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技到思想：解码西方文艺复兴的内在动因

在西方文艺复兴的诞生与发展过程中，科学与思想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科技发展，人文主义复苏，艺术家们寻找到绘画的突破口、确立新绘画观，使文艺复兴艺术与中世纪艺术真正决裂。于是，西方艺术从无章可循的“黑暗时期”进入闪耀人性光辉的文艺复兴时期，诸多传奇式人物崭露头角——乔托、达·芬奇、波提切利、拉斐尔等。本文从西方文艺复兴的源头出发，以西方艺术为基点，浅析其科学动因与思想动因，从中一窥文艺复兴作品的艺术内涵，并简要对比中西方共时性差异，探讨为何当时的中国明朝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文艺复兴运动。

中世纪的欧洲处于基督教会的神权统治下，人们的思想受到禁锢，科技与生产力发展停滞。同时，瘟疫与黑死病多次席卷欧洲，死亡率逐步上升，人民生活在毫无希望的痛苦之中。中世纪的绘画用于讲述圣经故事、教化教徒，其扁平化、程式化的绘画风格使得中世纪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家。直到文艺复兴早期，在科学知识的影响下，数学般精确的透视法则运用于绘画领域，一种新的绘画艺术由此诞生。

一、科学动因：审美性与技术性统一

文艺复兴发生在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是以意大利为中心、以人文主义为主导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其实质是对人的重新发现与解释。当时，西方社会处于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航海业打开欧洲的经济大门，生产力取得巨大发展，原有的封建庄园经济解体，封建主和基督教的共生关系破裂。资产阶级逐渐壮大，急需新的知识武器对抗统治了整个中世纪的封建顽固势力。古登堡的西式活字印刷术在知识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印刷版《圣经》的传播，打破了教会的知识垄断，削弱了教会的固有权威，使得更多普通人拥有了重新认识与解释人与神的渠道。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指出，印刷资本主义使得拉丁文的霸权衰亡，拉丁文失去了作为全欧洲上层知识阶级的语言地位，被古老的神圣语言整合起来的神圣共同体逐步分裂、多元化，这一分裂给了普通民众更多接触知识的机会。

在科学技术的持续影响下，解剖学、透视学及光影知识被运用到绘画中，一场视觉科学的革命使绘画达到审美性与技术性的统一。透视法是文艺复兴写实绘画的基石。与拜占庭艺术的程式化教条相比，透视法按照科学比例去绘制人物、景致、建筑等的具体大小和位置，更加符合客观规律，更加还原有血有肉的真实世界。正如《中外美术简史》中所言：“乔托在透视方面并没有掌握系统科学的知识，但是他的研究与实践在当时绘画界是史无前例的。他力图通过画面结构、关注视角、空间关系、透视运用的处理等方面的探索表现更加接近人间、更加真实的感受，为后世画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在欧洲美术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乔托在其名作《犹大之吻》中践行了他在透视、线条、构图等方面的艺术理念。通过拉长画面的前后空间，乔托增加了纵深关系上的信息量，使得画面丰富而有层次。犹大怀抱着耶稣，而耶稣的门徒、犹大身后的祭司长等人手持兵器或火把拥作一团，注视着画面中心亲吻的两人。每个人物神情肃穆，露出或尖锐或敌视的眼神，有人仰头吹响号角，有人挥棒劈向敌方，有人试图阻止这场斗争，整体气氛剑拔弩张。乔托按照透视法和重叠法的前后顺序，在画面中心突出耶稣的冷静与犹大的邪恶，而在两人的头部空隙之间又可见两个罗马士兵的眼睛和鼻子，层层细节使画面十分生动。

达·芬奇亦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巨匠，他除了在绘画、雕塑、建筑方面颇有建树，还在解剖学、地理学、空气动力学等方面卓有成就。他的绘画注重柔和的光线，这种光线使透视学研究从古典透视发展到空气透视。以达·芬奇的名作《最后的晚餐》为例，该作品取材自《圣经新约》，讲述了耶稣和十二门徒共进最后一次晚餐的故事，体现出神圣、庄严、凝重的宗教色彩。其中，耶稣不仅是故事的主要人物，更是画面的视觉焦点，支配着全场的人物关系。只见耶稣低垂双眸，沉默不语，摊开的双手似在诉说被人出卖的无奈，而告密者与门徒们混杂在一起，上演着善恶难辨的紧张场面。极强的空间纵深感与明暗对比突出了视觉焦点即耶稣，一字排开的人物构图既和谐统一，又将门徒们的各色情绪展露无遗，这些都体现出达·芬奇极高的技术水平与审美涵养。

二、思想动因：人文主义肯定人之价值

西方文明源于古希腊文明，不管是雅典民主制度，还是探索世界的希腊哲学，抑或追求自由与美的艺术形式，都对后世的西方世界影响深远。其中，希腊哲学中孕育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激化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文艺复兴的繁盛之地意大利是古希腊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当君士坦丁堡沦陷后，大批学者逃往意大利，带来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古籍，于是古典文明的曙光开始照亮被极端神权统治的混沌尘世。

