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卡夫卡

准确地说，我并不能算是认识弗朗茨·卡夫卡。我和他总共只见过一面。

我是《格雷斯》文学双月刊的主任编辑，我们需要招聘一名新编辑，于是在杂志上刊登了招聘启事。我们要求应聘者除了提供必要的简历以外，还必须提供三篇文学作品以做参考。

很快我们就收到了一名应聘者的来信。应聘者正是弗朗茨·卡夫卡，他随信附带了三篇短篇小说：《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和《骑桶者》。

说实话，弗朗茨是截至目前唯一寄来应聘信的人。我们是一家小杂志社，每一期的发行量大概只有一千本，能够提供的薪资待遇也低得可怜。好在我们并不要求应聘者全职上班，只要按时拆阅投稿信并定期校阅杂志清样即可。

应聘者弗朗茨并没有提供一个可供回复的电话号码，我只好按照他来信的地址给他回信，约他到杂志社来面谈。

见到弗朗茨是一周以后。他说他来杂志社一趟并不容易。他是本市最大的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平时想要请假比登天还难。事实上他那天来杂志社面谈并没有请假，只是刚好要来我们杂志社所在的街区出一个保单而已，因此他能面谈的时间并不多，马上就得走。

我看他拎着公文袋的样子并不像是在扯谎，于是计划中的长谈只好简化为几个简单的问题。我首先问他随信所附的三篇短篇小说是否在刊物上发表过，弗朗茨摇头表示没有，然后又说那并不重要。我问他是被杂志社退稿，还是未曾投稿。弗朗茨解释说是后者，因为他并不习惯于投稿。事实上，他以前的确投过稿，但获得发表的机会并不多，索性便不再投。现在他只在意写下它们，而不是发表它们。他又强调一遍说，这并不重要。

这大概是我碰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并不在乎自己的作品是否发表的作家。这几乎不可能。一个作家写出作品，却不去发表它，那为什么要写下它们呢？我实在有些不懂。

最后，我问弗朗茨是否可以提供一个电话号码方便联系——写信毕竟太过耗费时间。弗朗茨表示无能为力，他家里没有安装电话机；公司倒是有电话但他并不想用它跟杂志社联系，他不想让他的同事或是老板知道他跟一家文学杂志社还有瓜葛，跟一些叫作文学或是短篇小说之类的东西有瓜葛。那样的话，他们很可能会笑掉大牙。事实上，他并不是怕他们笑话，他只是不想让他们知道他在从事文学事业。他只想隐秘而孤独地干这个，不用任何人知道，因为他们并不明白，而且永远不会明白。弗朗茨说，如果不是我们杂志开出的条件是“兼职即可”，他断然不可能寄来应聘信。

弗朗茨急匆匆地走了。我相信他真的很忙。他走后，我重新打开他的三篇短篇小说，从头至尾重读了一遍。我确信这些短篇小说属于伟大小说的范畴，而且是一种新的伟大小说。我的意思是说，我以前读到的是一种小说，弗朗茨的是一种小说。

弗朗茨当然足以胜任我们的编辑职位，但我也隐隐地感到担心，凭着他对小说的理解，我们收到的那些投稿信可能很难经他之手出现在我们刊物的版面上。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去信通知弗朗茨，他已经被我们录用，随时可来入职。

我们等了足足三个月，没有等来弗朗茨入职，却等来了他的死讯——弗朗茨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已经在一个多月前去世。

后来我知道，当时弗朗茨跟我说不在意作品发表并不是装装样子，而是内心就是这样想的。他在临死之前嘱咐他最亲密的朋友马克斯·布洛德将他所有的作品手稿付之一炬，但马克斯·布洛德并没有那样做。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不道德，甚至是不是合乎法律，但我想说的是，这真是万幸。

后来的故事你们都知道了，马克斯·布洛德将卡夫卡所有的作品手稿进行编辑出版，从此，弗朗茨·卡夫卡成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德语作家。

这便是我只有一面之缘的卡夫卡，那个不愿意发表作品但作品最终却被发表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人。甚至一百年后，仍然有许多不同国家的人在用不同的语言翻译、研究他的作品。这多么荒诞！

[责任编辑 谷 凡]

何君华，1988年生，湖北黄冈人，现居内蒙古科尔沁，著有小小说集《少年与海》等十余部，《群山之巅》入选“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小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