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地方性”

2010年李娟的散文集《阿勒泰的角落》出版，得到读者的喜爱和当代文坛的关注，散文的“地方性”引发学界的讨论。其实，就文学创作而言，每个作家都对自己生活过的“地方”怀着浓厚的情感，“地方”往往是其文学世界的源头，文学对“地方”的重新建构和叙述，又成为这个地方的“地方志”，与“地方”之间形成了互文性的结构。

提到中原作家群，研究者往往关注的是李佩甫、周大新、邵丽、乔叶、南飞雁等小说家，但对周同宾、杨稼生、王剑冰、冯杰，包括本文要讨论的曲令敏研究较少。但事实上，若论中原文化，这些散文作家的作品中也有着浓郁的中原文化气息，如周同宾的南阳乡土恋歌，杨稼生的舞钢北湾书写，王剑冰散文的中和节制的审美追求，冯杰对于北中原的文学建构。而曲令敏作为女性作者，其特点在于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发抒对中原乡土生命的悲悯之情、行走于中原山水间所得的人生体悟，以及以美文形式对平顶山地区地方文化的开掘和书写。

一

曲令敏1953年出生于河南唐河，据她的朋友曹秀君的记述（《我心目中的令敏》），她中学升学时，“文革”爆发，失去了继续求学的可能，只得回到农村。在农村，凭借她在文学上的才华崭露头角，“大到县文化馆创作文艺节目，小到为大队支书写大会发言稿”，然而因为年轻的她不会左右逢源而始终未得到招工、提干的机会。在推荐上大学的年代里，她文化课考试全县第一，仍是上大学无门，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她才得以考上开封师院（河南大学前身）中文系。 正是由于自己苦苦奋斗的人生经历，她对乡间那些若不是她的记述便不可能被人知晓的生命充满了悲悯之情，——这也正如史铁生所说，写作是为了不让生命的重量被轻轻抹去。最打动我的是作者所记述的那些女性的命运，她们生于乡间，被20世纪60、70年代贫穷、保守、落后的乡土所围困，最终失去了青春甚至失去了生命。如《表姑》中只活了19岁的“三表姑”，“脸儿脆，像枣儿，那双眼，简直是一对诡谲的鸟儿，见人忽闪忽闪地飞”，就是这样一个如水的温柔少女，因为父亲治病缺少手术费而嫁人换得了500块钱，表姑不情愿“疯了一样，跑到我们家，一头扎在奶奶怀里，哭得头都抬不起来”，其时女性命运的低微让人沉痛、窒息。这样的婚姻埋了下不幸的种子，有了孩子后“三表姑本想麻了心，把日子过下去算了。偏那男人，冷脸暖烦了，又嫌弃她生了个妮子，抬起杠来专揭她心上的疤：你是我掏钱买来的马，任我骑任我打……”这样的日子磨去了她心中最后的一点儿希冀，上吊结束了年轻的生命，留给世间的是绝望的呐喊：天宽地宽，没有我立足的地方，下辈子真要托生为人，和阎王爷打一架，也不托生女人了！曲令敏以散文的形式书写了一个乡间少女的悲剧人生，让读者揪心不已。《兰荣妮儿》中的少女兰荣妮儿，聪明勤快，9岁能纺花，13岁能织布，到20岁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姑娘，“她披个麻包片也是映人哩”，但等待着她的命运是给哥哥换亲。曲令敏在平淡的语言中道出了上世纪70、80年代的乡村风俗：“那时候，南阳穷，闺女出嫁都图钱，一般人家娶不起，就兴起转亲换亲。换亲是两家，嫁个女儿，换个儿媳，生下小辈儿，有姑没姑父，有舅没妗子，转亲是三家结合，张家的女儿是去李家，李家的女儿去赵家，赵家的女儿再去张家，和换亲的路数一样，只能亲戚能错开”。兰荣妮儿是转亲，嫁到了一个地主家庭，在那个讲究成分的年代，可想而知她后来会遇到的磨难与坎坷。因为是“地主老婆”，处处低人一等，专管“五类分子”的民兵连长早就对她垂涎三尺，处处寻找机会预谋不轨。后来，可怜的兰荣妮儿反被诬陷成“拉革命干部下水”，公公婆婆也被拉去游街示众，她想去娘家寻找安慰，但在传统乡土文化中，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更不能在娘家生孩子。最后她只得回到夫家，在绝望中喝了农药自杀，“把地里的棉花拔了一大片，心慌时抓土挠地，十个指甲都刨掉了，那双手，成了血葫芦……”曲令敏以富于文学感染力的语言记述了一个女性的悲剧命运，又通过个人的悲剧命运反思了那一时期的“极左”政治对乡间小人物的伤害。

