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容斋随笔》所涉杜诗看洪迈诗学观

“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洪迈认为这是杜甫“有激而云”，“不可以训”。他不赞同杜甫对诗歌这一文体的看法，言“文章岂小事哉”并引儒家经典著作《周易》《诗》《书》等为文学张目：

“《诗》美卫武公，亦云有文章。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圣贤，桀、纣、幽、厉之昏乱，非《诗》《书》以文章载之，何以传？……然则诋为小伎，其理谬矣！”洪迈追溯诗歌发展，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可见其对诗歌的重视。而杜诗思想精深、艺术高超，出入经史、引经据典，宋代文人对其推崇备至，洪迈也不例外。洪迈所著《容斋随笔》是南宋时期最著名的笔记体散文著作之一，分《容斋随笔》《容斋续笔》《容斋三笔》《容斋四笔》《容斋五笔》，《容斋随笔》作为一部综合性笔记，有相当一部分为诗文品论，其中涉及杜甫及其诗歌的条目有68条，包括诗歌立意、创作范式、诗歌品评等各方面。以杜甫、杜诗为引，分析这些分类，可以从中窥见洪迈的诗学观念。

一、诗歌命意

宋诗立意讲求命意高深，韩驹云：“作诗必先命意，意正则思生。”缪钺《诗词散论·论宋诗》中说：“唐宋诗之异点，先粗略论之。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洪迈读杜诗非常仔细，他在《容斋三笔·杜诗命意》中言：“杜公诗命意用事，旨趣深远，若随口一读，往往不能晓解。”杜甫的诗注重立意，常通过用典使诗的含意深远，比如《能画》一诗，选用毛延寿、郭舍人的典故，意在用汉事比唐明皇。汉时有毛延寿能使五色生春，有郭舍人能动天颜之笑;唐时也有冯绍正绘鹰、韩干画马。帝王本不该以此为戏，但如果能使政治清明、断事如神，不引发风尘四起，也就由他寻开心吧。历来的百姓对君王似乎都很宽容，杜甫在这里的言外之意不说自明。《铜瓶》一诗亦然，以铜瓶、废井作比，通过拾铜瓶的人从乱后追思瓶与井的盛废，感慨世事的兴衰，极尽感物伤时之致。《斗鸡》与《能画》亦用前朝斗鸡走马事，讽唐明皇疏于国政而乐于斗鸡戏，为立鸡坊，使五百小儿饲养千余只鸡，且召神鸡童贾昌为长。之后安史之乱爆发，唐明皇乐极生悲，仙乐终止，旧地寂寥，空留下欢乐的遗迹和帝王失德的悲伤。这三首诗都有讽谏之深意，可谓命意深远。洪迈很注重从作者立意方面评价诗歌，这三首诗都感叹历史兴衰，用典用事巧妙，需要深思把握意旨。

洪迈重视诗歌命意及功用主要体现在两点，一为尊君崇道的儒学思想，二为有着现实主义的诗史观。“前辈谓杜少陵当流离颠沛之际，一饭未尝忘君，今略纪其数语云：‘万方频送喜，无乃圣躬劳’;……‘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如此之类非一。”杜甫始终心怀天下，忠君爱民，这也是洪迈推崇杜甫最重要的原因。

除此之外洪迈在分析文学现象、进行文学批评时诗史互鉴，将历史的升降浮沉与文学的发展变化紧密相连，并且推崇反映现实、讥讽朝政的诗作，所以被称为“诗史”的杜诗自然受到洪迈的推崇。洪迈对于中唐诗人评价甚高，不仅因为他们明经术、修古史，还因为元稹、白居易、张籍等人的新乐府运动产生了大量带有诗史性质的作品。“《连昌宫词》、《长恨歌》皆脍炙人口，使读之者情性荡摇，如身生其时，亲见其事，殆未易以优劣论也。然《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不若《连昌词》有监戒规讽之意。”可见洪迈对诗歌传统礼教讽谏功用的

