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人生》爱情悲剧二元叙事探析

小说《人生》地域环境及时代背景设置在路遥所谓的“城乡交叉地带”，从根本上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二元的叙事视域。作者将高加林作为身份认同的主轴，将两位女主人公作为情节发展的两极，围绕高加林游移不定的身份架构城乡两种不同的空间叙事形态。通过比较与关照来探讨爱情悲剧，颇费心血地建构了两种爱情模式：一种以情感为核心，突出爱情的纯粹性，聚焦人性、人情之美，是理想的爱情写照；一种以理性为内核，彰显爱情的主体性，审视理性、自我之真，揭示现实爱情的“残忍”。前者体现出情感的朴素美，后者折射出理性的复杂性。这两种爱情模式的共同要素主要包括爱之方式、爱之奉献、身份认同，且以身份认同为中心，在反观互照中反思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现实。

一、两种爱情模式的比较

（一）爱之方式不同

爱的方式有主动与被动，即“爱”与“被爱”。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在爱情的追求方面都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从情感上讲，刘巧珍的主动显然是“利他”；而黄亚萍恰恰相反，她爱的中心是“自我”。因此，人物在爱的争取方式上有了本质区别。

黄亚萍从两方面争取爱：一是抛弃旧爱张克南，一是许诺高加林。黄亚萍在爱的追逐方面更任性、更“残忍”，她的爱中夹杂着利己与交易成分。因此，黄亚萍面临着伦理道德的拷问与重压。“在她（黄亚萍）看来，追求个人幸福是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权力干涉她的追求。”这种爱的方式确实有其选择的正当性，在肯定个体意识方面有着积极意义，但不能避免会出现极端利己的倾向。一切讲求利益，无视责任，就会极端自私、冷漠，对他人造成伤害。刘巧珍对爱的争取是以牺牲自我和真心付出来表现。她不惜与父权斗争、在全村人面前公开示爱，被高加林抛弃后她竟然毫无怨言。“不管怎样，我心疼他！你要是这样整治加林，就等于拿刀子捅我的心哩……”刘巧珍的爱是刚烈的、果敢的、义无反顾的，同时又是无私的、忘我的，以至于失去自我。《人生》的爱情悲剧主要体现刘巧珍身上，而理想悲剧才体现在高加林身上。

（二）爱之奉献不同

两位女主人公争取爱的方式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导致对爱的奉献各异。黄亚萍的中心在自我被爱，而巧珍的中心在“换得”自我被爱。无论是卖馍、买烟、送瓜、送枣、买漂白粉，还是将从家里偷拿的鸡蛋糕给高加林吃，甚至因思念他而多次去县里找他，都是因为刘巧珍渴求加林能回眸、认可自己。她付出的目的仅是想与心爱的加林哥有一个“可心的家”。刘巧珍对高加林的所有奉献，意味着她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倾其所有去喜欢高加林，为关心他而忽略自己；黄亚萍主动找高加林谈文学、国家大事，随心所欲打扮高加林、试验高加林的爱、给他买名牌时尚的衣服，这几乎是黄亚萍爱的全部奉献……她的爱似乎有强烈的控制性，更倾向于自我，完全按照“自我”塑造对象，她奉献的前提是“自我中心”。两相比较，刘巧珍的爱更淳朴、纯粹，以至于忽略了自己理应“被爱”。她在爱情中更倾向于他者，她奉献的前提是“利他主义”。她一味地付出，结果失去自我被异化，成为爱的附庸。

（三）身份认同之不同

路遥刻意把两种不同环境与身份的理想女性聚焦在“身份不定”的男主人公身上（高加林的身份是游移不定的），以此来揭示爱情悲剧发生的深刻性与必然性。刘巧珍、黄亚萍都爱慕高加林的才气和文化，且都有情感基础，但她们的身份有别。

