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岛次郎《跨越亚洲》中的西域发现

副岛次郎1924年1月自北京出发，途经山西、宁夏、甘肃、新疆、俄属中亚地区、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历时两年完成了横跨亚洲的旅行。就现有材料来看，这也是继1902年大谷探险队的第一次西域探险以来，日本民间完成西域旅行的第一人。副岛次郎在其西域旅行日记《横跨亚洲》中如何呈现西域社会，日本近代化的烙印与坚实的汉学修养如何影响其与西域社会沿途交往，都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一、“文明人”优越意识的坍塌

在近两年的亚洲旅行中，副岛次郎滞留新疆一年多，副岛次郎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可谓商业发达，在其抵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第二天的日记中就有明确的记录。

（5月14日）上午去了饭馆，洗完澡后去了南门外。看到俄罗斯街都不敢相信，边境城市竟有这等气派。富丽堂皇的店铺连成一排，其中有英、美、德几国的商店，试穿了几件西服也依旧风光不起来，想买靴子和帽子，奈何囊中羞涩，加上宽敞的商店里全是精美的商品，叫人不敢进去。

从上述文字不难看出，迪化商业街给副岛次郎的最初印象显然颠覆了其对西域荒漠的预设。此处的繁华程度令囊中羞涩的他不免自惭形秽，由此给带来的心理冲击亦不难想象，这一冲击显然与副岛次郎带有来自“文明世界”优越感的心理形成一种张力。当预想的“荒蛮之地”呈现出商业繁荣的发达景象之时，副岛次郎面临的囊中羞涩这一现实问题也就愈发突出了。实际情况是滞留迪化期间，副岛次郎日记中多次出现了发电报要钱的内容，现摘抄部分内容如下：

（6月19日）本日大谷来信提及满铁会援助一千日元，勇气倍增，虽说要一门心思，但钱仍然是必要的。

（7月29日）给大谷发信，急需钱。我担心出发时间要比计划晚很久。

（8月7日）给天津的大谷发电报，六两八钱七（五十二字）。要求汇钱。总算暂时放心了。

副岛次郎接二连三提出汇钱请求，既是旅途资金短缺的焦灼心理的直接体现，也是“文明人”优越感全面崩塌的开始。因资金匮乏和迪化的商业繁荣所引起的心理冲击，在其写给大谷猛、金子定一的信中一目了然。例如在5月16日给大谷猛的信中写道：

遥望前途天山对面云雾漫漫，顿觉斗志昂扬，有西陲天地唾手可得王者之感，但迪化实在过于大都市，穷人极其不适于此处旅行，穿着满是虱子破旧不堪的衣服更是无法昂首阔步。更别提我昨日身无分文、衣衫褴褛去拜访了樊道尹，今日计划拜访杨督军。

（同日写给金子定一的信）随着旅程深入内陆，我原本想象会愈发的野蛮，未曾想自长途荒漠跋涉而来最终见到的是出乎意料之大都市，一想到贫穷旅人的我有辱日本人的体面就倍感心酸。

出发时的意气风发，来自“文明世界”的优越感，“身无分文”的副岛次郎进入过于大都市的迪化时全都荡然无存。“衣衫褴褛”旅居迪化的穷人，即便有勘察欧亚铁路之“大志”支撑，也无法昂首阔步，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上述形象有辱“日本人的体面”。由此可见，在新疆的现实处境使得副岛次郎自出发伊始所渲染的踌躇满志、万里孤征的义士形象大打折扣，随着滞留期限的增加，囊中羞涩所带来的“文明人”优越感的丧失进一步加剧，其所背负的“体面又文明的日本人”身份自觉性同样遭遇挫折。

副岛次郎遭遇上述“挫折”的主要原因无疑来自现实西域的发达商业与其想象的贫穷落后西域间的巨大落差。在这个意义上，西域之行实际消解了副岛次郎引以为傲的“现代文明信仰”。遗憾的是，游记中的这一断裂并未引起同时代日本读者的注意。副岛次郎游记中对新疆带有他者猎奇心理的描述，同样投射出了近代日本大众对西域的想象，《大阪每日新闻》选择刊登他的新疆游记或许正是基于读者有同样的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副岛次郎个人身上所投射的优越意识在商业繁荣的迪化面前轰然瓦解，卸下文明人的虚壳，真正能让副岛次郎与西域产生情感关联的恐怕唯有汉诗了。

