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余华《第七天》

余华的小说创作一直不变的是对现实与文学关系的深度思考，《第七天》同样将写作的视角写实化，对荒乱惨淡的现实以直观、不加掩饰的叙述姿态再现。但不同以往的是，作者在这里用理性的死亡世界来铺排感性的现实生命形态，用虚无主义来勾勒乌托邦的极乐世界，用荒诞来观察冷漠的人情社会。再次将写作的视点集中在普通人的命运上是作者对于文学“先锋形式”的回归，在这个回归的过程中，余华的笔触从暴力血腥走向温情诗化，形成对自己文学创作的一种“反叛”，改变了余华固有的文学形态。他以一种“回归先锋”又“反叛”自己的独到设计再一次给读者带来灵魂涤荡，用一种超现实的虚无主义来演绎生与死的悲剧性伦理，最终到达充满人性化的诗意世界——“死无葬身之地”，而作者这种阴阳两极“冷热”的转化，也在小说中形成强烈的荒诞讽喻效果。《第七天》是作者对文学的回望与超越，余华曾表示：“假如要列出一部最能够代表我全部风格的小说，只能是这一部，因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到现在，我所有的作品中的所有因素，它已经统统包含过去了。”

一、超现实的死亡虚构

虚无主义是余华用来阐释现实社会的“盾”与“矛”，他习惯将读者的惯性思维用一种“陌生化”的状态呈现。《第七天》中继续延续这种虚无，不同的是以一种超现实的死亡虚构架空现实世界，以主人公杨飞的非正常死亡为叙事的起点，展开充满宗教意味的七天故事轨迹铺排，形成了一种类似于《一千零一夜》的“框架小说”结构。

《第七天》将故事的叙述视角落在亡灵的视野上，在亡灵故事与灵魂的碰撞下折射出不堪的现实真实。在杨飞死后的七天里，他先是在殡仪馆看到不同地位差异下人们的墓穴，在与前妻李青的重逢后回忆起自己的身世背景以及不幸的婚姻过程。第四天在去往生死边界“死无葬身之地”的路途中碰到了更多像他一样微不足道的亡灵，而这些亡灵的背后又存在着各种社会事件，所以这篇文章也被学者认为是当时新闻事件的随意叠加，对余华新作的评价也褒贬不一。新闻事件讲究实效性与真实性，而《第七天》在现实事件的基础上糅合自己超现实的虚构意识，在现实与虚构的对等下形成荒诞叙事，凸显出一种异化的审美诉求，这是作者的巧妙安排，流露出作者迫切介入现实的欲望，所以不能称为是“新闻事件串串烧”。

于作者而言，虚构的意义在于将他对社会的美好想象以一种文学的方式合理化，使小说中的人物摆脱残酷社会的羁绊，在灵魂层面获得相对的现实精神自由，形成一种审美对现实的超越，从而获得审美的自由。小说中的“死无葬身之地”就是作者在看到现实的苦楚之后内心构建的温情社会，作者用虚构形成了荒诞却悠然的桃花源，这些生前痛苦的亡灵以及作者本身的灵魂都在这里得到了净化。“没有说话，没有动作，只有无声的相视而笑。我们坐在静默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只是为了感受我们不是一个，而是一群。”这些小说超现实的虚构背后隐隐显现的还是作者对于20世纪80年代“先锋形式”的一种回归。真正的“先锋”体现的就是一种精神内涵的前瞻性，而《第七天》选择以一种虚构的死亡叙述方式来反映满目疮痍的现实社会，体现了作者思想的先锋性。虽然这种叙述是从小人物的角度出发，但作者不仅打破了底层叙述在社会政治层面的停滞，直抵人物灵魂深层，赋予这种叙述较为真实的色彩，而且用非现实的方式复刻了混乱社会格局下的人类群像。

