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花开了

如果不是父亲去世十周年，要办祭奠仪式，我们也不会回到那个叫南湾寨的老家。

有道是，父母在，家就在。如今父母都不在了，老家也就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

哥、姐和我分别在不同的城市，我离老家最近，哥和姐便让我提前回老家，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妥当，他们在父亲忌日那天才到。

他们也都不容易。侄子家两个孩子，大的上初中，小的刚上幼儿园。大嫂去世后，哥跟儿子过，买菜，做饭，接送孩子，成了个全职保姆。我说：“你也一大把年纪了，让侄子请个保姆嘛。”哥在电话里一声叹息，说：“一个月要几千块钱呢。”姐更不容易，姐夫四十岁不到就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了，姐含辛茹苦将闺女拉扯大，落下一身病，如今还要替她带孩子。真是一家不知一家难。

我还好，主要是忙。以往每逢父亲的忌日，我都是在路边烧些纸钱，祭奠父母，寄托哀思。父亲去世十周年，大事，不办不行，不然对不起父母的亡灵，也对不起二叔。二叔两个月前就打电话，问父亲十周年祭奠仪式还办不办。我让二叔稍等，说跟哥和姐商量一下。二叔显然不高兴，说：“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你们看着办。”

哥和姐都说办，就算看二叔的面子也得办。

少小离家老大回，老家的风俗弯弯绕绕，搞不太懂，事情只能全权委托给二叔。二叔听说要办，情绪好了许多，说：“操心也是应该的，回头让你两个弟弟提前回家，将院子先打扫一下。你们都不回家，院子里的草都齐腰深了。”

二叔说的是我的两个堂弟。

其实两个堂弟也随孩子去了县城，只留二叔在老家，留守老营。

南湾寨本就不大，加上很多人都去了县城，举目一望，街上空荡荡的，能看到的几乎全都是耄耋老人。

县城没房子哪行？连媳妇也娶不到。二叔说，谁谁谁家的孩子，倒是留在了村里，快四十岁的人了，还光棍一条。

如今剩男剩女泛滥成灾，都不想结婚，结了婚的又不想要孩子。二叔直说他看不懂，问我：“你见识广，说说咋回事。”我说：“方方面面的原因吧，一句两句还真说不明白。”

回老家的路上，二叔来电话催：“到哪儿了？”我说：“在路上。”二叔说：“快点儿吧，你弟弟他们快把院子拾掇好了。”

停车沿着石板路进胡同，胡同口一户人家门边的石磙上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深秋，冷了，老太太瘦骨嶙峋，衣服单薄，眼睛直勾勾地朝胡同口张望。转身顺着老太太的视线望去，只看见被风卷起的一个塑料袋，在空中飘舞。

这是谁呢？上学、就业、成家，不常回家，对老邻居们的印象都已模糊。

我弯腰，问：“怎么称呼您呢？”

“啊？你说啥？”老太太耳背了。

我提高嗓门，说：“我是满望家的老二，马向前。怎么称呼您呢？”

老太太还是“啊啊”的，听不清我问的什么。

回到家，两个堂弟已经把院子打扫好了，用砖头支了炉灶，正朝上面放一口大锅。扯闲话时，我问那位老太太是谁。

堂弟说：“是政文大娘。你忘了？当年的那个妇女队长。”

有点儿想起来了，我说：“不过在我儿时的记忆里，那是个齐耳短发、很能干的女人，怎么一转眼就成了个老太太？”

堂弟笑，说：“你也不想想都过去多少年了！”

可不是，一晃四五十年了。我问她坐在那里干啥。堂弟说：“等闺女呢。她闺女离家出走快三十年了，她差不多每天都坐在那里等。”

我问她闺女为啥离家出走的。堂弟说：“难怪你不记得，那时你正在外边上学。她闺女读高中那年，不知究竟什么原因，和一个老师一起被门卫堵在了屋里。她被学校除名，送回了家。老太太当年多要面子啊！哪能容忍闺女这么给她丢脸？便操起擀面杖一顿毒打。闺女抱头求饶，说不怨她，不怨她。老太太却不肯罢手，只把闺女打了个头破血流，才关了房门，吼：‘有脸你就永远别回这个家！’老太太只顾闷在屋子抹泪了，等她再开门，闺女真的就不见了。老太太后悔，到处找，可哪还有闺女的影子！老太太后悔呀，要不是政文大爷救她，她就上吊自尽了。快三十年了，闺女仍无消息。老太太天天坐在门前等，盼闺女回家。”

可怜天下父母心。如果闺女知道母亲后悔了，不知道会不会原谅她。

有二叔在，有众乡亲帮忙，父亲的十周年祭奠仪式办得很圆满。我们没在老家多留，当晚便各自回家了。我再回老家，已经是三年之后。

三年后，我退休，成了个闲人。那年清明节，我给哥和姐打电话，想让他们也回老家，趁给父母上坟的机会，聚一聚。可惜，哥和姐都说没时间，让我代表了。

到老家再走进铺满青石板的胡同，走着走着总感觉少了点儿什么。哦，想起来了。回头望去，老太太家门前的石磙上少了一个人。问二叔，二叔说：“老太太前年就不在了。好可怜啊，如果不是有人去她家借东西，还不知道她走了呢！”

不知出于什么心态，给父母上坟回来，我犹犹豫豫地走到老太太的家门口，想进去看一看。随手一推，两扇已经脱皮的木门居然“吱呀”一声开了。

屋顶塌陷，满院荒草，好一片凄凉！只有墙角那棵老槐树仍枝繁叶茂，生机勃勃。

正是槐花盛开的季节，花香溢满了这个破落的小院。微风轻轻一吹，枝叶摇摇摆摆，像在给谁招手。

[责任编辑 王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