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交织

在我国绘画史上，“逸品”这一概念最早被唐初的书画家李嗣真提出，这时对“逸品”概念的阐释还比较模糊和宽泛。中唐的绘画评论家朱景玄最早将“逸品”理论用于绘画评论：“以张怀瓘画品断神、妙、能三品，定其等格，上中下又分为三；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以表其优劣也。”他在张怀瓘提出的“神、妙、能”三品的标准上添加了逸格，形成了四格的评画标准。宋代画家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里提出了“逸、神、妙、能”的绘画评论标准，并将“逸格”放到了“神”“妙”“能”这三格的前面，位于四格之首，明确定义了逸格：“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南陈北崔”的崔子忠流传后世的作品虽少，但画作丰富的绘画语言和超逸的格调展示了他丰富的精神世界，在当时社会环境和家族背景下，儒释道三教对他创作风格的影响至关重要。

一、家族与师门对崔子忠绘画的影响

（一）崔子忠的家族背景

明代画家崔子忠，始名丹，字开予，后改名为子忠，字道母，号北海，又字青蚓，山东莱阳人，后移居京师。《胶东崔氏族谱》撰修于康熙二十八年（1679），记载了崔子忠的家族背景和生活经历，家族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对崔子忠性格、思想、艺术创作影响深远。

平度崔氏家族是明清时期著名的官宦之家、书文之家，家族精神的优良品质在他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明画录》中有记载，崔子忠“间贻知己。苟以金帛相购，绝不能得。性孤介，卒以穷死”。家族优越的条件并没有使他沉浸其中，他选择隐居山林，终日与书画为伴，不附权贵。崔子忠家族的从军经历深深影响着他，军人精神的武断磊落、慷慨好义在他身上均有体现，面对高官权贵毫不畏惧，率真的性格在他的画作上也有所体现。崔子忠始名丹，字道母，由此可知他的家族对道家文化的信仰。耳濡目染的道家文化是他心灵的寄托，他的画作中多次出现许旌阳等道家人物形象，皆是出自对道家精神的追求。

在明末道德动荡的时期，崔氏家族依然出现了大批忠君爱国的人士，由此可见儒家文化同样对崔家有着深刻的影响。崔子忠从小就对儒家思想耳濡目染，儒家道德礼节扎根在他的内心，即使隐居山林，他依旧关心国家大事，对儒家“仁、义、礼”等人格境界的追求，在他的品行上得到了证实和认可，董其昌曾赞誉“其人、文、画，皆非近世所常见”，吴伟业赞扬他“有高节”。

（二）崔子忠的师承背景

崔子忠的老师宋继登对他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中有“崔秀才子忠”的记载：“少为诸生，师事莱人宋继登，宋诸子及群从皆与同学，而玫（按：宋玫）及应亨（按：宋应亨）尤厚善。”王崇简、钱谦益都是崔子忠的好友，尤其是王崇简，与崔子忠相识几十年，且与宋继登家族交往密切，他的叙述可视为可靠记载。由此可见崔子忠与宋氏家族密切的关系，其师宋继登是科举世家，又是诗文世家、教育世家，有着这样杰出的文化背景的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可想而知，在明末这样人人都想着保全自身的时期，宋继登依然没有随波逐流。

在税收机构任职期间，宋继登不与前任官员同流合污，私吞税款，而是全部上缴朝廷，当别人对他的行为表示不解时，他却说：“银子是国家用来备兵的，我若私自留下与盗贼何异？”老师的精神品格对崔子忠影响很深，他同样坚守着自己的节操，不允许任何世俗的东西来玷污自己的品格。品格精神是艺术创作的基础，宋继登不仅在品行上影响着崔子忠，在艺术审美上也影响至深，树立起来的诗性价值观使崔子忠的画呈现出有别于世俗的意境感。

