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狂想剧”的中断与延续

长期以来，菲茨杰拉德的著名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被普遍地解读为对“美国梦”传奇幻灭与破碎的展现。而需要思考的是，在物质、金钱、都市的书写之外，“美国梦”的幻景性质是如何被指涉的？小说第九章的一段话提供了启示性的思路：“‘杰伊·盖茨比’已经像玻璃一样在汤姆的铁硬的恶意上碰得粉碎，那出漫长的秘密狂想剧（extravaganza）也演完了。”“杰伊·盖茨比”之于“杰姆斯·盖兹”只是一重虚拟的角色，他与黛西的浪漫爱情故事只是被建构的一场戏。作者在此处所使用的“秘密狂想剧”一词关联着场景性、表演性、非现实性、狂想性等贯穿小说的核心要素，因而这一概念或许不但适用于形容盖茨比的爱情悲剧，而且能够成为一个具有统摄性的文本关窍。

一、“舞台”的生成：小说的叙事场景与空间

罗纳德·伯曼（Ronald Berman）曾指出，《了不起的盖茨比》通过引入大量现代消费性景观并模仿电影镜头的闪现感形成了“影像叙事”的特征。小说在叙事行进中着力于视听感官层面的渲染，强化色彩与声相，读者由此得以通过阅读想象力召唤出鲜活的文本场景。全书最勾魂摄魄的空间性景观当属在盖茨比别墅里举行的声势浩荡的宴会：香槟、水果、乐队、木筏、游艇……无数被邀请或没被邀请的人们在盖茨比的花园里纵情声色，从尼克在时刻表上记录的宾客名字来看，参加者的身份与地位参差不齐。由此可以引入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进行分析：盖茨比的花园成为“狂欢的广场”，在此上演着一场泯除了差异的普遍性仪式与庆典。

这一全民性的狂欢中没有观众，众人皆为演员，表演暂时成为生活本身。巴赫金所强调的源自民间诙谐文化的狂欢具有“全民性”和“仪式性”两大外在特征与“平等性”和“颠覆性”两大内在属性，但在盖茨比花园里所进行的盛宴显然溢出了巴赫金的经典框架而呈现为“变体的狂欢”：大多数来到盖茨比花园的人都是为了证明自己融入了这一上流社会的群体，他们只要“玩得开心就好”，不必追寻任何意义或价值。他们在完成自身“上流”形象构建的同时，充当了盖茨比的“群演”，完成了给盖茨比“加冕”的仪式。由此，花园狂欢的“仪式性”与“表演性”被凸显，“平等”与“颠覆”的意味却显得寡淡——真正的“底层”人物，如车行里的威尔逊先生并没有资格进入这场“盛宴”。

从“花园宴会”这一核心场景向外延伸，可以发现《了不起的盖茨比》在叙事空间方面精心的营构，不同的地理空间常常被赋予不同的象征意义，仿佛是有意建构的“舞台”。东卵和西卵构成首重对立，东西卵和纽约以及作为联通的“灰谷”又构成另一重区隔，更宏观的空间区隔则是中西部和东部的对立，而现代与传统、发达与落后、消费狂欢与庸常无聊等相对的形容被几近标签化地贴在了不同的空间上。小说中的人物进入不同的场域时总是紧随着新的故事发生，由此情节得以展开，人物形象纵深化，“场景”成为“舞台”，文中无处不在的“凝视”加强了这一暗示：灰烬谷上空T.J.埃克尔堡大夫的眼睛长久“阴郁地俯视着这片阴沉沉的灰堆”，汤姆纽约的公寓中“一位胖老太太笑眯眯地俯视着屋子”，盖茨比豪宅中象征其“被人遗忘的粗野狂暴生活”的丹·科迪的相片从墙上向下面凝视，人物的活动总是被置于某种观照之中，在其所处的场域中常常有一个超拔其上的严峻目光在将其审视。

此外，《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精妙之处还在于往往呈现出空间的区隔和对立之间的相互转化，譬如曾经将“东卵”视作“彼岸”与梦想之地的尼克最终选择的是对“中西卵”的回归，而在东卵过着奢靡生活的汤姆一家也不得不回到中西部当一个“旧贵族”——意义和价值被惊人地扭转与倒置，而穿梭于两岸的人群也就在隐喻的意义上不断往返于幻梦与理想、日常与现实之中。

