的人情化。

蒲松龄笔下聪慧善良的女性不仅外表美丽，而且还聪明善良，充满灵性。无论是照顾家庭还是做生意，都能处理得井井有条。这些充满智慧的女性是蒲松龄对女性美好品性的向往，是对现实中女性的一些期望。比如，在《红玉》中，秀才冯相如在狐女红玉的帮助下结婚生子，还重振了家业。其中一段描述红玉治家劳作：“遂出金治织具，租田数十亩，雇佣耕作。荷镵诛茅，牵萝补屋，日以为常。”可见红玉非一般柔弱女子，她用自己的勤劳聪慧使得冯家的生活蒸蒸日上。在《小翠》里，狐狸小翠天真烂漫，为了报恩嫁给了王御史家的傻儿子，假扮宰相在街巷里招摇，还穿上皇帝的官服戏弄王御史家的政敌，用恶作剧的方式巧妙地让王御史一家避免了政敌的陷害，除去了隐患。《聊斋志异》中塑造了许多与时代不同的异类女性，她们用自己的浓郁而又热烈的真情在故事里熠熠生辉。

对于坚忍勇敢的女性形象，蒲松龄实际是为了打破封建社会女性被男性压迫的思想禁锢而塑造的，她们有着鲜明的个性、独立的人格。例如《庚娘》，庚娘作为一个妇女能见微知著，敏锐察觉到危险的到来，危险发生后也能独自一人从容面对，麻痹敌人，寻找机会搏杀仇敌，她的胆大心细、有条不紊和惊人的应变能力是最突出的特点；又如《商三官》，三官的父亲被势豪所杀，在官府不能主持公道的情况下，三官乔装易服，手刃仇人，她的决断、沉静、理智是许多男性也无法做到的。她们在自己和家人受到压迫时的勇敢反抗，在困境面前表现出的胆识和坚毅不输男儿。

那些痴情忠贞的女性形象也极为灵动。她们为了爱人甘愿付出，即便是生命。在《宦娘》里，宦娘倾慕温如春的琴音，然而身为鬼魂的她却爱而不得，流连人间只为温如春寻觅知音，即便没有选择爱的权利，却依旧为爱甘愿奉献自己，最终在遗憾中独自落幕。《罗刹海市》里的龙女与马骥分别时没有小儿女姿态，反倒深明大义，“此后妾为君贞，君为妾义，两地同心，即伉俪也，何必旦夕相守，乃谓之偕老乎？”更是在两年后的书信里说道：“妾此生不二，之死靡它。”龙女的忠贞痴情令人动容，这份钟情可谓难得。蒲松龄笔下这些痴情忠贞的女性都有一颗至真至诚的心。

这些形象鲜明饱满的女性洋溢着真善美的光辉，饱含着自由浪漫的气息。在思想倍受束缚的封建时代里，她们的出现无疑是对封建传统体制的有力反抗和冲击。蒲松龄挥动他极尽浪漫想象的如椽大笔，打破社会、家庭对女性的无理规范，塑造了一个个形象鲜活饱满、富有人情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实实在在地体现着异世里的不羁，她们的善良、聪慧、勇敢，对自由的向往、憧憬，充满了灵动的气息。这是蒲松龄赋予她们的人情化，在当时社会甚至是当代社会中都是大众对女性的美好向往。

三、结语

人们常说，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此话一出，似乎无尽暗夜里突然出现一束暖阳，再大的困难都将迎刃而解。然而，在蒲松龄生活的时代，朝代更迭之际，官僚阶级残暴酷虐，社会环境凋敝荒蛮，人际交往尽是世态炎凉，就此带来的是人性的变异、人心的异化，各种丑陋之事暴露出来，现世的困境束缚住了人们，也困住了蒲松龄。但生性浪漫爱幻想的蒲松龄注定不同。虽然身体在这束缚之下，但心却跳出牢笼，思绪开始飞扬，性情开始萌发，纸卷有了笔墨的痕迹，灵动多情的女性跃然纸上。在晚风吹荡的竹林里，在烛光摇曳的书屋外，在书生亦真亦幻的睡梦中，一个个曼妙多姿的身影出现了。她们或天真烂漫，或坚毅笃定，或果敢无畏，这些人情化的特点，是蒲松龄在黑暗现实的束缚中、在个人的生存苦闷之下，将自我之性情内化而成的，寄予着的是蒲松龄对现实人性压抑的反抗、对美好生活的想象。

（喀什大学）

作者简介：郝鹏锦（1996—），女，山西大同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