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莺莺人物形象演变探究

崔莺莺这一人物，初创于元稹的传奇《莺莺传》。后世作品中，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等，都以《莺莺传》为本事，对原有人物和情节进行了调整。崔莺莺的形象既保留了部分原有特点，也完成了从惑人的尤物妖孽，到赤诚追求爱情、大胆反抗封建礼教的演变。这是时代背景与作者身份以及文学体裁的变化等因素共同造成的。

一、崔莺莺人物形象的共同之处

崔莺莺的人物形象在演变过程中，保留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一）过人的美貌

过人的美貌，是莺莺形象显著的外貌特点。

《莺莺传》中的莺莺，“颜色艳异，光辉动人”。《西厢记诸宫调》着重正面描写了莺莺的妆饰、眉眼和体态：“髻绾双鬟，钗簪金凤。眉弯远山不翠，眼横秋水无光。体若凝酥，腰如弱柳。指犹春笋纤长，脚似金莲稳小”。《西厢记》中，王实甫通过描写莺莺的声音、体态、脚踪来表现莺莺的美貌，又通过【寄生草】一曲的环境描写来衬托莺莺的美貌。初见莺莺时张生“惊”“醉”的反应也衬托了莺莺的美貌。

莺莺过人的美貌，是作者为她和张生的爱情的发生所找到的一个合情合理的必要条件。莺莺与张生此前从未见过，并无感情基础，相识的日子也很短暂，更有封建礼教下严格的男女大防存在。因此，日久生情很难实现，一见钟情才是最合情合理的爱情发生方式。张生初见莺莺，无论是《莺莺传》的简短一句“张生惊”，还是《西厢记诸宫调》中的“五魂悄无主”和“胆狂心醉”，又或是《西厢记》中情不自禁高呼的“我死也”，都是张生在见到莺莺的美貌之后最直接的反应。可见张生对莺莺的一见钟情，直接原因是莺莺过人的美貌，只一眼，张生就对她魂牵梦绕。

（二）矛盾的言行思想

莺莺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一直都有着矛盾的言行和思想。

《莺莺传》中，莺莺不理会席上张生的挑逗，斥责递情诗与她的张生，都显现了她的恪守礼教、贞慎而不可随意冒犯。然而，她立即回复张生情诗并约见张生，却充分显现了一位陷入爱河的女子的大胆奔放。莺莺对待张生的言行不一和态度的反反复复，充分说明了她在大胆追求爱情的路上，受于礼教的限制，内心非常矛盾。

《西厢记诸宫调》与《西厢记》中，作者细化了莺莺的矛盾心理。

《西厢记诸宫调》加入了莺莺看到张生书简的情节。莺莺狠狠责骂了递信的红娘，又让红娘递回信给张生。后文可知，莺莺回信是对张生有意，那么莺莺的责骂显然不是出自她的本心。拿到张生书简的莺莺，心中即使再欢欣喜悦，在他人面前也不能显露分毫。在封建礼教的重压下，莺莺的言行不能逾矩，她必须要保持端庄贞肃，需要表现出对“淫诗”的反感排斥来掩饰自己真实的情感。莺莺的言不由衷充分体现了她的矛盾心理。

《西厢记》在保留这些情节的基础上，通过红娘之口充分揭示了莺莺的心理。“我待便将简帖儿与他，恐俺小姐有许多假处哩”，“假处”二字，说明红娘清楚地知道莺莺在自己面前是会掩饰内心真实想法的，她知道小姐对张生的钟情，也知道小姐在封建礼教管束下的身不由己。

由此可见，莺莺在决定与张生走到一起之前，内心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她大胆地选择了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热烈追求自己的爱情。

二、崔莺莺人物形象的变化

（一）身份家世的转变

《莺莺传》中关于莺莺的家世，只是说“财产甚厚，多奴仆”，并没有说莺莺的父亲生前官居何位，这说明莺莺很可能不是出身官宦之家。唐代的高门士族保持着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张生抛弃莺莺，很可能是因为莺莺的家族不能在仕途上帮助他，他需要一个出身更高的女子来为他入仕提供有力的支持。因此，莺莺只能落得一个被抛弃的悲惨结局。