二、“剧中人”：附着于人物的“表演性”

倘若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以高度纯熟的场景描写与指涉丰富的空间营构搭建起“狂想剧”的“舞台”，那么小说中的人物则自然而然地成为“剧中人”。事实上，某种“表演”感在小说中弥散开来，几乎成为小说中人物的日常生存状态：“人们扮演种种角色，有时甚至在心中似乎还有脚本。”细读文本，读者可以见到汤姆·布坎南的表演：汤姆在文中是强硬、粗野的大男子主义形象，但却时刻将“文明”“种族”“制度”等语词挂在嘴边，小说借尼克之口对其进行了几乎露骨的反讽。读者也能发现茉特尔·威尔逊太太的表演：从灰谷到纽约，她摇身一变，活力变成“傲慢”，“好像在烟雾弥漫的空气中坐在一个吱吱喳喳的木轴上不停地转动”——对物质的崇拜几乎使她自身成为一个物件。

自然，故事的核心男女主人公盖茨比与黛西是最成功的“演员”，作者似乎有意在二人身上注入了“表演”的两种不同维度。黛西的表演是扭曲、变形与夸张。她的出场就极具象征意味：她和乔丹·贝克“活像浮在一个停泊在地面的大气球上。她们俩都身穿白衣，衣裙在风中飘荡，好像她们乘气球绕着房子飞了一圈刚被风吹回来似的”，一位极具浮雕感的天生女主角登场了——她在盖茨比花园中对月光下女演员场景的偏爱也流露出她对某种高贵、矜持“姿态”的向往与模仿。文本中多处细节表现出她的矫揉造作：总是有着“并不深切的忧伤”，说话时故意喃喃低语、高低起伏以引诱人侧耳倾听，抓住一切机会来表明她“属于一个上流社会的秘密团体中的一分子”等。盖茨比的表演则意味着遮蔽、掩盖与隐藏。他长久地形塑自己的经历，试图撇开自己穷苦的出身，成就一位完美的富翁形象：

我猜，就在当时他也早已把这个名字想好了。他的父母是碌碌无为的庄稼人——他的想象力根本从来没有真正承认他们是自己的父母。实际上长岛西卵的杰伊·盖茨比来自他对自己的柏拉图式的理念。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个称号，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就是字面的意思——因此他必须为他的天父效命，献身于一种博大、庸俗、华而不实的美。因此他虚构的恰恰是一个十七岁的小青年很可能会虚构的那种杰伊·盖茨比，而他始终不渝地忠于这个理想形象。

当“表演”成为人物一种生存的底色，真诚显然就会在人际关系中缺位。“独角戏”发展为“对手戏”的结果是小说情节中充斥了遮掩、瞒骗与不切实际的谣言：茉特尔去纽约偷情而使威尔逊以为她只是去看望妹妹；汤姆欺骗茉特尔不能离婚的原因是黛西是天主教徒；有关盖茨比身世的谣言花样百出，其在向尼克讲述自身经历时也常常半真半假；汤姆和黛西联合用谎言置盖茨比于死地……谎言的构设与撞破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有着主旨上的暗示。有趣的是，这些瞒骗往往是不牢固的、有裂隙的——厚颜无耻的汤姆的私情几乎人尽皆知，麻木愚钝的威尔逊也隐隐意识到妻子的不忠，盖茨比的身世总能被汤姆或多或少地打探到，尼克能够推断出造成盖茨比厄运的幕后凶手——人物相互之间的窥视成为可能，小说中无处不在的花边新闻记者即为这种“窥视”塑成的肉身。一个富有暗示意味的情节是茉特尔将贝克错认为黛西，这预示着透过谎言与谎言之间缝隙所错综窥探出的结果极有可能是错位的，而汤姆就是通过诱导、放大威尔逊错位的怒火完成了挑拨。