二、明代“三教合流”对逸格的影响

（一）明代“三教合流”的发展

儒、释、道被统称为“三教”的说法可追溯到北周，到唐时已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直到明初，朱元璋提出了“三教并用”，制定了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方针，以加强思想统治，推动了三教的融合发展。随后林兆恩创立了“三一教”，这时思潮达到了顶峰，儒、释、道三教人士相互交流、影响。经过不断的发展和演变，到了晚明，“三教合流”的思想已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这一思潮的发展与演变正是受明代儒士亲佛、亲道风气的影响，三教人士之间相互交流学习，明代“三教合流”的思想比其他朝代更有思想广度和深度。这一时期，佛家、道家均从虚寂转向了富有人情味的世俗世界，儒家也从程朱理学的极端化天理中解脱出来，转而寻求个体意识中的“良知”。王阳明创立了“阳明心学”，他在“三教合流”观念的变迁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解放思想、追求本我成为社会主流，甚至影响了整个晚明思想界。

宋代的儒学在传统的先秦儒家思想上，融会了一些佛禅与老庄的思想。之后明代的哲学思想承继了宋元时期，儒学呈现了新的面貌，早已不同于以往的古典儒家思想。儒、释、道的世俗化，使三教更加深入民间，在明代的各个领域留下了深浅不一的印记，绘画就是其中之一，明代画坛呈现了“三教合流”思想潮流互动的鲜明时代特色。

（二）明代“三教合流”与逸格的交汇

“三教合流”对我国文化发展影响深远，融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普遍大众的信仰支撑及富足的精神食粮。在明代动荡的封建社会背景下，三教之间的融会碰撞给予了当时的文人画家更多的思想力量，他们的艺术创作里展现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对自由的向往、对精神解放的追求。

明代中后期的皇室权利逐渐转换到官宦贵族手中，文人画家面临危机，随之文人画的创作也达到了顶峰。“仕隐”是中国文人兼济思想的体现，这时期的绘画作品及画论更多的是体现“道”的心性思想，文人画强调“士气”“逸品”、笔墨的趣味与意境的表达，禅宗也追求“逸”，如果说道家的“逸”得之于“自然”，那么禅宗的“逸”则得之于“心”。文人画家以画抒情，怡情养性、追求意境，并加以诗化和理想化，展现了丰富的内心情感，体现了儒释道思想与逸格的交汇。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门的情况下，画家在绘画中寻求解放心灵的途径，将胸中逸气寄托于绘画创作，用笔情墨趣自由挥洒，在心中建立起了专属的“世外桃源”。“逸”与儒家的“礼”有冲突矛盾，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抗议”，但儒家文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崔子忠自幼就饱读儒家经史，受儒家文化耳濡目染，他的胸中逸气在儒释道三者共同影响下才能体现

出来。

三、明代画家崔子忠画作中逸格内涵的体现

（一）题材内容

崔子忠的画和他性格一样有着独特的韵味，他以个性鲜明、夸张奇古的人物画而闻名，画风倾向于文人性，奇古中又透出一股清气，诗文气息浓厚。从崔子忠的家族、师门及所处时代的社会思潮现象中可以发现儒释道对他创作的影响。《云林洗桐图》中的“桐”为梧桐，在我国古代来看并非凡木，代表清新高逸的品格，正是形容君子的高洁人格。

他的画以儒林轶事和佛道神仙题材为主，曾多次描绘许旌阳升天的题材。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幅崔子忠画作《云中鸡犬图》是此题材传世最精的一个例子，其中有这样一首七言绝句：“移家避俗学烧丹，挟子挈妻共入山。可知云内有鸡犬，孽生原不异人间。”“鸡犬”象征的是安稳的田园生活，这一典故出自庄子、老子所著的道家经典中，如《道德经》“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反映出崔子忠渴望追寻自己的理想生活，进入神秘的隐逸之所或极乐世界。《藏云图》描绘的是诗人李白，他的神态闲逸潇洒，仿佛置身于梦境之中，崔子忠借助李白的形象传达个人的情思，他渴望摆脱现实困境，过神仙般的自在