除了这些命运悲惨的乡村女性，曲令敏还写了乡村那些善良淳朴的农人，在村人眼里他们不是“能人”、“强人”，而是被忽视被轻贱的“边缘人”。《麻五叔》中的麻五叔是个光棍，“长得黑，脸上出天花落下一层填不住的坑儿”，一直娶不到媳妇。后来从人贩子手里买了一个姑娘。但本性善良的麻五叔，不愿意害了这个19岁的姑娘，放走了她。由此可见，麻五叔本性的善良。《七妮儿》中的七妮儿是个记性好的小伙子，“村里一请来说书唱戏的，他都会顶着台子看，把那戏词一句不拉地记下来”，父母去世后，他成了“孤儿”。村人张罗着帮他买下了一个四川女人，七妮儿知道她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后，非要送她回家。四川女人被七妮儿的善良打动，给七妮儿生了个闺女，闺女一岁多时，“女人还是让七妮儿送上汽车走了”。对生活，七妮儿没有抱怨，只是知足，他说：“这辈子能有个闺女，爷奶的积德，坟上的风脉，死了有人燎脚指甲，知足了”。经由曲令敏的美文书写，这些乡间边缘的生命被赋予了文化价值，象征着中国民间传统的美德和朴素、仁厚的生存哲学，颇有贾平凹早年“商州系列”的神韵。贾平凹对她的评价也是精准的，“她的灵魂在乡间，摄取的是司空见惯的农家物事，来告白它们，以它们寄托情思。”[ 贾平凹：《有情如画时·序》，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二

在《河之源》《河之书》中，曲令敏的足迹踏遍平顶山境内的小溪大河，寻找中原大地上的生命之源，从中提取人类生命的真谛和对现实人生的感悟。这两本让人想起中国文人寻访山水的传统如张岱、沈复、郁达夫、朱自清等。在山水中，文人得以重新体悟生命的本源，从而转移现实人生的苦闷，提升自我的人生境界。

平顶山是我的故乡，读着两本书中家乡的大大小小的河流，我既羞愧于自己的无知，又感谢曲令敏给了我重新认识故乡的机缘。如在《青史叠踪漫流河》中，我才得知漫流原来是条河流。在我童年生活的小村附近，有个叫漫流的村落，我以为它仅仅是一个地名而已，原来“漫流”得名于这样一条河流。曲令敏爬梳地方县志，发掘这条河流的历史，它自北而南，纵贯鲁山县辛集乡，全长11千米，在历史上汛期它常发洪水，水涨到附近的村落湖里王、交界铺、马庄。但不可否认，它也给附近的村民带来了生活的多彩，“到年年山水下来，腐叶草末牲畜粪裹着坡上的野蒜骨朵，冲到洼地里。春天，野蒜在麦笼里发苗，长得比麦子还旺，小孩子们薅回家包饺子，成为一种相沿成俗的风情”。曲令敏通过查阅文献，发掘出这条河流的历史变迁，1958年，人们为了排涝，挖了一道渠，引流河水绕行进入主河，1975年到1980年，先后两次开挖出排水沟，又在交界岭上修了干渠，“自打那以后，村里的地能浇、涝能排，夏秋两季都是好收成。”河流的历史，反映出人类用智慧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互惠的历史。《白龟湖的前世今生》中讲述了平顶山白龟山水库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水利部治淮委员会工程部、河南省治淮总指挥部共同勘察，选定昭平台、白龟山两个坝址；1953年7月、1956年6月、1957年7月，沙河又接连爆发三次大洪水，1959年白龟山水库建成开始蓄水；1975年8月5至7日，受3号台风影响，连降暴雨，昭平台、白龟山两座水库抵挡住了咆哮的山洪；2011年4月，平顶山市政府规划建设平顶山白龟湖国家湿地公园获得批准。自此，平顶山的市民有了这样一个风景秀丽、乐而忘返的好去处。在曲令敏看来，它的存在陶冶了人们的情操，使人们在与自然的相处中感悟生命的真谛：“在一次平常的郊游中，活生生的人与活生生的野鸭或是一只罕见的鹰相遇的瞬间，与几树盛开的苹果花或是被风吹落的秋叶对视的片刻，混沌的心就会澥开明亮的缝隙，照见了生命的繁茂与脆弱，于是在闹哄哄的市井之外，生出万物一体、生命无涯，但个体生命终归有限的情形来”。白龟山水库赋予平顶山这座中原内陆城市以灵秀之气，它对于平顶山市市民的作用如南朝吴均《与朱元思书》中所言“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在《落叶纷纷木札岭》中，曲令敏更是陶醉在自然中，享受着自然带给她的安静与祥和，最后那句——“‘放下手中没情没趣的活计，安安生生歇一大响吧！’这是我在三将军峰前听到的一句话，是我自己的心说的”颇有文人洒脱不羁的风范！和郁达夫在《江南的冬景》中最后一段颇为相似：“晴空的高爽，日光的洋溢，引诱得使你在房间里坐不住，空言不如实践，这一种无聊的杂文，我也不再想写下去了，还是拿起手杖，搁下纸笔，上湖上散散步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曲令敏也是对郁达夫所代表的文人品鉴山水的传统的承续。