三、“失败的演员”：盖茨比的悲剧

然而，盖茨比在小说中显然是一个“动荡”的主体，那种纯真的浪漫与理想主义使得他无法在自己捏造的人设中酣然沉睡。盖茨比与黛西的关系挑明后，他不断地展现出与一位亿万富翁身份明显不符的天真与敏感，“盖兹”的浪漫幻想火热燃烧，不断溢出“盖茨比”的角色。对他来说，金钱只是梦想与浪漫的附属品与实现途径，财富是他建构自身的资本，其本身却并非可以耽溺的幸福——这让读者想到他在其余人沉醉于花园狂欢时所保持的疏离姿态。盖茨比被视作“美国梦”化身的缘由庶几在此——“财富被盖茨比用来抒情”，金钱在他眼中并非完全淫恶的象征，而是与梦想相关联的纯净之物。在盖茨比巨大的豪宅中，他的卧室保持着简朴。他为了黛西而遣散宾客仆人，“由于黛西看了不赞成，这座大酒店就像纸牌搭的一样整个坍掉了”。物质的价值全凭黛西的好恶而生成：“他一刻不停地看着黛西，因此我想他是在把房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按照那双他所钟爱的眼睛里的反应重新估价。”

当人人都将表演、欺瞒、窥视内化为最基本的生活方式时，盖茨比却逐渐卸下伪装、表露真心。过于天真的他坚定认为可以“重温旧梦”，他要求纯粹的爱情，因而显得过于冲动：他迫使黛西对汤姆说从来没有爱过他，希望携黛西一起冲破现状。事实上，对于黛西与汤姆等人来说，金钱与利益才是终极目的。黛西并非冷酷无情、她也曾付出真心，但她显然更看重的是自己能够稳定拥有富太太的“角色”——她能在一场痛彻心扉的烂醉后平静地与汤姆踏入婚姻的殿堂。盖茨比所要求的彻底撕破脸皮的做法冲破了人与人相互表演、逢场作戏所达成的微妙平衡，惊扰他人好梦的他注定要被驱逐出这一世界。

车祸发生后，盖茨比在窗外几近神圣的守望与屋内的“阴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浪漫的幻梦逻辑与冷酷的现实逻辑在此打了照面，而小说呈现出的则是后者对前者的狂野吞噬。盖茨比可以不顾一切奔向内心的浪漫与尘世的幸福，但当现实的生活本身变成一场盛大的表演，则意味着并没有可供前往的许诺之地，幼稚天真的盖茨比只能以死亡的姿态终结其无限的幻梦。沃尔夫山姆“生前仗义，死后少管闲事”的“处世哲学”似乎也在宣告：一位落幕者自然是无人问津的。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终结者”威尔逊先生正是一位自始至终被排斥于这场上流社会“盛大狂欢”的“冗余物”，作者安排他来终结盖茨比的生命并与其“同归于尽”，在此显得意味深长。

四、“传奇”的失落

通过上文的分析，似乎可以勾勒出《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中具有总括性的一种象征图式：“人”不断幻梦和回忆的方式进入被地理空间所标记的“舞台”而成为“人物”，上演各自的“秘密狂想剧”，饱尝悲欢离合，纠缠爱恨情仇。而从小说整体的叙事框架来看，盖茨比的故事是“被讲述”甚至是“被追述”的，它已然消失、只能在叙述中留存，由此又通向了小说更深一层的“幻灭感”：第一人称叙述者尼克·卡罗威不断使用“那个夏天”的时间标记，正是在以回溯性的视野将盖茨比的个人际遇升华为一种已逝的时代性“传奇”。

主人公盖茨比被尼克赋予“了不起”（great）的主观价值判断，而整部小说也可以视作现时态的尼克在回忆中通过建构“超异的空间，超常的人物，超凡的举动”来谱写一曲黄金般爵士时代的传奇。关联到作家论层面，菲茨杰拉德对当时美国社会状况的态度与情绪是复杂的，但他在盖茨比这一人物身上至少寄寓了一种批判性向度：对纯粹情感与诚挚真心的呼唤。盖茨比几近虔诚地向着大海伸手而颤抖拥抱的恰恰是人与人之间无处不在的附和逢迎、虚与委蛇和相互算计，被扭曲的“美国梦”不断上演，奋力向前的姿态造成的结果可能仅仅是堕入过去。

马里厄斯·比利（Marius Bewley）提请读者注意：“但我们在感受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时所面临的更重要的问题是，汤姆和黛西之类的人物会使美国变成什么样子。”对于盖茨比来说，他的戏份已经结束，但这场被物质与利益逻辑所支配的“狂想剧”绝不会因为他的落幕而收场。在高速突进的社会中，回眸的姿态与浪漫的幻想同样通往虚冥之地，由此，以回溯性视角生成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小说本身也成为在反复讲述中被不断推远的“文化神话”，成为时代洪流呼啸中指向曾经黄金时代的一个苍凉手势。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