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视域下解读《恐慌》中的荒谬困境

《恐慌》是日本现代著名作家开高健的处女作。该小说中隐含着深刻的存在主义思想，本文试图从存在主义哲学中的荒谬困境思想出发，结合政治历史背景探究《恐慌》中的生存困境与社会现实困境。

一、《恐慌》的创作背景和相关研究

1957年，日本作家开高健凭借处女作《恐慌》在日本文坛崭露头角，该作在日本文坛上引发轰动，获得一致好评。文学评论家平野谦称《恐慌》是“这个月最上等的佳作”。对于1955年左右登上文坛的开高健而言，当时日本社会整体氛围和日常生存景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的生存意识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时代变化，将目光聚焦到二战后日本社会中人类的生存危机和现实社会环境。《恐慌》作为开高健文学创作的新起点，其中既有对“集团和个人”的思考，也有对日本战后经济恢复期和高速增长期“人”生命意义的极大关注。

开高健的高中与大学时代正处于二战中后期，这是他文学素养形成的关键时期。在当时日本青年非常尊崇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潮流下，开高健也深受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

关于《恐慌》的先行研究，项盛恺对小说中“组织与个人”的主题进行了新的阐释，张凯丽探究了开高健小说中所蕴含的批判意识，杨华关注于《恐慌》主人公性格的设定与主题的彰显等，大多集中于群体论、集团与个人的关系、人物主题等方面，鲜少有研究涉及存在主义思想。因此，为补充先行研究的不足，本文试图从存在主义哲学中的荒谬困境思想出发，结合1957年《恐慌》出版前日本近代政治历史背景，探究开高健对战后日本社会中人类的生存危机及既定社会现实秩序等荒谬困境的独到观察和解读。

二、存在主义中荒谬困境的内涵

存在主义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首次提出存在主义的概念，第一次将“存在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称谓进行解释与运用。加缪、萨特等存在主义哲学家纷纷提出了各自的主张。

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生灵涂炭让人们开始质疑一直以来所信奉的上帝真理性，当战争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痛苦和悲伤时，上帝并未出现给予救赎。信仰开始崩塌，神的消失、上帝的死亡导致人们与现实世界之间产生了一种疏离感，即在人的价值观、行为方式与现世秩序的猛烈碰撞中，人被现实的历史环境所控制，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人的存在只不过是“毫无道理的出生，因软弱而延续，因偶然而死亡”，人们生活在充满偶然性、不确定性的生存困境之中。在这样的困境中，人产生了焦虑、烦闷的情绪，对余生该怎样活着、生存于世的真正意义是什么等问题没有答案，茫然，不知所措。

在现实的生活和社会交往过程中，人的行动会受到各种各样既定现实秩序的束缚和限制。重新建构自身意识、接受既定秩序的统治和支配成为个体融入社会生活的前提条件，在持续的解构和重建自我意识的过程中，个体深感自身的局限性和客观世界的荒谬不经从而产生迷茫、困顿的心理。因此，荒谬产生于理性的思维与非理性的客观世界的冲突之中。

荒谬是人的主观意识对于外部世界的一种领悟，是现代人陷入一个无意义的世界困境时产生的巨大悲剧感。人对统一的渴求与世界的非理性之间的一种根本的对立与离异构成了没有上帝和规律的现代人的荒谬感。

三、荒谬的生存困境——鼠灾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一切发生的事物都没有任何理性依存和必然理由，人被历史环境所限制，活在充满不确定性的荒谬世界中，从而被笼罩在无助和绝望之中。《恐慌》中描写人类治鼠失败的过程，充分体现出存在主义哲学所强调的“人生的虚无与徒劳”。

小说中介绍高原上的矮竹花时隔120年再次开花结果，在没有耕种的情况下这种低级植物的复苏让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无论怎么烧，怎么割，都无法将矮竹花消灭干净。到了秋天时，不计其数的矮竹花扩散到河流野外、湖泊岸边、山林地区、高原等，茁壮生长，无一枯死。人们不知道矮竹花突然开花结果的原因，所以谁也不去收割压弯了树枝的矮竹花果实，任由它覆盖在秋天的田野上。小说中矮竹花的出现和生长象征着非理性客观世界的自然规律，而人们对矮竹花复苏的不知所措，正暗示着生存在客观世界中的人们无法掌握自然规律的因果，无法预知发生的一切，无法改变已发生事物。

矮竹花果实的营养价值同小麦一般，为老鼠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老鼠们拨开比渔网还密集的矮竹花根，挖出四通八达的地下通道，往仓库里堆满矮竹花果实，建造出庞大的地下王国。矮竹花茂密的叶子遮挡住老鼠柔软的后背，帮老鼠躲过了天空中老鹰的尖锐目光。错综复杂的地下通道也帮助老鼠们躲过蛇和黄鼠狼。充裕的矮竹花果实不仅让老鼠一整年间不断地繁殖，还改变了老鼠的分布地图。小说主人公俊介在海拔高达1 200米处的高原发现了好几只平时生活在低海拔人类居住区的沟鼠。第二年春天雪融化时，老鼠向人类发出“邀战书”，它们如灰色的洪水般席卷山谷，进入人类的生活中。老鼠从树皮啃食到树芯，吃秃森林就去啃食人类的谷仓，进入人类的家里，把熟睡的婴儿咬得血肉模糊。人类紧急采取了设陷阱、撒播灭鼠药、大量焚烧老鼠等治鼠对策，却无法阻挡这股贪婪的、只靠牙和胃来搞破坏的力量。当人类进一步升级采取杀伤力更大的治鼠措施时，老鼠的狡猾程度也随之升级，巧妙地避开人类设下的陷阱，让人类无计可施。