强调。

二、诗歌创作方法

（一）炼字炼句炼意

一首诗的字数有限，不论写景、抒情还是叙事，都讲究用字，要选择能准确表情达意的字词，以抒发作者情思，增强诗歌艺术美，所以在创作时应反复推敲。

《容斋四笔·杜诗用受觉二字》中洪迈列举杜甫含有“受”“觉”二字的大量五言、七言诗句，认为“皆绝奇”，“用之虽多，然每字命意不同，又杂于千五百篇中，学者读之，唯见其新工也”。洪迈却认为陈与义在使用这两个字时“未免频复者，盖只在数百篇内，所以见其多”。可见，同样的词在不同的诗人手中会呈现不同的诗歌效果，所以字要用准、用妙。

《容斋续笔·诗词改字》中举了王安石《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炼字的例子。在“绿”之前，他起初用“到”“过”“入”“满”，但都觉死板而无生气，用“绿”则让诗句有活跃明亮之态，情景映入眼帘。

炼句炼字，也要炼意，指诗句与诗意的锤炼效仿。《缚鸡行》讲了有关创作论的两个问题。一是结句之妙。“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缚鸡行》的结尾鸡得虫失，人得鸡失，鸡失虫得，杜甫倚着山阁注视寒江，将深层哲思与景色、人物形象相合，这样的结尾不易学。二就是夺胎法。李德远《东西船行》：“东西相笑无己时，我但行藏任天理。”片面追求形式与杜诗相同，但意蕴却远不如。所以洪迈认为“夺胎”应推陈出新，而不是单一字句的效仿。“诗文当有所本，若用古人语意，别出机杼，曲而畅之，自足以传示来世。”洪迈认为作诗可以有所本，但不是一味地抄袭模仿，通过古人的写作方法和诗歌深意，在曲折婉转中脱出一层新意，达到“诗意无穷”的理想境界，才是真正的创新。

（二）诗歌用典深妙

杜甫用典深而博，后人学杜也重视典故的使用。宋人将杜甫视为士人重学问的典范，洪迈也在《容斋随笔》中多次赞赏杜甫诗歌典故的深妙。

《王孙赋》记载杜诗用典高深，用事巧妙含蓄。“王延寿《王孙赋》，载于《古文苑》，其辞有云‘颜状类乎老翁，躯体似乎小儿’，谓猴也。乃知杜诗‘颜状老翁为’盖出诸此。”可见杜甫读书广博。《容斋随笔·鬼宿渡河》中鬼宿与织女星遥遥相望不可相交。在世俗七夕传说中，两星相汇，牵牛织女也一年一聚，这是民间不懂天文知识形成的美好向往。许多大儒也不深加思索，顺应世俗。杜甫《牵牛织女》：“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可见其对典故由来与真实星宿运行情况十分清楚，是有把握地使用典故。

（三）平仄与对偶

《容斋续笔·诗文当句对》讲诗文当句对偶，即在一句之中自成对偶。《东皇太一》“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一句中，“蕙肴”对“兰藉”，即用蕙草蒸肉，用兰草垫底，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桂酒”对“椒浆”，酒和浆都是添加桂和椒制造出来的，也是名词对名词，且都是植物名相对。还举王勃的《滕王阁序》，文中四六句很多，前后语句几乎完全对偶，同时很讲究声调平仄，和谐悦耳。再如杜甫诗《涪城县香积寺官阁》：“小院回廊春寂寂，浴凫飞鹭睌悠悠。”“小院”对“回廊”，皆景物名，“浴凫”对“飞鹭”，皆飞禽名。当句有对，上下句亦工整相对，“小院回廊”对“浴凫飞鹭”，皆名词，“春”对“晚”，皆为时间，“寂寂”对“悠悠”，且在声调上亦平仄相协。

三、诗境的追求

洪迈除了对诗歌实用功能的要求外，对诗歌情感的表达和意境的塑造也格外重视。洪迈对文学价值的认识并不仅仅是“传道”那么单一，历史的文学书写记载的真实性、能够使读者身临其境、真挚动人的情感表达，都是文学作品价值的重要表现。所以诗歌作品中的情、景、意三者缺一不可。