生活。

（二）绘画语言

崔子忠注重自身感觉，他的作品里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人物画文人气息浓郁，没有固定的绘画语言，《云林洗桐图》画面疏朗明净，《藏云图》则有一种神秘的浪漫氛围。人物形象夸张变形，求险求怪，用笔流畅，线条细劲曲折，柔中有刚，具有一种古拙的笔趣，描绘的男子外形方刚有劲，女子外形偏柔美。《藏云图》中的李白与《云中玉女图》中的仙女均气意超迈，神色如生，《山静居论画》称“陈章侯、崔子忠皆出群手笔，落墨赋色，精逸毫发，僻古争奇，各出幽思”。

崔子忠用独特的精神世界创造审美境界，他的坦荡和潇洒使他进入了独特的审美境界。道家倡导“无为”的修养方式，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揭示了审美创造的自由性特点。以崔子忠的《伏生授经图》为例，整个画面并没有满满当当的构图，人物与景色安排巧妙，并留出大片空白，《云林洗桐图》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画面疏朗明净，可谓“无便是有”的绘画语言。崔子忠的绘画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画面呈现出高远飘逸的意境。《云中玉女图》的用笔也是如此，除了玉女的发冠用焦墨外，其余的线条用淡墨勾勒，整个画面像是被“仙气”笼罩，呈现出缥缈空灵之感。崔子忠的绘画是展现他精神内涵的一面镜子，不拘常法的绘画语言体现了他“逸”的审美境界。

（三）创作思想

儒家注重追求充实的道德、伟大的人格、完美的情操，“君子人格”即是儒家具有现实性的理想人格符号。“爱人”“道义”“力行”等君子行为在崔子忠身上均有体现，其人品的高洁融入了画作，描绘的人物形象有藏书的高人雅士伏生、豪放不羁的李白，还有“唯我独清”的自傲高士倪云林，他仰慕于他们这样超然世外的隐逸君子，敬仰他们高逸的品格。伏生为秦朝儒学博士，他在焚书之时藏《尚书》于壁中，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中国古代史资料。汉王朝建立后，汉武帝十分重视，特派晁错到伏生家中进行记录。崔子忠将伏生当作自己的精神载体，渴望像伏生一样受到重用，以此来鼓舞自己，寄托自己的理想。道家的理想人格是进入审美境界的艺术人格，追求一种无欲无念、隐居避世的理想生活，这种将一腔胸意寄情于山水的生活态度激发了崔子忠别样的审美情趣。《云中鸡犬图》画上的七言律诗能直接体现他对隐逸生活的渴望，表达了他虚静淡泊的生活态度。《藏云图》中，崔子忠编造了“李白地肺藏山”的故事，将李白诗人、仙人、隐士、道士的身份相结合，借助李白的形象传达自己的认知和情思，蕴藉着他的道教情节与隐逸思想。图中李白好像从云中来，又往更幽深处行去，似乎是向往着精神家园，在山水之间寻求心灵的抚慰。崔子忠将自己主观的思想转化为客观的艺术思维，再由高超的艺术技法表现出来，赋予了画面生命和情感。

四、结语

在家族和老师的影响下，无论是品格上还是绘画上，崔子忠都展现了他孤怀远大的见解和独特的情操。他的作品以丰富的题材内容与奇古不媚、清丽灵秀的绘画语言取胜，与陈洪绶并称为“南陈北崔”，“奇”的不仅是他的画，还有他倔强孤高的性格。崔子忠用画笔隐晦地表达自己对命运的不满，儒、释、道思想融会在画中，给画面以高雅独特的风格面貌。他的绘画以超脱拔俗的“逸”屹立于中国绘画之林，向世人呈现出他“超逸”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

（湖南科技大学）

作者简介：王琪（2000—），女，湖南湘潭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美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