人类与老鼠抗争的过程暗示着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的强势对立及自然因素对人为因素的限制。自然规律与事物发展无法按照人类所预想的方向前进，追求必然结果的人类始终被充满偶然性的自然因素所支配。

后来鼠灾愈演愈烈，老鼠带来传染病的流言让民众内心十分恐慌。在人心浮动之时，野党趁机煽动民众情绪，对执政党展开猛烈的攻击。腹背受敌的执政党决定发布老鼠已经消失的虚假公告来换取一时平静，就在这时老鼠突然集体出动，向山谷涌去，一个接一个地跳进水里，最后淹死在湖泊之中。老鼠的集体跳水充满了非理性因素和偶然性，这意味着人类一直以来的灭鼠努力都化为失败和徒劳。在这场对峙中自然因素（即我们存在的客观世界）充满偶然性和无规律性，人类力量相对于自然力量处于弱势地位，在不确定性因素的支配下，人类无法预知即将发生的，也无法按照统一的规律去理解世界，由此产生了与世界疏离的感觉，这种疏离感虽消除了个体对未知的恐慌，却加剧了个体对生命存在价值的焦虑。一场鼠灾让人类深深地体会到自我意识的框架与外部世界发展规律的格格不入及自身命运被偶然性支配的定局，从而沉浸在巨大的虚无感和无力感之中。

开高健借助小说中人类治鼠时被偶然因素支配，无法掌控局势的故事情节，暗示二战后日本人受新的国家制度、经济方针等偶然因素的影响，无法决定自身前进方向的生存困境。

该小说创作于1957年，1955年日本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所有日本人都被卷入经济发展体系中，渐渐失去了个人意志和灵魂，巨大的社会机器不停地运转工作，为战后日本的重建燃烧着自己的生命。在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社会刮起追求金钱的狂热风潮，使得刚从二战中恢复自由的人们，又进入庞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建构之中。然而，在全民拼命工作，经济高度繁荣，物质极其丰富的表面下，人的精神层面暗藏危机。这种危机是内心极度空虚的人们被时代飞速发展的潮流推动着前进，其自身主体意识被掩盖，无法发挥出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时所产生的。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生存于群体之中，可群体会如何发展，朝哪个方向发展是毫无规律可遵循的，这种未知定数的虚无让人们产生了难以掌控自身命运的无力感和在非自身意志的情况下努力与群体保持步调一致的紧迫感，从而陷入迷茫、焦虑的生存困境中。

《恐慌》中人类治鼠的失败暗示着在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一切努力都是虚无和徒劳的荒谬困境。开高健冷静地审视战后日本人经过战争洗礼后的现实生存境况，准确地指出二战后日本国民精神渴望的自由自主性与现实的支配统治性之间的绝望对立，生动地再现了战后日本人的生存困境。

四、荒谬的现实困境——现代官僚体制

小说对日本政府官僚体系的阶层制度及身处其中的人们的行为和状态进行了细致的刻画。日本的现代官僚体系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延续。近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这一过程实现了从积贫积弱的封建国家向统一独立的近代国家的成功转型，而推动和承载这种转型的意识形态与国家体制建构的则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是通过法制和国家机器对社会施以统治，强调尊崇国家权威并以国家权力约束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为导向的高度集权思想。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相辅相成，追求同一共同体的整体权力和利益，强调国家权威的超然性与民族利益的优先性。二战后，日本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为基础，形成了客观化的、非人格化的现代政府管理治理体系。

小说主人公俊介所处的政府工作体系是典型的现代官僚体系。俊介是山林课的一名职员，经研究课课长提醒，他很早就预见了来年春天的鼠灾。他认为平原上的矮竹花时隔120年再次开花结果并非吉兆，并且预见到营养丰富的矮竹花果实可能会引起巨大的鼠灾。他花费了三个星期制作了一份详细的治鼠计划越过山林课课长直接交给了局长。但事与愿违，这份计划书并未引起局长的重视，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山林课课长因俊介的越级而心生不满，见风使舵的同事们也开始对俊介冷嘲热讽。在庞大严密的科层官僚秩序所支配的集体环境中，每个人都成了中规中矩，遵守秩序与规则的生存者。试图将民众从恐慌中拯救出来的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青年被荒谬的官僚体系所压制，处于一种无助，受支配且反抗无果的状态之中。因此，小说中的现代官僚体系象征着一种社会性“监禁”，在其中的人们必须遵从上级命令，按照无形且固定的规则做事，如有反抗就会遭受打压，让人痛苦绝望。在现代官僚体系中，工作评价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有所作为、尽职尽责，而在于是否严格按照规则和形式办事，即是否追求以固定模式为特征的既定“程序正义”。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道格拉斯（Douglas）曾经说过，“正是这种程序决定了法治和随心所欲或反复无常的人治之间的大部分差异。只有严格地、坚定地遵守严格的法律程序，才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法律上的程序正义同样，现代政府官僚体系在某种意义上遵循着非常严谨、理性的“程序正义”，只有严格地、坚定地遵守政府阶级流程，才能实现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与之相对，俊介越级提交计划书的行为无疑打破了“程序正义”的平衡，从而遭受到了将“程序正义”奉为圭臬的周围人的排挤。