（一）情能动人

“情”是洪迈诗歌批评当中一项重要的范畴，他认为作诗要富有真情实感，“情灵摇荡”与“情致感发”是洪迈对诗歌情感抒发的要求。

“欧阳公好称诵唐严维诗‘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及杨衡‘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之句，以为不可及。子绝喜李颀诗云：‘远客坐长夜，雨声孤寺秋。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且作客涉远，适当穷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不能寐，起坐凄侧，而闻檐外雨声，其为一时襟抱，不言可知，而此两句十字中，尽其意态，海水喻愁，非过语也。”此处洪迈有两处误记：一是把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的诗句误作杨衡诗，一是把李群玉《雨夜呈长官》的诗句误作李颀的诗。古人撰文多靠记诵，误记难免，但对于从中感悟其对诗歌的品评、欣赏是不影响的。欧阳修喜欢严维《酬刘员外见寄》中的两句写景，一片清闲宁静，充满勃勃生机的景象。常建的两句景色中透着丰富多彩的恬美和淡雅。二人的诗境是读书人喜欢的充满诗意和情趣的境界。洪迈喜欢的则是李群玉的名句，写的是投宿他乡古寺的旅人在秋夜中睡不着，坐起来感到伤心，听到窗外的雨声，更为忧愁苦闷折磨。旅人的愁烦，诗人虽没有直说，读者也可想到，诗中进而用东海水之深比喻旅人愁情之深，把诗绪推向了极点。可见洪迈欣赏的是情景交融、情能动人的诗歌境界。

（二）文质相当

《容斋续笔·和诗当和意》：“古人酬和诗，必答其来意，非若今人为次韵所局也。……姑取杜集数篇，略纪于此。高适寄杜公云：‘愧尔东西南北人。’杜则云：‘东西南北更堪论。’……往来反复，于是乎有余味矣。”古人作诗有唱有和，和诗必须答其来意，但不一定要和韵。自唐代开始，酬和他人诗讲究和韵，即“同用此韵”。元稹和白居易在任两浙观察使时，所酬和之诗不仅要依韵，还必须按照原诗用韵的次序，即次韵。后经皮日休、陆龟蒙更相唱和，这种用韵形式盛行起来，延续到了宋代。用韵限制了和诗用意，使诗歌局限于迎合形式的要求，不能充分表达情感。洪迈是不赞同这种过分追求形式而不重视内容的作诗方法的。因此，他提出了“和诗当和意”的观点。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诗歌最重要的就是表情达意，如今却被限制，其在此所列举的酬和诗也都是答其来意者，如杜甫与高适、严武等人的唱和诗，认为其非宋诗囿于次韵者可比。

《容斋五笔·作诗旨意》引杜诗《丽人行》三联等，称赞朱庆馀《闺意献张水部》诗合“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之旨。司空图主张诗歌要有诗题字面以内的诗味，还要追求“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洪迈也很重视诗歌的“诗味”。《容斋随笔·和诗当和意》所举杜甫和诗之例，皆言已尽而味方永，意在言外，不尽于句中。洪迈认为，此类和诗“皆如钟磬在簴，叩之则应，往来反复，于是乎有余味矣”。和诗和意，将二人的意志表达流传来回，情感延续，言在此却意更深，自是有余味。

“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洪迈认为，哀婉的诗歌更利于表达愤怒和痛苦。可见诗情需要配合相适应的诗文，才能相得益彰。《容斋随笔·绝唱不可和》中可以看出洪迈对诗歌的空灵、意蕴与情感结合的追求。他还认为诗歌应是自由创作，有感而发，当受到一定场景、情感、题材、特定韵脚等束缚时，如果没有和所和诗歌一样的情感、心态，很难写出超越和诗或者是绝妙之作，只能是受限制的模仿作品。

后世一些保守诗论家往往视“诗缘情而绮靡”为文学原罪，洪迈认为“彼后世为词章者，逐其末而忘其本，玩其华而落其实，流宕自远，非文章过也”。这是一些创作者“逐末忘本”、重形式而大于内容，并不是华丽修辞文章本身之错。

从洪迈对杜甫人格、诗歌创作及诗歌情感立意分析来看，他重视诗歌的功利性。一方面，诗有教化、传道、讽谏的实用性;另一方面，诗歌是表情达意的媒介。作诗要立意深远，讲求言外之意，情感真挚，不拘泥于严格的创作模式，情与景的交融才是内在情感与外在世界的最终诗化。

（西北大学）

作者简介：冯菊（1998—），女，陕西榆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