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朝琵琶音乐的发展趋势及原因分析

中国传统乐器琵琶于两千多年前在秦汉时期从西方传入，是我国传统民乐中最具代表性的弹拨乐器之一，历经魏晋南北朝、隋朝的演变与发展，至唐朝，文化兴盛、经济发达，琵琶艺术的影响力达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境界，琵琶技艺也是登峰造极，琵琶成为我国民族乐器之首、弹拨乐器之王。由此，本文简单梳理琵琶音乐的发展情况，着重分析唐朝时期琵琶艺术的发展趋势与发展原因。

一、唐朝琵琶音乐的起源与发展

（一）“琵琶”的起源

琵琶音乐历经漫长的历史沉淀，充满历史的气息，它见证了千百年来中外音乐文化的融合发展，如今已成为中国整个音乐史上一种无可代替的乐器。“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除此之外，为表示其木制的特点，也有作“枇杷”。也正因如此，在之后的很长时间中，各种造型各异的木质弹拨乐器，不论弦数多少、形状如何、长柄短柄等，只要以“批”与“把”为主要手法弹奏的乐器，都以“批把”统称。发展到魏晋时期，由于用字习惯发生改变，改为“琴”字头“琵琶”，沿用至今。

（二）琵琶音乐的发展历程

1.秦汉时期琵琶音乐的形成

有关琵琶音乐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东汉时期。据记载，在此之前，中原本土有一种“直相琵琶”，又称“秦琵琶”，但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秦琵琶”的产生时间。已有资料显示，中国最早发现的琵琶是产生于秦朝时期的“秦汉子”，也是当今说法最普遍的“弦鼗”。

关于“秦琵琶”的产生有这样的传说，傅玄（魏晋时期思想家、文学家）在《琵琶赋》中曾经提到，通音律的学者杜擎认为琵琶产生于秦筑长城时，劳工为解劳役之苦，在一种小鼓（有长柄，二旁耳有垂绳击鼓而发声）上加弦演奏，故后人称其为“秦汉子”。

2.魏晋南北朝时期琵琶音乐的演变

在晋代，文人阮咸对秦代琵琶进行了改进，琵琶外形发生了变化：音箱变大、十二柱变为十三柱、短柄变为长柄，增强了“秦琵琶”艺术的音乐表现力，也是现代琵琶家族乐器之一的“阮”定名的由来。

除此种琵琶外，还有另一种曲项琵琶在当时盛行。它由波斯（伊朗的古名）传至印度，后经新疆、甘肃传播到中国北方，外似梨形，横抱，四柱，拨片演奏。关于它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隋书·音乐志》：“今曲项琵琶、竖箜篌。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旧唐书·音乐志》中也有描述：“梁史称侯景之害简文也，使太乐令彭隽责曲项琵琶就帝钦，则南朝似无曲项者。”

3.隋唐时期琵琶音乐的发展

唐朝早期，琵琶外形主要为四弦或五弦，四柱，梨形，曲项，短颈，制作材料主要有石制与木制，拨子按材质分为铁拨子、木拨子等，琴弦使用鸡筋、牛皮、羊皮、蚕丝弦等;后受音色、音域、音高等影响，琵琶琴弦改为用丝弦。由于丝弦柔软无须拨子，故废拨手弹（由演奏家裴神符首创）。丝弦张力减小、曲项角度也随之减小，丝弦音色更加柔美细腻，琵琶的演奏风格也一改往日的粗犷之风;唐朝晚期，琵琶的抱姿由向左下方斜抱改为向左上方斜抱，至唐末宋初彻底变为竖抱琵琶。这种抱姿的改进完全解放了演奏者的左手，左手的灵活自由也使琵琶从四柱增加到十柱甚至十二柱，直到现在使用的六相二十四品。

（三）唐朝琵琶音乐的改进

1.形制的创新

随着琵琶音乐的不断发展，琵琶的材质一改之前就地取材的方式，不再使用动物的皮、筋或肠衣，慢慢改良为丝弦，唐代时我国的丝织技术高度发达，给琵琶琴弦的改革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从形制类别的变化上来看，按照琵琶起源的地区、时间、名称、大小、外形特征等不同，将唐及唐朝之前的琵琶分为四大类别：三弦、阮咸、曲项及直项五弦琵琶。从形制结构的变化上来看，琵琶自进入中国便汲取其他各项乐器之精髓，积极吸收融合古代传统音乐文化，到唐朝已成为具有中国传统音乐特色的一种乐器，并广泛在宫廷中流行。从结构上看，由于唐朝时期琵琶的外形发生极大改变，其演奏方式、演奏方法也有所变化，如抱琴方式、左手技法、演奏形式等。

2.弹奏方式的创新

唐朝中后期，为了满足民众在审美与生活方式上更高的要求，更好表达细腻柔和的音色和精妙细致的乐律，琵琶的外形由圆形变为梨形、共鸣箱趋于扁小、抱琴方式变为竖抱（见表1）。从表现力上来看，唐朝时期琵琶演奏指法增加了多种的创新，如煞弦、揉弦、推并双弦等，丰富了演奏技巧，也更加贴合演奏者的音乐情感，观众更容易融入乐曲营造的意境之中。

3.演奏技法的创新

唐朝时期琵琶演奏技法的增加不仅提高了演奏者的技术，也增强了琵琶的音乐感染力。技法的创新既能表达女性柔情和婉转的内在情感，又能描绘万马奔腾、烽火狼烟四起的战斗情景。