遭到打压的俊介不得不妥协，放弃与残酷的现实之间的对峙，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甚至与厌恶他的课长把酒言欢，实则暗地里继续研究治鼠计划。到了第二年春天，鼠灾果然爆发了。鼠灾“吹哨人”俊介积极地担任了治鼠委员会负责人一职，采取各种办法与老鼠展开斗争。可随着时间的流逝，鼠灾并未消退，人类陷入困顿之中。这时俊介发现了课长贪污的秘密。他发现新送来的黄鼠狼耳朵上有标记，是前一阵山林课放出去的黄鼠狼，结果又被动物商贩捕回来高价卖给政府。俊介向课长询问时，课长表现出坐立不安的神态，并邀请俊介晚上去高级饭店用餐。在晚上的饭局里，另外一个人物登场了，那就是将俊介的计划书原封不动地退回，导致俊介遭受周围议论的局长。局长见到俊介后，首先为计划书的事情道歉，然后具体询问了鼠灾的相关事宜。但是当俊介给局长汇报鼠灾治理情况时，局长竟认真地磨起烟袋来。等局长从磨烟袋的乐趣中回过神来，便直接向俊介交代了鼠灾的收尾工作。这时俊介才明白局长的真实目的，原来向俊介道歉，听俊介汇报都是在演戏。局长因鼠灾事件受到政敌攻击，民众支持度下降，无奈之下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制造出老鼠消失的幻象来平息风波。

小田切秀雄认为“这是一部描述让老鼠肆意攻击、践踏、排斥和孤立一个优秀青年的官僚组织的小说。在该小说结构的背后，存在着一种在现代巨大组织之下，个人被逼到无可奈何地步的黑暗绝望感”。俊介积极工作的热情被现代官僚体系中的级别制度浇灭，他只能在困顿和无奈中保持沉默，发现课长贪污事件时本以为能扳回一局，谁料局长竟是课长背后的“保护伞”，面对局长下达的强制命令，作为下属的俊介不得不妥协低头，再一次遭到了官僚体系的压制。

小说创作之时日本经济正进入高度成长期，战后吉田内阁强行通过了“破坏活动防止法”。为了反对“破防法”，日本各工会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罢工浪潮。1952年日本警察动用催泪弹和手枪驱赶集会游行者，造成了“五一节流血事件”；1952年日本政府强行通过了“教育二法案”，剥夺了教职员参加政治活动的自由权利。这些摧毁民主的政治事件充分反映了现代官僚体制中延续着日本近代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中权威至上的强势功利色彩。在这种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官僚体制中，掌握权威的人在法律规则指导下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力，在这种以法律为标准的统治之下，法律与规则代表了一种大家都遵守的普遍秩序。人们出于对组织规则和法律的信守而必须服从上级命令，因此每个人都会受到组织规则的约束与限制。

日本现代政府官僚体系继承了日本近代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逐渐演化为不容侵犯、拥有至高权力、严格遵循程序正义的高效率社会既定组织。在这种既定秩序的统治下个体变成了庞大运行组织上的小螺丝，其生命在被约束、被限制的荒谬现实困境中消耗殆尽。个体在社会角色上的分裂及被社会固有框架所支配时产生的巨大离心力和分裂力使得个体忽视了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有机联系，形成了一种局外人意识。开高健将目光集中于人的存在状态，通过对日本现代政府官僚体系细致的描写，反映出日本战后社会的高度组织性，客观地呈现出日本社会的现代人社会生活交往的荒谬困境。

五、结语

二战后人们的信仰大厦和价值体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存在主义将目光聚集在对人的本质和生命意义的思考上，为处于迷茫之中的人们提出了解决困惑的答案。深受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影响的开高健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融入文学创作之中，以一种“介入”的方式深入理解并分析现代社会的各种扭曲、弊端及人的生存困境。

因此，为探究开高健对现代社会及人类存在状态的观察和解读，本文借助存在主义哲学中荒谬困境的思想来探究其小说中蕴含的存在主义哲思，并结合时代背景深入分析了《恐慌》所象征的人类生存危机及社会既定秩序对人性的压制等荒谬困境。

（吉林大学）

作者简介：孙铭（2000—），女，吉林白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日语笔译、日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