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方式与写作意图：《中国套盒》带来的启示

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著作《中国套盒》用书信的形式介绍了作家关于小说创作才能和写作技巧的一些思考，展开了文学作品叙述方式与写作意图关系的探讨，有很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作品的另一个通行本标题为《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国套盒”与“写给青年小说家的信”这样看似不相关的两个题目，就已经足以引起普通读者的好奇心了。一打开这本书就会发现，“中国套盒”作为全书十二个章节的标题其中之一赫然在列。选择“中国套盒”作为整部著作的统率，是随机的偶然还是巧妙的必然，下文将着重探讨。

一、偶然还是必然

赵德明先生的译本中这样写道：“为了让故事具有说服力，小说家使用的另外一个手段，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套盒’，或者‘俄罗斯套娃’。”其实只要作者愿意，这一章节也完全可以叫作“俄罗斯套娃”，那么，也许还可能会出现另一个译本。显然，巴尔加斯·略萨这位大师级的人物一定匠心独运。在第二章《卡托布勒帕斯》中，作家将写作的意义归结于小说家的真实性或者真诚的态度，这种真诚体现在自觉自愿接纳来自内心的“魔鬼”，并且跟随这个“魔鬼”。对于作家而言，写作本身即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为自己的内心寻找合适的发言方式，是一种生命体验的细腻感知。一个好的作家一定是忠于内心的。作者讲述的每一个细节都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中国套盒”一定不单是一个题目，而是体现着作家的某种写作意图。

赵德明先生认为，这是一部借书信的形式来“专门谈论小说创作才能和技巧的书”。作家开篇第一封信讲述了有关《绦虫寓言》，强调“文学抱负不能仅仅解释为自由选择”，而是要怀着一种献身精神。作家坚持认为文学抱负具有排他性的献身，可以让它的牺牲者（心甘情愿的牺牲者）变成奴隶；一个人之所以愿意投入写作，是因为内心的绦虫在隐隐作怪，这是一种内在的渴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驱使着自己去展现和表达，引导着自己以写作的方式发言。第二章明确用“魔鬼”一词来概括作者的题材来源。作者总是会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写作方式和写作素材，我手写我心。简而言之，作者内心的“魔鬼”也许正是作者写作的魅力。第三章作家谈到了小说的说服力，他认为小说的说服力来自作家的虚构能力。也就是说，其创作意图即是实现其说服力。

接下来，巴尔加斯·略萨谈到了小说的风格，涉及了作家的特点。风格更多的属性就是技巧，而且不能被机械地借用或模仿。另外，风格也不能简单等同于形式，应该有更深层的内涵。“要知道任何小说中都有一个空间视角、一个时间视角、一个现实层面视角。”由于叙事角度不同，“谁来讲故事”也就不一样，根据语法人称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别：其一为自述者，即采用第一人称讲述故事的主人公，是这个故事的核心人物，在这里，叙述者空间和叙事空间混淆在同一个视角里；其二为掌握上帝视角的叙述者，采用第三人称讲述故事，在这个过程中他是无处不在的全知者，他所占据的叙述空间与发生故事的空间是独立的；其三为没有确指的叙述者，这个人物默默隐藏于第二人称的背后、语法之后、理论之后。从这个视角看来，作者的虚构和对现实的真诚是不矛盾的，甚至可以说作家越是对现实真诚、对创作真诚，就越拥有强大的虚构能力。

巴尔加斯·略萨为读者介绍了两种不同的创作手段——“中国套盒”和“连通管”。在两种创作手段之中穿插讲述的“隐藏的材料”意在提示读者挖掘文本背后的深意。最后，作家谈到了自己对文学评论的态度。这十二封信作为十二个章节出现，可以各自成文，而又存在内在联系。某种程度上，这正应和了巴尔加斯·略萨所讲的关于“连通管”的创作手段。“连通管”即是一种“发生在不同时间、空间和现实层面的两个或者更多的故事情节，按照叙述者的决定统一在一个叙事整体中，目的是让这样的交叉或者混合限制着不同情节的发展，给每个情节不断补充意义、气氛、象征性等等，从而会与分开叙述的方式大不相同”。巴尔加斯·略萨以一个前辈引领一个立志成为小说家的青年人的方式，从文学抱负的初衷谈起，沿着小说创作实践的途径，依次探讨了小说家的写作目的、风格、叙事的三个视角和讲述手段。然而，正如巴尔加斯·略萨给读者的提示，想要让他所说的“连通管”正常运转起来，仅有简单排列是远远不行的。以这部《中国套盒》为例，若仅仅把这十二个章节作为并列关系来看待，是无法完全体会作者的良苦用心的。事实上，这些章节彼此之间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本身就与作家所探索的写作初衷和创作实践互相印证，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前提下，探讨作者创作手法和写作意图的关系就显得很有意义。

巴尔加斯·略萨这部作品的另一个译本叫作《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以作家写给一位青年小说家的信为管道，连通起文学创作初衷、创作实践的路径、写作目的、叙事风格和方式等模块，可见信件很好地承担了作家与志同道合之人畅谈文学创作的“连通管”。在他看来，去写作对于一位作家来说不单是工作或者营生，更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全身心投入写作或者说将写作的行为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丝毫不考虑作品是否能产生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效果，这正是作家对写作保持真诚的重要表现。至此，又产生了新的疑问：这个通信的行为是否真的存在？这个青年小说家确有其人吗？他到底是谁？这样的问题反倒显得无足轻重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位不吝提携后辈的作家与一位青年文学爱好者展开深入探讨，集中系统地阐释了作家自己的创作理念。这位青年可以是千千万万热爱文学并立志为之献身的青年的代表或者缩影，亦是巴尔加斯·略萨本人。即使这位通信的对象及通信的过程完全是虚构的，也丝毫不影响作家本人的表达。因为故事的人物、情节、叙事方式都是为了实现作家的表达目的服务的，即与读到这个作品的每一位读者交流他关于小说创作的想法。