二、作为情感纽带的汉诗

《跨越亚洲》自1927年由大阪每日新闻社首次出版以来，包括1931年东京大道社、1935年东京言海书房共计3个版本都在附录中收入了副岛次郎的汉诗集——《剑花集》，该诗集不仅收录了副岛次郎1924年开始为期两年的跨越亚洲之旅期间所作汉诗，还包括其1915年从家乡佐贺出发前往我国东北一带途中所作，共计61首。就内容而言，《剑花集》主要分为副岛次郎滞留期间和跨越亚洲途中的述怀、写给中日友人的赠答诗。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汉诗依照日本辞书《广辞苑》的解释，指“用汉字创作的诗”，是与和歌相对的诗歌名称。副岛次郎的汉学修养在其创作的汉诗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例如自印度洋返程途中，副岛次郎就赠予赞助他亚洲旅行的大谷猛汉诗，其中有以下诗句：“曾为边外客，舒别燕山头。万里孤杖在，云水何时穷。天山断鸟道，大漠胡笳愁。”从这首诗里不难看出其间既有离别的伤感，更有只身一人踏上西去之旅的冒险豪情。通过副岛次郎汉诗中诸如“天山”“大漠”西域元素，似乎不难窥见其亚洲之旅散发着浓郁的“出征西域”后归来的氛围。副岛次郎在向日本友人的赠诗中传递自己万里孤征中壮志满怀的豪情之际，借助西域元素表达了作为“边外客”的旅愁，上述西域元素的铺陈使用，使得其具有明确政治意识的横跨亚洲、“雄飞大陆”的行为在文学的意义上获得了消解。

向日本友人的赠诗更多体现的是副岛次郎的浪漫化志向，通过汉诗与中国友人展开的互动则明显发挥了互通情感的作用。作为一个日本人，在西域旅行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和当地的官员、平民沟通交流，但推测副岛次郎本人的汉语水平应该十分有限。1924年2月17日的日记就写道：“与朱参谋笔谈，颜面尽失，想用中文表达自己的想法还是很难的。”作为同属汉字文化圈的副岛次郎和朱参谋仅通过汉字笔谈也难以交流。但之后二人日渐熟悉，出现了朱参谋和副岛次郎互赠诗歌的情形。如朱参谋赠诗：“东海有人学乘槎，春风吹送到天涯。酒余茶罢谭陈迹，始知咸阳旧除家。”

首句中的乘槎化用了张骞出使西域的典故，以此类比副岛次郎的西域旅行。但该句中出现的平仄错误显然透露出朱参谋的汉诗水平有限。相比之下，副岛次郎押次韵回赠诗的平仄、对仗明显更为工整：“一介青衫学乘槎，征途立马秦云涯。却怜迁客千年未，何处青山寻祖家。”

比起之前依靠汉字交流受阻，通过这样的汉诗往来无疑会加深二人情感与思想的交流。副岛次郎也并非西域旅人中第一个通过汉诗与中国人交流的日本人，在其之前的日军少佐日野强就深谙汉诗之道，其新疆考察日记《伊犁纪行》（1909）就有附录汉诗集《新疆琼瑶》。学者董炳月也曾就日野强《伊犁纪行》中的汉诗有过专门的论述。但与日野强交往的对象大多是中国高级官员不同，副岛次郎汉诗中所记录的中国友人不是平民就是归隐山林的侠士，这在赠诗题目中就有直观的体现。在《赠蔡逢仙》中就有“飘然投笔入胡山，君与群羊意自闲”的诗句，无疑是给牧羊人的赞歌。在《赠绿林之侠》中则是如下描述：“汝曾白面出乡关，一去绿林终不还。召隶黑龙江月下，点枪抹羯领风间。”从副岛次郎对绿林侠士的溢美之词可以窥见其人际交往遍布三教九流，副岛次郎在西域之旅的沿途交往，很大程度上依靠汉诗得以完成。除了发挥情感沟通的作用外，副岛次郎也经常在西域途中借助汉诗咏古抒怀。例如在离开天下雄关的嘉峪关后，他就写下了《出嘉峪关》。其中写道：“瘦日春寒嘉峪关，浩歌西去不知还。铁鞭遥指天山路，雁苦黄尘万丈间。”这首七言绝句严格遵照了平仄、押韵的要求，亦能反映出扎实的汉诗功底。面对雄壮的嘉峪关，副岛次郎并未陷入怀古幽思的情绪当中，更多抒发的是一路向西的万丈豪情。