《西厢记诸宫调》中，董解元将莺莺的身份拔高为相国千金。她为“崔相幼女”，而她的母亲，是“郑相女”，与莺莺的父亲崔相国门当户对，莺莺显然出身于一个高贵的世家。

《西厢记》中保留了莺莺乃前朝崔相国之女的设定，莺莺母亲的兄长为郑尚书，官职亦是颇高。王实甫还增添了“扶柩至博陵安葬”一句的细节，其中提到博陵一地。博陵崔氏是汉代至隋唐时期的著名大族，在唐代有宰相十六人。出身于这等家族的崔莺莺，身份之尊贵显赫，《莺莺传》中的莺莺远不能与其相比。对于家世已然败落的张生来说，能娶莺莺为妻，无疑是他仕途上一个非常好的助力。“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可见，即使张生出身于一个败落门户，莺莺的家族也能抬高他的身份地位。这使得《莺莺传》中莺莺被抛弃的原因不成立，也为莺莺能够顺利地和张生走到一起提供了更多保障。

（二）从尤物妖孽到正面形象

崔莺莺这一角色的地位，逐渐完成了从被批判的惑人妖孽，到被作者赞赏的自主追求爱情、大胆反抗礼教的积极人物形象的转变。

在元稹笔下，莺莺是惑乱男子的“尤物”和“妖孽”。张生绝情地抛弃了莺莺，是因为“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后世作者对于张生始乱终弃一事明显有着不同于元稹的看法。北宋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已经对莺莺的遭遇寄予了同情：“若夫聚散离合，亦人之常情，古今所共惜也。又况崔之始相得而终至相失，岂得已哉？”到了《西厢记诸宫调》中，作者更是一改元稹的陈旧批判，将莺莺塑造为一个积极正面的角色。莺莺的情感，一直处在矛盾的状态下，在经过激烈的内心冲突之后，最终觉得“报德难从礼”，作出了大胆奔放的越礼行为。作者热情地歌颂了莺莺，莺莺成为一个大胆追求爱情、反抗封建礼教的积极角色。

《西厢记》中，作者更加热情地歌颂莺莺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反抗礼教的大胆行为，甚至唱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的都成了眷属”这一题旨。张生高中状元后，回来面见莺莺，得到老夫人的承认。由此可见，莺莺已经成为受到作者歌颂和赞誉的正面形象，不再是迷惑男子的尤物妖孽。

（三）更加大胆与主动

为了完成莺莺形象的转变，后世的改编再创作之中，莺莺对待爱情更加大胆积极。

《莺莺传》中的莺莺，在预感到张生将要离她而去时，只是显露愁色与哭泣，她不愿张生抛弃她，却不敢有什么不满，也没有挽留或斥责张生，只是接受了自己被抛弃的命运。

《西厢记诸宫调》中，莺莺的形象亦是比较柔顺，但也有了一定的反抗精神。张生夜晚弹琴以期与莺莺相见，莺莺知道后先问红娘“夫人寝未”，在得知母亲已睡之后，方才偷偷地“潜”出房间会面。莺莺是渴望与张生相见的，然而她不敢让作为封建大家长的母亲知道她作出这一违背礼法的行为，只得在母亲熟睡后偷偷前往。她已经基本具备追求爱情的主动性和勇气。

《西厢记》中的莺莺，则是积极又大胆地追求她的爱情。初见之时，莺莺就敢于“回顾觑末下”，大胆地回头看了陌生男子一眼。夜晚与张生再遇，她还埋怨拉走她的红娘不做美，而后莺莺更是对张生念念不忘，思念不已。莺莺主动与张生吟诗酬和，被红娘拉走时还是“回顾”，充满了情意和不舍。由此可见，在老夫人许婚、张生智退贼兵之前，莺莺已经深深爱上了张生，并积极主动地对张生表达了自己的情意。莺莺对张生的爱情已经去除了报恩的因素，是纯粹的不掺杂任何功利的爱情。这里的莺莺更加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