余华在虚构下形塑的双重世界，不仅是现实与冥象的强烈对比，也是人性与非人类的“骷髅”之间的情感博弈。“那边的人知亲知疏，这里没有亲疏之分。那边入殓时要由亲人净身，这里我们都是她的亲人，每一个都要给她净身。”在作者笔下，真实社会的喧嚣浮躁与亡灵世界的祥和纯净形成反差，现实社会的苍茫感被替代成单纯的欢欣幸福感，分三六九等的境遇转变为“死无葬身之地”的众灵平等无分，一冷一热，一低一高的相互牵制拉扯，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辩证叙事方式，这种辩证体现出余华作为文学艺术家所具有的内在生命力以及他对现实社会的敏锐察觉。他把对现实的忧思转换成一种内在的情感探索，借此表达他对人性与现实美好的希冀。

二、生与死的悲剧性演绎

死亡作为文学的重要母题，一直以来是文学家创作的重要元素，生死更迭在余华的小说创作中也早已司空见惯，《活着》中福贵的亲人相继去世，《现实的一种》中亲人间的互相残杀，《一个地主的死》中地主与儿子的死亡等。而《第七天》继续书写这种悲剧，如“我们走在寂静里，这个寂静的名字叫死亡”，直接描述死亡世界，展现群体性的死亡镜像，借游魂的死亡之眼来审视现实社会的生存本相。

生死是人世间最为理性的存在，是人类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而在这生死之间又附属的是人性最为感性的情感意愿。余华在《第七天》中一改往日旁观者的阐释视角，让事件的亲历者杨飞以全知内视角参与到具体的文本叙述中，描写虽较前期更荒诞冷峻，但是他将更多感性深情融入其中，用极乐圣境的温情美好来抵消现实生存所带来的悲剧感。在社会秩序整体转变的情境下，余华选择用充满荒诞效果的审美方式来体现他对现实禁锢下理性死亡的解构。

失踪多年的父亲在距离生与死最近的殡仪馆内与杨飞突然相遇，小女孩在废墟堆上等待压在废墟下已经死亡的父母，为了一部手机跳楼乃至卖肾而先后死去的情侣等，在生与死的两极转化间，作者将人与人之间最微妙的情感加强，生者与逝者共同承担时代所赋予的具象“混乱”。余华正是抓住了这种“混乱”，才构造了一个由众多悲惨人物及沉默的悲剧性格组成的具有特殊美学属性的反面温情世界。“我意识到四周充满欢声笑语，他们都在快乐地吃着喝着，同时快乐地数落起了那个离去世界里的毒大米、毒奶粉、毒馒头、假鸡蛋、皮革奶、石膏面条、化学火锅、大便臭豆腐、苏丹红、地沟油。”这一世界的展现也让读者难免疑惑：在“混乱”时代，到底是死亡更悲剧还是生存更悲剧。其实作者塑造的杨飞更像是齐泽克所提及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活死人”，他是现实但又不是一般的现实，无处不在又似真似幻，也正是作者给予的这种身份使他打破了生死之间无法跨越的屏障，他以幽灵的身份自由观察万物，围观“看”与“被看”之间的人世百态。

殡仪馆作为现实向“死无葬身之地”过渡的驿站，是生者沉寂死者释怀的大融合，最终他所到达的“死无葬身之地”是生死边界间的圣洁异域，是作者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幻想的社会现实。换言之，它是作者内心纯洁社会的寄托，是一种虚拟性的伦理补偿，杨飞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父亲弥补了遗憾，生前敌对的警察与罪犯在死后和解相伴，大家在欢声笑语中送别鼠妹，伍超也得知了爱人的归处，结局在死亡世界中走向圆满，形成了作者在理想世界中对生死的感性救赎，理性与感性在这里形成了一种连续与断裂。

时代转变下的社会俨然成为余华笔下的“现实的一种”，身处其中的人不断在以死亡为中心的圆环上重复着自己的生路，荒凉的现实悲剧感被另一空间的温情和美好所制衡，这种现实悲剧与温情虚构形成的强烈反差是作者对现实的考量，也是他对人性的拷问。