刘巧珍是一个农村少女，她已经认同了自己的农民身份。父亲重男轻女导致她没上过学，文化便成为她内心深处的“企慕”情结。她爱慕高加林的才华，认为只有当他成为农民时，自己才配爱他，才大胆地将长久积攒在内心的爱慕表达出来。高加林之所以能与刘巧珍恋爱，在于他暂时的农民身份。此时他与刘巧珍取得了身份认同，之后随着高加林身份的变化，这份“幻想的”爱便给刘巧珍带来巨大的负担和不幸。而黄亚萍的城市户口、国家正式人员这一身份正是高加林所追求的。高加林成为国家工作人员，他们的身份便是一致的。小说的前半部分，高加林成为农民的日子里，他的意识里从没有出现过黄亚萍。可见，小说环境的设置、情节的安排处处用心。作者让高加林、黄亚萍意识到身份在他们爱情中的作用，并以此探讨身份认同在爱情中的重要性。“我那时黄尘满面，平顶子老百姓一个，你们哪个城里的小姐来爱我？”高加林的身份是不稳定的，因此，他俩的爱也充满了不稳定性。“如果爱情中的两个人成长背景不同、文化水平不同、社会身份不同，那么即使情投意合、能够无视社会的世俗眼光，却也无法逃离城乡对立的社会结构，城市与乡村结合的爱情注定要以悲剧告终。因此在小说中，当高加林的真实身份被‘告发’，被单位辞退回乡之际，他跟黄亚萍的爱情也就戛然而止了。”

二、爱情悲剧的原因

（一）官本位思想作祟

《人生》没有直接将主人公的爱情悲剧放在官本位思想下予以审视，而是意蕴深厚地加以表达。作为伏线，官场操控着人物命运走向，推动小说情节发展。高加林的民办教师被顶替，是高明楼一手遮天造成的；高加林的县通讯员身份是在叔父官威影响下马占胜一手运作的。《人生》中的社会俨然官威后门风气盛行，能直接决定人物身份的转变。作者将官本位作为特定时代的环境背景，而将显性的身份认同作为直接的矛盾聚焦点，通过身份认同的游离变化展示官本位思想的巨大威势，展示爱情悲剧发生的多层次性。

官本位与文化、知识之间有着天然的关系，造就了高加林身份的复杂性。知识与文化是进入官场的前提。“学而优则仕”是知识分子的梦想，也是每一位农民子弟入学、极力逃脱土地束缚的现实选择。高加林的教师、记者身份，这些都是知识所带来的，那么知识带来的就不仅是一种工作，更是一种地位、身份，至少在小说《人生》中，教师、记者是与农民的身份相分离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知识与文化恰恰是一种“社会身份与地位”的标志，这种身份显然离农民身份较远而离市民身份较近，影响着他的爱情选择。当高加林处于人生低谷，无望做教师，有可能成为农民时，他与刘巧珍的身份就趋同了，便接受了她的爱；而在高加林成为记者，远离农民的身份时，他们的身份也分离了，高加林便抛弃了她。刘巧珍最终绝望而放弃争取高加林的爱，就是因为她清醒地认识到高加林的“知识与文化”是他们之间不可逾越的藩篱。高加林的知识与文化催发了权力、官位的威势对他命运的摆布。他的身份也因隐蔽的官本位影响不断起伏变化，这又影响了其情感的走向。

（二）失去个性而自我异化

爱是无私的也是有限的。虽说“利他主义”的爱更高尚，然而它的指向依然是“被爱”，否则爱的意义就被消解了。恋爱的双方是欣赏彼此的某点而相互选择的。如果为了对方而失去自我个性，势必会失去对方对自己的爱。刘巧珍的爱一开始就是单向的选择，她爱慕有文化的人，但这与她的承受能力是不匹配的。正是她的温柔善良、美貌等优点及“利他”的爱湮没了高加林选择的真实性。处于人生低落阶段的高加林是在惊愕中“利用”了刘巧珍的爱。刘巧珍的爱是无私的、忘我的，以致对方忽略了她的存在。进一步讲，刘巧珍的“忘我”同时侵占了高加林欣赏她的空隙，因为现实中找不到高加林放置刘巧珍的爱的地方。这种以情感美、人性美为内核的爱注定存活于理想中而非现实中。显然，失去自我一味地迁就对方，爱情自然会失去。张克南也正是无限地依赖黄亚萍而最终失去了她。高加林为了前途，在爱情面前不断迁就黄亚萍，使得自己在情感方面备受奚落。“不像他和巧珍，一切都由着他，她是绝对服从他的。但黄亚萍不是这样。她大部分是按她的意志支配他，要他服从她。”黄亚萍处处以自我为中心，反而占据了高加林的爱。

