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间虚妄 笔端刺藜
作者: 于子涵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作品幽默、悲凉、矛盾与和谐并生。其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质朴凝练、纯粹的语言风格在现代作家中独树一帜。
一、老舍文学风格概述
(一)京味
老舍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京味”。什么是“京味”,通俗点讲,方言“京片子”、建筑“四合院”、美食“铜锅涮羊肉”等具有代表性的北京的物质和文化,都蕴含“京味”。“京味”可以解释成用北京话来描述北京市民文化、风土状貌的一种写作风格。老舍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写北京城的大杂院、小胡同等具有北京典型特征的建筑,写市民生活中小趣小闹的琐碎日常,写斑驳破败仍不失气度风雅的生活志趣,描绘了一幅韵味十足的北京城风俗画卷。
老舍的小说中,北京山水铺排林立,古老胡同跃然笔尖,方正别院鳞次栉比,种种严整肃穆的景象,无不体现着中国古典文化的魅力。而在当时中国古典文化最为明显的地方——北京,老舍对其部分地名的叙说,如“北海护国寺”“什刹海香山”等同样体现了京城特色。其著名文学作品《骆驼祥子》中,“西安门大街”“南北长街”等都是真实的北京地名。
北京文化讲究体面、排场,形式规矩上一个都不能少,总体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固守扶老携幼的老传统。这类“北京文化”渗透于老舍作品的人物刻画与习俗风化描绘的各个方面。在作品《四世同堂》中,祁老人气质温厚、仁爱知礼,一举一动无不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风貌和优良气度。可在敌人已经将炮火瞄准家乡的时候,他仍保持着这样的姿态,不做反抗,甚至以礼相待。这种固守传统模式下的行为规范和心理暗示,显得愚昧和荒诞。
(二)讽与刺
老舍的讽刺往往带有“嗤笑”的意味,越是荒诞可笑,就越是能引起读者的思考。幽默中极力衬托出市民的颓废萎靡,这既是对现实中国民性问题难以解决的无力发泄,又是对自陷困境,难保家庭的自嘲,老舍以此来纾解现实生活中的“死结”。“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幽默看成生命的润滑剂。”
老舍的讽与刺,致力于揭示人性的矛盾,使讽刺立于现实,成于文本,发于情感,而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他极力用幽默的语言刻画生活中的现实,渴望刺痛麻木不仁甚至冷漠的国民群众。其作品追求有温度、有人性的批判,从零散态的针刺到凝聚化的切入,使得各个作品和人物形象之间集散统筹,避免各自成为孤立的一条平线,使其产生喜剧与悲剧、讽刺与抒情相互渗透的融合效果。同时,老舍的批判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在传统文明衰落的同时,老舍并没有对其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弃置,反而流露出了一种难以言说的不忍。
(三)深隐悲凄
老舍的文学作品,大多诉说着时代,牵动着复杂的情感,既蕴含着北京文化的特有的高雅精致,又在典致的表皮下埋藏着说不尽的悲哀。老舍切开人民悲惨遭遇的纵剖面,将社会的复杂面赤裸裸地摆在文学的墨砚上。《月牙儿》一篇中“一半白、一半灰影”形象的描写将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刻画出来,展现了一个悲剧性的女性形象。月牙是皎洁明亮的,本不该被世间污名化而沾染上腌臜,这种美的丧失让人感伤怅惘。老舍对时代的沉痛批判和作品社会基调带来的挽歌情调交织在一起,作品呈现出的隐性审美特征偏向哀婉悲凉。
二、老舍文学风格形成的原因
(一)社会环境
1.家庭环境
《老舍在北京的足迹》中有一句话:“老舍和北京分不开,没有北京,就没有老舍。”可以说,北京城对老舍的整体创作方向有巨大的影响。北京城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和心理习惯,蕴含着老北京市民阶层的独特韵味。老舍自幼生活在北京,他非常熟悉北京城中人们的生活,小说中,带着北京口音的吆喝,风趣幽默的土著俚语,市井小巷里的小曲儿和民间说唱艺术提笔皆是。燕京大地,帝王脚下,天子故居。北京城整体布局四平八稳,中轴对称,尽显中庸之道。《礼记》中有言:“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作品《四世同堂》中,四合院形制的空间背景尤为典型。四合院强调屋舍的封闭性,格局通常为“三进院落”,自门屋、厅堂到闺房,院落层层套叠,布局极深,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等级观念和长幼尊卑。长期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多数北京人具有安逸宁静、温吞稳重的气质特点。老舍性情温厚,文字朴实不造作,写作姿态平和,这无疑和他所处的文化环境和自幼受到的教育有关。老舍自幼丧父,三个儿女的生计只能依靠于母亲替人洗衣做活,但哪怕生活再艰辛痛苦,母亲仍是凭一双手撑起了一个家,破旧的屋房始终干净整洁,维持着生活的样子。母亲的言传身教,对孩子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都继承了母亲坚强乐观、热情好客、宽以待人的品德,而这些品德为老舍创作奠基。在大杂院的生活里,老舍见过众多工种和各个阶层群体。他所描绘的黑暗的社会图景,如人力车夫、小商贩和下等艺人,无不在写真实的人民生活,蕴含着对城市病与人性关系的思考。可以说,幼时的经历对其生活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是老舍的情感倾向、个性气质、生命形态、人生选择及创作追求、作品风格、文化品位等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他生活道路、思想感情、创作风格和审美追求迥异于其他作家的重要原因。