三、生命形态的诗意转化

经历了现实理性的塌陷和感性的重塑后，“死无葬身之地”是余华最后的逃避。在这里，作者对现实世界的绝望与内心的感性情愫达成了和解。他用一种单纯而有力的转化，将死后的混浊场域变为一个诗意的充满神性的世界。在这里，不值一提的小人物都按照余华设计的一种非世俗化的伦理体系来衡量自身与他者，他们都具有原有的尊严与价值，魂与魂之间充满了自由与平等。

何为“死无葬身之地”？在读者传统的思维中应该是黑浊、凄冷、满是恐惧的地方，而在余华笔下却十分祥和。“我惊讶地看见一个世界——水在流淌，青草遍地，树木茂盛，树枝上结满有核的果子。”“那里的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两次描写分别出现在杨飞被鼠妹初次带到“死无葬身之地”以及结尾处他带伍超再次来到这里，对比呼应在死亡的世界更像是亡魂的一种传承。除了对“死无葬身之地”的描写之外，作者注重用朴素直白的叙述方法描写亡灵在此地的惬意，草地上依旧火热的谭家菜宴席，自我悼念时的篝火盛会，为鼠妹净身送行时的温馨隆重等，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富有生机，都与现实社会的冷漠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感到自己像一棵回到森林的树，一滴回到河流的水，一粒回到泥土的尘埃。”这不仅是杨飞在“死无葬身之地”的慨叹（或许杨飞真正怀念过生存的世界，但此时他更愿意归于虚无的世界），更是作者对内心冥想社会的一次到达，借主人公之口表达自己对这样的美好社会的向往。

现实生活的不堪使作者在文中时不时传达出“死后才是真正的开始”的观念。走失的父亲坐在河边无人问津甚至身上破旧的衣服也被人抢走，而在这反面的冥界却受到了众人的祝福与祈祷;生前住在不见天日的地下室的鼠妹在这里却被大家爱护，最后的净身仪式堪比人间的欢庆新生，这里俨然成为这些有灵魂的“骷髅”的圣地。余华以一种冷静的客观叙述将死后的生命形态巧然转化，基于现实真实将生前惨烈的悲剧与死后的狂欢熔于一炉，形成强烈对比，发人深省。殡仪馆内的座位顺序划分、墓地也有三六九等，在跨越“死无葬身之地”的边界线后变为“人人死而平等”，阴阳两界强烈的对比也形成了小说巨大的反讽。

余华用七天时间架构了多重空间，活着的“看客”世界、死去的“被看”世界、死后重生的第三世界，三层空间世界不断融合摩擦造就出余华自身的文学世界，他用自身内在的艺术生命力试图唤醒迷茫沉睡的芸芸众生，找到一种由自我到民族的新的文化诉求。“死无葬身之地”的诗意化为死亡世界的存在增加更多的“合理性”，它的存在是作者的审美而非道德，是情感而非理性，这不仅是作者用来逃避现实社会的一种途径，也是作者寄托理想的载体，它并非真正存在，却在作者笔下有了存在的可能。

四、结语

余华抓住了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可能性存在”，即抓住了现实生活中某些真实事件，再将这种纷乱的真实世事适当虚构扩大，使其超脱现实，从而揭示出现实背后隐含的某些阴暗成分。用死亡空间的自由来穿透生与死的屏障，演绎出生死伦理转换的悲剧效果，用荒诞对标现实理性，形成一种现实的变异感，在经过悲惨世界的铺排后，虚构出一个诗意化的乌托邦。在作者七天内叙述的字里行间中，读者可以再次感受到他对苦难、生死等文学主题的回归和对悲苦世界的描摹。《第七天》中余华抛开固定的叙事模式，转变为从现实走向虚构再回归现实，叙述策略的调整展现的是作者从现实混乱到内心混乱的一种变化，他一直思考如何在想象和虚构中更好地描摹现实，所以他始终在调整自己的叙述策略，不断进行自我的反叛与

超越。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罗云（1996—），女，河南驻马店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