左手技法：自琵琶改为竖抱后，创造出许多新的左手技法，如推拉、绰注、吟揉、打带等，主要是通过音量高低、音色质量、力度变化使旋律更加多变，具有细、巧、轻、柔的特点。右手技法：至唐朝时期琵琶右手技法达到70种之多，主要可分为弹挑系统与轮指系统，二者皆有强弱、快慢、虚实之分。

4.演奏形式创新

唐朝时期，琵琶的演奏形式有与乐队的合奏、作为宫廷乐舞等的伴奏，还首次出现琵琶乐器的独奏，两种演奏形式普遍存在于唐代民间与宫廷音乐的琵琶演奏中。独奏给予演奏者更大的个人发挥空间，风格更加鲜明突出，主要用于宫廷及民间的娱乐活动;合奏则沿用之前的方式，作为伴奏或与其他乐器合奏，如宫廷祭祀、宫廷乐舞、民间散乐与百戏、参军戏、民间佛教音乐等。

二、唐朝琵琶音乐发展的原因分析

（一）历史人文环境

1.民族融合

在中原地区，各民族交融和政权分裂，一定程度上可促进各民族之间不同文化的融合与交流，就算在纷争不断的南北朝时期，地区间的音乐、文化、经济交流也从未停止。琵琶作为西域胡音的主要乐器，在此时尤其受到重视并被广泛使用，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其他乐器。另外，西域乐器向南传播并没有受到长江的阻隔和南北朝对峙的影响，反而在汉乐占主导地位的南朝表现了强大的渗透力，甚至出现南宋大臣范晔弹琵琶“能为新声”的故事。

2.多元文化并存

唐朝末期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迅速、社会艺术气息浓厚，唐朝末期的艺术发展不再是一条单一的流动线，民众对各方面艺术的追求越来越强烈。

在文学方面，唐代以唐诗为主，题材丰富，表现手段多样。在“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思想的指导下，通过波澜壮阔的古文运动，打破原有骈文体的桎梏，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在艺术方面，该时期音乐、书法、雕塑、绘画的艺术成就均值得研究。书法上出现欧阳询、颜真卿等优秀的书法家;绘画名家层出不穷，诞生了许多传世佳作;在雕塑方面，洛阳龙门石窟和敦煌莫高窟最具代表性。

3.人文环境

唐朝各文化发展涉及领域多、范围广，以长安等繁华城市为中心向各地传播文化，影响遍及西域和周边各国。如此高度、深度的政治环境与开放格局，离不开统治者“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态度与民众的喜爱。

一是统治阶级的重视。唐朝时期统治者的重视间接促进了琵琶艺术的发展，这也是琵琶艺术繁荣发展与兴盛的重要因素。唐太宗与唐玄宗十分喜爱音乐，认为音乐与政治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唐太宗打破“音乐致亡国”的旧观念，建立教坊与梨园两大音乐机构;唐玄宗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对音乐的重视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使琵琶艺术在宫廷与民间音乐中均得到了繁荣发展。

二是民众对琵琶音乐的喜爱。唐代的琵琶演奏人才可谓高手云集，唐代诗文中记载的段善本、康昆仑、曹保保、苏祗婆等都是当时知名的演奏家，他们活跃于宫廷与民间，不分等级贵贱，切磋技艺，交流学习，推动了唐代琵琶艺术的发展。

（二）社会政治环境

1.开元盛世经济支持

唐玄宗在位期间，畜牧业、手工业、商业迅速崛起，经济繁荣。在农业方面，唐玄宗下令进行大范围的查田查户活动，更换农具，减轻农民负担。还对农民有一系列扶持政策，包括灌溉设备的购置和分配，增加水利支出，有效改善了农业的发展状况，刺激和提高了唐朝发展。唐玄宗把发展畜牧业作为国家的重要任务，在长安西北地区建设了许多皇家牧场，推动农牧业的同时相应地发展了手工业。

“唐三彩”作为中国古代陶瓷的巅峰之作，在唐代彻底改变了陶瓷业现状，陶瓷业欣欣向荣，也带动了采矿冶炼技术和造船技术的发展。船厂促进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吸引了许多商人到长安、洛阳等地，商人流动性的增强，逐渐增强了隋唐时期的经济实力，为推动音乐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刺激了国家的发展。

2.丝绸之路文化融合

丝绸之路始于公元前202年，汉武帝派张骞从长安出发，途经我国的甘肃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亚、西亚，开辟了一条连接中国与地中海国家的陆上通道。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西域商人来到隋朝贸易，隋朝与丝绸之路沿线少数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也因此而加深。之后隋炀帝在贸易方面进行了规划与治理，这些举措为丝绸之路的繁荣铺平了道路。在唐代，丝绸之路达到历史高峰。

隋唐时期，经济文化发展显著，对外交通高度发达，朝廷对各民族一视同仁，采取开放平等的政策，所以吐蕃、突厥、南诏、回纥等少数民族长期与汉族混居，有的还在朝廷中担任重要职务，促进了与少数民族的交流与发展。融合开放的氛围鼓励了音乐创新，西乐与汉乐的交流与融合使琵琶的艺术性更强。

三、结语

琵琶作为中国传统民族乐器，有长达两千年的历史，发展至今，依然保持着独特的音乐魅力。唐朝时期被称为琵琶艺术发展的首个顶峰时期，对琵琶艺术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从社会人文环境到琵琶乐器本身都在为琵琶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提供优质的条件。如今音乐全球化发展，希望琵琶文化能够在传统的演奏与创作中保留民族的音乐文化、风格和特点，同时要开放眼界，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将传统音乐与国际接轨，适当学习、引用、吸收其他民族及国家的音乐元素，让我国的民族传统音乐在国际的舞台上更加出彩。

（辽宁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