对于爱情，莺莺自己的态度是积极而又主动的。她在唱词中大胆吐露心声，表达对爱情的渴望和对张生的情意。老夫人悔婚后，她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母亲这一行为的强烈不满。红娘催促莺莺去见张生，莺莺嘴上害羞，可在红娘告诉她夫人已经睡了之后，她“语言虽是强，脚步儿早先行也”。口不对心的莺莺，早就迫不及待要去与张生相见了。

与《莺莺传》中默默接受自己被抛弃的莺莺不同，《西厢记》中的莺莺，对待爱情更加执着。莺莺从一开始就在告诉张生，不要将她抛弃：“此身皆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长亭送别时更是叮嘱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她生怕张生离她而去，因此总是在主动争取。她担心得官的张生会另娶权门之女，于是立刻让琴童带了贴身礼物给张生。面对危机，莺莺想尽办法留住张生，她没有任凭事态发展，让自己落得被抛弃的结局，而是积极主动地去争取任何一丝可能，留住张生的爱情。

莺莺这样积极主动的态度，使得她与《莺莺传》中的莺莺有了完全不同的结局。《西厢记》的题旨“愿普天下有情人的都成了眷属”，在莺莺从始至终的主动追求爱情、大胆反抗礼教和积极努力争取下，最终也得以实现。

三、崔莺莺人物形象演变的原因

（一）时代背景的变化

《莺莺传》创作于唐代。唐代上层社会依然存在着前朝遗留的门第观念。张生为了更好地入仕，抛弃了门第不高的莺莺，是能够被理解的行为。唐代的开放和繁荣也养成了士人的不拘礼法，莺莺的故事对于他们来说更像是一场风流韵事，不少人对于张生都带有几分羡慕的情绪。彼时唐玄宗与杨贵妃之事历历在目，《莺莺传》中提出的“尤物”和“补过”之说，也更易于引起文人士大夫的共鸣。

到了宋代，门第观念大幅度减弱，更多的寒门士子跻身于朝廷，文人不再把张生对莺莺的始乱终弃视作理所应当。金元之时，异族统治使得汉人的政治热情渐退，封建礼教也有所松动，因此，他们的目光逐渐转向入仕之外。

到了王实甫的时代，汉族文人受到了元代统治者的打压，科举入仕的希望基本断绝，文人的地位极其低下，他们只能从创作中寻求精神的慰藉。这种社会环境使得大批文人沦落市井，为市民文学的繁荣准备了条件。元代的社会思潮也发生了变化。宋代理学不再能僵化、拘束人的情感，市民阶层的壮大，使得人欲开始张扬，个人的意愿、情感乃至欲望越来越得到重视。对“情”之自主的追求，自然破开了封建礼教对“情”的压抑和束缚。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方能塑造出莺莺这等大胆追求爱情、冲破礼教束缚的女性形象。

（二）文学体裁和接受者的变化

《莺莺传》乃是唐传奇，它的创作者和接受者都是文人士大夫，充满了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传奇主要突出一个“奇”字，文人更加重视传奇的故事性。

《西厢记》则是戏曲。王实甫生活的时代，杂剧已经流行起来。突破了一人主唱模式的《西厢记》，扩大的体制能够容纳更多的故事情节与冲突，也有足够的空间来塑造更加丰富立体的人物形象。

元代的市民阶层已然兴起，他们成为元杂剧的主要受众。在市民阶层朴素的善恶观里，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是他们所唾弃的。去勾栏瓦肆观看杂剧，是市民生活中的一项娱乐活动，是一种满足情感需要和精神慰藉的消遣。以市民为主体的观众更乐于看见莺莺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生活在市井中的杂剧作者们的审美趣味也就更偏向于与他们取得一致。作者们必须要对之前的莺莺故事作出调整，莺莺也必须更加主动和大胆。

四、结语

从《莺莺传》到《商调蝶恋花》，再到《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崔莺莺经过多个版本的改编，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最终变得鲜明而立体，大胆又赤诚，成为一个备受欢迎的角色。这反映了时代、思潮、文体和接受者的种种变化。

（广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