人文主义思想在文艺复兴中的体现，一为人之价值的重新发现，二为对俗世生活的热烈肯定。区别于中世纪的神性刻画，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受到人文主义思想鼓舞，重视人的觉醒，强调人性抒写。例如，拉开文艺复兴全盛期序幕的艺术家波提切利，其著名的画作《维纳斯的诞生》便充满了人文主义与世俗精神。该画作中的女神身姿优雅柔美，金发飘逸舞动，冷色调的背景突出她身体肌肤的温暖明亮，一种圣洁之美、崇高之美油然而生。此时，画家们不再局限于宗教题材，形形色色的世俗生活成为他们的灵感来源。又如拉斐尔的《波尔戈的火灾》，描绘了面对火灾时人们的不同反应，或惊恐，或祷告，或奋不顾身救人，或张开双臂护住身下的幼童，真实再现的灾情与人性令人深受感动。在该画作中，自救灭火的比重大于教皇的祈祷，对世人的怜悯之情大于对神权的仰赖，可见美与善复归到普通大众身上，“希望之水”出自民众的力量。

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在艺术史领域享有比肩达·芬奇《蒙娜丽莎》的崇高声誉。海德格尔曾说这幅画“聚集了关于艺术和艺术作品悬而未决的全部问题”。画面中，天堂的绿色帷幕缓缓拉开，圣洁仁慈的圣母怀抱赤身裸体的耶稣从画面中央走来，眉目之间透出一丝忧虑。为了完成救世信仰，她不得不将孩子送还人间。画面左侧是跪迎圣母的罗马教皇西克斯特，他一手指向画外世界，指引人世的方向；右侧是信徒巴巴拉，她垂眸微笑，似乎在期待着苦难尘世的解脱与天堂盛世的到来；画面最底端是两个扑腾双翼的小天使，举头凝望，似乎在思索这一救世行为与人类宿命的合理性。圣母的光辉由上而下福泽整幅画面，她凝视众人，同时也受到众人的凝视，在万众期待中决心牺牲自己的孩子。圣母的降临，同时也是圣子的献祭，成就了这一艺术作品的感召力。忧虑与牺牲，神圣与敬仰，使得这幅画作闪烁着人文主义的光芒。对母爱的肯定，对俗世悲欢的容纳与浸润，使其成为拉斐尔圣母像中的代表作，历久弥新。

三、明朝在科学和思想领域逐渐落后

中国在明朝中叶以前，同西方大体上是各有长短，基本处于同一水平线上。随着西方文艺复兴发展得如火如荼，西方文明进入文化发展拐点，而彼时的中国正处于明朝的专制统治之中，官方推崇程朱理学，实行“禁海”政策，使得中国与西方在科学和思想领域的差距日益扩大。

（一）儒学替代宗教，强化思想统治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全民信仰仍是基督教，而同时期的中国明朝推崇儒家学说以教化民众。因此，相较于西方，中国的儒学替代了宗教，成为全民的道德规范体系。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起，儒学成为治世之学，成为中国的官方思想，此后历经了一千多年的完善与发展。然而，元朝统治者用铁骑征服中原王朝后，游牧文化取代儒学的思想统治地位，儒学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直至朱元璋建立明朝，广招天下儒士、重建儒学体系，儒学才发挥起官方学术的作用，对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永乐盛世”“万历中兴”等均是证明。但是明朝对程朱理学极致推崇，留取其维护秩序的一面，剔除其革命性的一面。读书人受到严格限制，怀疑与批判精神被扼杀，学术自由无从谈起，思想活力与变革力量也逐渐丧失，因此在西方完成文艺复兴的关键转折之时，中国的思想文化在明朝封建统治中逐步陷入僵化的牢笼。

（二）重视实用主义，束缚自然科学

西方科学要求对自然科学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通过理性思维把握客观世界的规律，这一传统在文艺复兴时得到进一步发扬，表现在艺术领域即解剖学、透视学与光影知识在绘画领域的应用。相较于西方，中国传统自然科学注重实践经验而缺乏形式逻辑，在科学技术满足人民的实用目的后，往往忽视其背后的理论逻辑。其一，实用主义，使大明王朝失去有利于自然科学生存发展的土壤。在西方文艺复兴后期诞生近代自然科学时，明朝却“在封建主义迟暮中步履蹒跚，陷于惊人的麻木”。为拯救被元朝统治阶级损毁的经济与文化，明朝政府秉持严格的封建等级秩序，要求科学技术具备实用性与工具性。疲于生存的古老民族以一贯的实用主义态度束缚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甚至忽视那些带来科技曙光的成果。例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起初均不被政府所重视。其二，文化教育上，明朝漠视自然科学的教学。明朝所办的大学为国子监，教育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为科举制这一文官选拔制度输送人才，形成全国上下思想统一的局面。而西方的教会学校重视自然哲学的教学，拥有较为宽松的学术氛围，在培养神职人员的同时，也孕育了大量的自然科学工作者。自然对于西方来说属于日常化的探索，而对于明朝来说成了理想化的人生境界，成了与儒学入世思想相对立的隐世理想。因此，老子讲求道法自然，陶渊明歌咏《桃花源记》，苏轼向往“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隐逸心灵。自然成了知识分子规避当时纷杂政治的精神专利，形成自然与政治对立的局面，自然的非合法性受到统治阶级的漠视与垄断，那么与自然紧密相关的科学也就难以在夹缝中生存。

四、结语

通过对西方文艺复兴进行探源性思考，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内在动因。其一，科学技术领导了西方艺术的视觉革命，达成技术性与审美性的双向融合，其中印刷术、解剖学、透视学功不可没。其二，人文主义助推人们认识“人”的价值，成为反抗中世纪神学压迫的思想利刃。此外，通过同时期的中西方文明比较研究，可以了解当时中国明朝在科学和思想领域逐渐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从中反思历史教训，对促进科学与文化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上海戏剧学院）

作者简介：冯宁（1994—），女，浙江嘉兴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电影史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