另外，使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曲令敏以散文的方式书写了南水北调工程在平顶山境内的施工、移民安置、拆迁补偿、民众生活等现实问题，反映了作家强烈的现实关怀。据曲令敏文中记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自南阳方城县进入平顶山市叶县保安镇，途径叶县、鲁山、宝丰、郏县4县18乡，为此，4596名征迁群众需要搬迁，19.2万平方米建筑拆迁，8292个坟头迁移，93708棵树木被砍伐，这是农民生活方式及乡村生态的巨大变化。在《一渠清流润京华》中，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书写了工程建设过程中许多感人的故事。叶县风俗，腊月不迁坟，县里将亲戚、朋友、同学都动员起来，将1000多座坟按时迁走，最后剩下几座由县政府付费，全部迁进新茔地，可以想见农民在这一过程中所承受的精神苦痛。乡镇的基层干部在动员百姓的过程中也有极大的精神压力，“比起群众拆家离土投靠亲友住帐篷的牺牲，我们受的委屈真的不算什么”一句话呈现出一个质朴的乡镇基层干部的形象。2013年12月，南水北调工程叶县段全线贯通，复耕时使用干渠开挖的渣土回填碾压，垫上一层混合土再轧，之后铺上一层70厘米的保肥保水层，但是农户说重整返还的地肯定达不到先前的肥力了，农民的忧思也是曲令敏的忧思，对此她有着深深的怅惘。但工程所经区域的百姓也从中受惠，如宝丰泵站与宝丰县城区供水管网成功并网，配套工程全部完工后，日供水量可达3.4万立方米。《融入这方水土》将视角投向因工程而迁入平顶山地区的移民，体现着作家的人文主义情怀。文章提到，平顶山市在宝丰县、舞钢市、郏县和鲁山县安置库区移民7442人，移民开始逐渐融入迁移的居住地。当然，对于安土重迁的农民们来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曲令敏在对山水的鉴赏中还融入了对当下过度开发、生态失衡及传统文明失落的思考。黑龙池和白龙撞是尧山的地名，“从白龙撞到黑龙池，绕一道陡峭的峡谷。峡谷中有二十多棵虬曲于岩隙碎石之间的青松，饱经岁月，还有泥石流之类，他们全都形态诡谲，自成一景，与嶙峋的岩石、寂静的阳光、清冽的峡谷之风共存”。然而，过度的开发，这些秀丽的风景也会失去它的本真，对此“我”不无忧虑，甚至有一丝怅惘，“他说卧羊坪峡谷还没有开发，不过通往姑姑庵那几道大瀑布的峡谷，已经卖给开发商了……”《青史叠踪漫流河》中对漫流河当下现实的书写，反映出作家的生态忧思。2008年，电厂打了一眼深井，南边半个村子的水井就干了，“北半个庄还有水，水量比过去小得多。他家院里那眼井，原来浇地时抽七八天都不会干，现在抽三四个小时就没水了”。《扼住疯子河的咽喉》中甘江河在叶县境内，燕山水库扼住了甘江河的咽喉，这条疯子河才真正成为滋养文明的母亲河，河左岸的村落彭庄，村南岗曾有一个“古城寺”，曾经热闹非凡，香火炽盛，但如今“一口大钟，不知何人投进古井，古井又不知何时被淹没无踪，繁华一时的古叶城，也化为寻常野村了”，而如今投资建起来的大殿，尽管琉璃瓦顶，很有气势，但究竟失却了文化底蕴。