隐匿在文学文本之中的任何细节都不容忽视，是理解作者真实写作意图的重要线索。在传播学视角下，大部分情况下的传播行为要依靠一种相对程式化的模式，即传播者主动通过某种消息的传递影响受传者。表面上看起来这本《中国套盒》是在与读者交流写作的技巧，实际上作家虚构了和他通信的青年小说家，巧妙地以给小说家写信的形式阐述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写作意图。他“清醒的意愿”具体表现在不仅为自己的“隐形”对话者塑造了形象，同时机警地将读者同那位青年一起定位成不具备系统理论知识却有决心为文学现身的有为青年，由自己充当向导，带领读者一步步探寻文本的内在肌理，甚至亲临创作实践的现场。作品内容和表现形式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现象往往是作家自己人为造成的结果，而且通常只有如此才能合理地解读故事的内部逻辑。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本讲述写作技巧与创作方法的著作也可以被看作一部小说。优质的评论文章已经可以脱离被评论对象，被单独作为全新的创作来看待，其内在的价值丝毫不亚于优秀的小说或者长诗。如此看来，《中国套盒》的十二个章节正像一个叠加一个的套娃，各自成篇又互相成全。

巴尔加斯·略萨对于“中国套盒”的使用是这样阐释的：“如同在一组中国套盒或者俄罗斯套娃里那样，每个故事里又包括着另一个故事，后者从属于前者，一级、二级、三级，一级级地排下去。用这种方法，通过这些中国套盒，所有的故事连结在一个系统里，整个作品由于各部分的相加而得到充实，而每个局部——单独的故事也由于它从属于别的故事（或者从别的故事派生出来）而得到充实（至少受到影响）。”这种故事套故事的方法在大量古典的、现代的经典小说中并不罕见，通过文本比较不难发现，《一千零一夜》中“中国套盒”的使用很常见却略显机械，相较之下，《堂吉诃德》对“中国套盒”的使用显然要隐晦复杂得多。巴尔加斯·略萨将《堂吉诃德》的结果解构成四个层面，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并不是唯一的答案，读者对作品的鉴赏会受到本人的阅历、知识结构、阅读习惯等因素制约，由此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面貌。如前所述，不妨把《中国套盒》当作一部小说文本来看待，作家虚构了拥有丰富小说写作和文学批评经验的资深作家形象和有文学创作热情的青年小说家形象，让二人以书信方式交流，在交流过程中渗透了作家关于文学创作的一些思考。这一写作手法应和了“中国套盒”的叙述方式，可以说作家正是以“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作为最外层的大套盒，整部作品的十二个章节就是其中的十二个小套盒，层层相套，环环相连，紧密依存。

二、叙述者与聆听者

当然，巴尔加斯·略萨在有限的文本之内给读者的启示不局限于文学创作技巧这一个盒子，而是转向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叙述者与聆听者的角色定位与转换。作家作为职业传播者的一个代表群体，出于各种考虑，会有选择地采集、筛选、甄别、加工、制作信息用以传播。事实上，这就是每一个信息传播者都经历过的“自我传播”过程，有时表现为沉思、自省、推理、判断等。作家是作为叙述者和传播者出现的，是整个传播活动的主动发起者。同时，他还有一个身份——接受者。传播者承担着信息传播的功用，也作为一个接受者提供信息反馈，完成传播效果的实现。

在实际的信息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与接受者的角色往往是时时发生转换的，在以文本为媒介的信息传播过程中，作为叙述者的作者和作为聆听者的读者也可以随时进行角色转换。作家想要通过适当的叙述方式表达的写作意图，从某些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物质资源，能够被传播者和受传者共同享有并且加以再创造。将《中国套盒》作为小说文本或是书信散文来阅读，读者将得到不同的信息传播通道，多角度去理解、审视文本，捕捉文本信息，对于读者全面理解作者写作意图无疑是更有效的途径。在此，他以海明威为例，探讨了在创作中如何熟练运用“叙述者的沉默”这一叙事技巧。海明威一向注重叙事简洁，尤其擅长运用省略简化的叙述和隐藏的材料，引导读者从不同角度观察复杂的故事整体，主动投身故事情节的加工。在《中国套盒》的阅读中，读者不仅能够学习作家的创作手法，也可窥探到优秀文本的欣赏途径。

三、结语

卒章显志，作品最后，作家以诚挚的忠告恳请读者朋友在阅读和写作过程中忘掉那些关于小说形式的阐述，杜绝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动手写作长篇小说的念头。作家以这样的忠告结束全文，目的正是在于保护写作过程中那无法言说的核心秘密，这并非作者故弄玄虚的危言耸听之词。这种写作的核心秘密往往不是纸张上的笔迹，也不是暗自思忖时的自言自语，它只能是一种若隐若现的“隐语”。这样恳切的忠告意在启示读者，技巧也好，章法也罢，回归到写作本身，应该是自觉自愿献身其中，而阅读经验则是感性认知与理性过滤的结合与升华。正如巴尔加斯·略萨所说，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往往致力于模糊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甚至刻意混淆虚构与现实两个世界，只为了给读者营造一个相信叙述者“谎言”的真空时空。在这个时空里，只有虚构和幻想才是对现实最坚实、可靠的描写。如此方可对作者的写作意图有较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言有尽而意无穷，巴尔加斯·略萨和他的《中国套盒》带给读者的启示远不止此。

（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作者简介：郭斐（1988—），女，陕西安康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及外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