在其后的《过玉门关》中，副岛次郎更是活用了唐诗中的典故。原诗如下：“征来阅月冻风间，更望西天气若山。犬戎将迎樱国士，春风始度玉门关。”第三句中的“犬戎”，依照《辞海》的解释，指的是游牧在中国西北一带彪悍的少数民族。“樱国士”毫无疑问指代副岛次郎本人，强悍的游牧民族对来自樱花国度的日本人采取恭迎态度，由此似乎不难看出大正时代日本人高昂的民族情绪。末句巧用了王之涣的《凉州词》“春风不度玉门关”一句，玉门关既是实际的地理位置，又是典型的西域意象。副岛次郎通过化用上述唐诗典故，再加上夸张的修辞，将自己的到来与“春风始度”加以衔接，进而极大消减了其旅途的艰辛。

除了上述激励自我的诗句以外，汉诗也是副岛次郎排解焦虑、宣泄情绪的一大方式。在绥定（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惠远镇）焦急等待俄领馆通行许可的几个月里，除了偶尔学习俄语外，其主要的脑力劳动就是推敲汉诗，其中一首七律如下：

春风送客向天涯，西出萧关不见家。

长啸曾过赤金峡，孤征又渡白龙沙。

追风马毙暮云急，挽日戈亡残照斜。

今日青眼空对酒，天山月下听胡笳。

中间四句，长啸与孤征、追风马和挽日戈等形成对仗，末句的“天山月下听胡笳”借用了唐代边塞诗中频繁出现的“天山月”“胡笳”等西域意象。副岛次郎借用对出征西域的唐代将士思乡之情的描述，来表达自身作为天涯旅客的共鸣。

从上述一系列副岛次郎抒发旅愁的诗句中不难看出，其西域之旅远非想象中那般浪漫，因此才有诸多自我鞭策的诗句出现。无论是胡笳还是给大谷猛赠诗提及的“天山”“大漠”，这些西域元素频频出现在副岛次郎借古抒怀和赠日本友人的汉诗中，由此可以看出唐代的边塞诗成为副岛次郎汉诗集的重要取材来源，他也借助唐诗对自己的亚洲旅行进行了代入式想象。例如在“霜风吹面冷，壮士长刀按”中，他俨然化身为边塞诗中西征的士兵。在这个意义上，《横跨亚洲》附录的《剑花集》中的汉诗消弭了“雄飞大陆”这一浓烈政治意识背景，副岛次郎频繁化用唐代边塞诗中的西域元素、典故更加彰显了其纪行作品中的文学性。汉诗在副岛次郎的西域之旅中沟通文化与情感的作用举足轻重，遗憾的是，1940年满洲日日新闻出版社出版的《副岛次郎的横跨中亚》和1987年东京白水社出版的《跨越亚洲》中其汉诗集《剑花集》都被删除。这一现象表达了今天的日本人对大正时代通过汉诗表达情感这一方式的不理解。

三、结语

副岛次郎作为普通的日本民间报纸的记者，只身一人行走于20世纪20年代的“西域社会”，旅途中面临的语言交流障碍、交通不便的艰辛不难想象，其西域之行亦见证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新疆发达的商业彻底击碎了其来自所谓“文明世界”的优越感，使其对西域社会的观察能够更加客观地呈现。副岛次郎能够成功实现此次西域旅行，汉诗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本文梳理了1931年大道社版《跨越亚洲》中所附的副岛次郎汉诗集《剑花集》，从中可以看出，其创作的汉诗可分为与西域沿途社会交往的实用型、旅行途中借古抒怀排解旅愁型、向日本友人的赠诗三类。尤其是给日本友人的赠诗中频繁出现“天山月”“胡笳”等饱含西域元素的语句，由此不难看出，唐代边塞诗是明治时期日本普通知识阶层汉学修养的重要来源。在这个意义上，记录副岛次郎西域旅行的《跨越亚洲》不仅是重要的文学文本，也是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

（北方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北方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21XYSWY15）。

作者简介：寇雅儒（1984—），女，宁夏同心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近代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