三

此外，更重要的是曲令敏对平顶山地区的文化脉络的书写与发掘，既使这座城市充满了深厚的文化气息，又丰富了中原文化的内涵。《青史叠踪漫流河》中曲令敏除了写这条河流，更着重发掘了河流所承载的文化，河流流经区域内的文化名人。漫流河所经的村庄马庄，抗日战争期间，修筑有马寨，方方正正，四角四个炮楼，寨外有清乾隆二十一年进士潘业的功名坊。当年潘业赋闲在家时，河南巡抚前来探望，题写“绿云多处”，盛赞这里茂林修竹，堪为名士隐居的佳处，从中可见历史上此地风景的秀丽。我听父亲讲起过先祖潘业，他是嘉庆辛酉年进士，曾任福建长汀知县。与当时的许多士大夫一样，赋闲归家后，他喜欢寻奇石，赏山水，著有《闽说略》《听雪山房诗文集》。除了马庄的潘业，漫流河所经之处徐营村是徐玉诺的故乡。曲令敏引用痖弦的话来表现诗人徐玉诺的个性、品格，表达对徐玉诺的敬意：“我认为徐玉诺就是一个真人，一个真得不能再真的人。他的狂与痴，乃是来自对文学艺术的狂热、执著；他的笑与闹，是对这变异世界、失序社会的反讽。”对于徐玉诺及他曾经生活过的这片土地，曲令敏也贯注着深沉的情思：“在那些一灯如豆的夜晚，还有朝不保夕的饥饿的白天，他以无愧于生命的形态，穿行在尘世辽阔的场景里，为我们留下一笔可遇不可求的丰厚的文化遗产”。

《布帛菽粟李绿园》讲述了平顶山曹镇乡的清代文化名人李绿园的人生，其中有对历史沧桑的感慨，有对故乡先贤的敬重。李绿园在宦海沉浮中，著有长篇小说《歧路灯》。曲令敏在文中写道，这部清明上河图的世情小说，近代小说史家蒋瑞藻如此评价：“描写人情，千态毕露，亦绝世奇文也”，朱自清也曾大加赞赏：“《歧路灯》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但曲令敏对李绿园其人及《歧路灯》的品评是中肯的：“李绿园饱读经史子集，却因太过执著于孔孟理念，心胸眼界远比不得曹雪芹，下笔时缺失了别崖离岸的苍凉浩渺之气，更无摄魂荡魄的声色爱恨大情仇”，正因为如此，《歧路灯》还达不到《红楼梦》的艺术高度。但对李绿园作为士大夫洁身自好的品格，她又是敬佩的：“李绿园在他的《家训谆言》中留下这样一段话：‘绅士断不可结交官长。论出事公卿之道，则父亲斯民者，我不可不敬。如登堂介寿，我或当一称觥也。如行步到门，我固当一延接也。若胸中着‘相与官府’四字，便丑不可当矣。更有矢口畅谈，以为某公与我相与甚好。此直是市井负贩、长随厮役的见识。’可谓青白正直，不卑不亢！仅这一做人的原则，也当得后人无限钦敬！”事实上，曲令敏也是对李绿园、徐玉诺等平顶山这一文脉的延续。此外，还有杨稼生、森子、叶剑秀、磊子、简单、高春林等人。

结 语

在文学地理学中，文学对地理空间的书写，始终是一种“自我的地理”。空间的文学再现，明确地存在于想象世界的建构，立足于一个主体的视角、一个文本的结构，再现并不是要再生产出现实，而是将一些至今未能表达出来的潜在可能性进行现实化，然后与真正的现实互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曲令敏对中原乡间生命、中原山水、平顶山境内文化名人的书写，唤起了我们对人生真谛的重新领悟，从生态角度对人类栖居的大地的深厚情感，及如何从历史先贤的人生命运中汲取有营养的思想资源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