北京是庄严而肃穆的,老舍的作品《四世同堂》里有一个细节:关于祁瑞宣在传统北京文化的压抑和限制下形成的性格。在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之后,他自诩是一个“当代中国人”,所以哪怕是心情再高亢,他也没有“高呼狂喊”,“即使有机会,他也不会高呼狂喊,他是北平人。他的声音似乎是专为吟咏用的,北平的庄严肃穆不允许狂喊胡闹,所以他的声音必须温柔和善,好去配合北京的静穆和雍容”。老舍有意采用平常生活中听到的北京市民浅显的口语来传达市井生活的韵味,对生活的细微观察使得他的语言中满带着“京腔京调”。
2.社会背景
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在此背景下,老舍用众多笔触刻画了一个广大的“市民世界”。同时,描写市民阶层时,他重点突出了国民性的弱点,探索现代文明的病源,揭示部分国人的精神病态,以达到激发“国民性”的目的。老舍笔下的市民阶层,包括老派市民、新派市民、正派市民等多种市民形象。从小说人物形象刻画方面来说,近百年来,几乎没有人可以像老舍一样近乎完美地刻画出鳞次栉比的生动人物,那几乎是一个完整的市民王国。“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三姑六婆,依据这些千差万别的富有‘个别性’的形象内在精神上的联系,可以把他们分别归入以下两个主要的形象系列:家境小康、带有浓厚的宗法封建色彩的‘旧派’市民;以城市个体劳动者为主体的城市贫民。”《骆驼祥子》是老舍写城市贫民悲剧命运的代表作,这部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背景下人民的苦难生活,刻画了一个破产的农民被社会所抛弃并沦为流浪者的过程。主人公祥子努力生活,但希望被屡次剥夺,最后,他只剩下一副躯壳在这个世界上苟延残喘。肉体仍在,精神毁灭,令人哀叹。贫穷的生活环境下,老舍见多了生活中的悲剧故事,它们真实而残忍,如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一样,没有一处在批判,却处处都是讽刺。
1937年,老舍离开家乡前往武汉。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作家群体内部的矛盾和分歧逐渐搁置,形成了一次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站位的大联合,其将文学作为宣传鼓动民族性的工具。文协提出“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作家们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激发国民性上,希望更多群众加入保卫祖国的运动,老舍也是其中一员。20世纪40年代始,老舍逐渐开始起笔写《四世同堂》,前前后后历时四年,这部体系庞大的百万字巨著才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部作品以祁家为中心,展现了普通平民家庭的觉醒与斗争经历,从最初的抱有幻想,到后来的觉醒抗争,这期间无数的血与泪,凝聚着艰苦卓绝的努力。这部作品中,知识分子从保守退让到后来的意志坚定、决心抵抗,也体现出老舍态度的转变和心理历程,体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不同于以往的以自我情感为中心的文学创作理念,老舍将更加深隐复杂的内涵融入作品中,使其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3.求学经历
1924年,老舍经燕京大学教授易文思推荐,前往英国求学。英国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与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极大地拓宽了他的视野,经历过新文字、新景物的熏陶,老舍的作品更具丰富性和综合性,也形成更加鲜明的个人风格。求学期间,他有意识地对两国的国民性进行审视和对比,所作的长篇小说《二马》便鲜明体现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老舍虽肯定英国国民的理性自由,但也对他们的傲慢态度和民族偏见进行了抨击,同时,对本国国民的惰性和故步自封进行了谴责。
(二)文化层面
明清近乎五百年的历史,在北京筑基铸魂,生根绵延,老舍自小生长于此,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更能体会到“中庸之道”“名教纲常”对人性的束缚。老舍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十分明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要坚决地把它剔除干净,传统文化中精华的部分不仅要保留下来,更要把它发扬光大。
传统儒学以“仁义”二字立本,“仁”字强调了一种质润气和的天下大同,“义”则强调了一种不屈不折的文化内核。老舍在作品中极力刻画民族精神与气节,并将其作为文字的支点,努力寻找传统文化和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平衡。佛教强调善良、宽容,注重对人的启蒙和教化。老舍少时得宗月大师帮助才能有所学,这份经历在老舍心中刻下烙印,因此对佛家的精神信仰有所崇拜,老舍取字“舍予”也是深受其影响。以作品《微神》为例,老舍在刻画这部作品的女性角色时以一种温和的文字描绘她们的难处,极力表现她们身上的善,并以一种“被撕碎的美好”抨击社会问题,凸显悲剧色彩和时代的悲哀。老舍的作品中济世救民的片段时常有之,传统文化蕴含的品格修养和其中暗藏的劣根性都成为老舍文学作品描绘的重要对象。
三、结语
老舍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文学风格个性鲜明,雅俗皆蕴,作品内容既包括了穷苦人民对生活艰苦、命运不公的声声泣诉,也体现着知识分子对社会状态的揭露与批判。这位老北京本土作家以简单质朴的笔触,字字诛心,发人深省,笑闹之间,情理奋发,幽默之余,尽显世态炎凉、人心向背。
(河南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于子涵(2003—),女,河南新乡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