（三）缺少精神交流渠道

刘巧珍与高加林缺乏交流的根本原因在于精神上无共鸣。刘巧珍集中了传统女性身上的一切美德优点——她勤劳、善良、美丽、乐观，然而她没有文化，她对生活的全部理解都来自对农村生活的感性体验。与高加林交流时，最能打动他的仅仅是她所唱的富有文化艺术气息的信天游。归根结底，因为生活方式的不同，他们在思想文化上有了难以逾越的沟壑，直接将他们的爱永远阻隔开来。尽管刘巧珍付出、奉献了女性所拥有的除了知识之外的全部的美，她的爱情依然是悲剧收场。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命题：传统与现代、理性与情感在特定环境中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与对立。“在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中，包含着双向逆反的悲剧内容，一方面是淳朴的人性与道德规范严重阻碍了现代人对进步和文明的追求；另一方面，在文明的进化中残酷的背弃依然具有一定社会价值的传统道德。”而这些复杂的对立与冲突最终推动故事情节、人物命运朝着悲剧的方向发展。文章呈现出来的是坚守和前行、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之间巨大的裂痕和鸿沟。这种鸿沟导致路遥笔下的爱情总是无可避免地走向

悲剧的结局。

（四）社会伦理道德威势倾轧

《人生》中的女性已有追求爱情的自主意识，且能在某种程度上与封建父权作斗争。刘巧珍对父亲的反抗、黄亚萍置社会舆论于不顾选择与高加林在一起，说明个性自由、恋爱自由等时代潮流逐渐得到社会认同。然而社会伦理道德对女性爱情心理诉求尚有倾轧的威力。刘立本得知女儿刘巧珍黑夜里与高加林约会、认为她刷牙被乡亲围观辱没了先人，就是因为社会没有完全接受恋爱自由，社会伦理道德对女性束缚还相当严重。而重男轻女的思想剥夺了刘巧珍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没有文化也成为她与高加林心灵交流的最大障碍。刘巧珍有着殷实的家境却不能学习文化知识，这绝不是随意之笔，而是作者特定的考虑。在传统封建道德观念的影响下，刘立本间接成为刘巧珍爱情悲剧的诱因。刘巧珍与高加林分手没几天便择婿而嫁，虽能看出她的性情之刚烈、自主维护尊严的一面，但也能感受到她深受社会舆论的压制（“你不嫌我名声不好”）。足见巨大的社会伦理道德淫威尚未消散。在小说《人生》中，高加林与刘巧珍买漂白粉一事引得全村轰动，连一向维护儿子的高玉德也背过脸去。黄亚萍的父母不满女儿抛弃旧爱张克南，首先考虑的是面子上过不去，不仅包含着朋友之间失信的道德问题，更多的是黄亚萍对爱情“三心二意”的态度为传统的妇女观所不容。

三、结语

作者刻意选择“城乡交叉地带”的空间视域，聚焦两个女主人公的不同身份审视爱情悲剧，确立二元叙事架构。在显性身份认同的主轴上，缠绕着爱情模式，同时以隐形的时代思潮和传统思想作为底色与背景，透视与反思爱情悲剧，将城市与农村、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朴素、感性与理性、身体与精神等诸多方面对比观照，塑造出真实而充满悲剧的人物形象，展示出爱情的多维度、深层次、复杂性，折射出作者反省转型时期社会现实的内心焦虑。“感性与理性的交织、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使路遥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并通过文学性的方式加以表达，在其小说创作中，人物的命运、情感的纠葛以及叙述的方式都与路遥对中国社会转型的伦理思考和价值判断密不可分。”作者笔下的爱情扎根于现实土壤，因而更加具有生命力。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作者简介：曹军伟（1987—），男，陕西韩城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