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小说本身的完美

侯德云的这个专辑，唤起我对小小说发展前景的期待。小说就是小说，是小说就要归依生命。只要沉潜到生命深处，即使是小小说，也能有大格局、大气象。侯德云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先说《大饽饽》的两种读法。

初读，像讲述了一段历史事实。时间明确，1860年仲春。那个法国人伊里松也确有其人，真是法国远征军司令蒙托邦的英语翻译，写过《翻译官手记》，还被译成了中文。小说以他为视点，讲述了他在上海与刽子手巴海的四次不期而遇。他眼中的巴海，可算一景，小说的意味就在这一景。姑且不去考据历史中有没有巴海这个人、伊里松在上海遇没遇到他，仅就巴海在城门洞里执勤、红白喜事中“走穴”、糕点店前“卖份”的细节来说，《大饽饽》绝对是“小说家言”，虚构的，应了纳博科夫那句话：“能讲述真相的只有虚构。”

小说写两个人相遇的小事件，但这个小事件有个大背景，那就是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逃到避暑山庄，圆明园被一把火烧了。这事发生在10月，伊里松和巴海相遇是在仲春。也就是说，他们相遇几个月后，中国出了大事，这是小说明确交代的。国难之前的国人啥样？看了巴海便知。他执勤时抱胸而立，威武凶狠；“走穴”时挥舞九环刀，铁环撞刀背，哗哗响，得意扬扬；“卖份”时更是不可一世的阔大爷。对伊里松，尽管这个洋鬼子高他一头，巴海先是“眼风里全是不屑”，后来“眼瞪得溜圆，里头全是杀气”，齁了一口痰，啪地吐出。读到这儿，我顿时了然：巴海不是巴海，巴海这个红衣红裤红帽红得耀眼的刽子手，是一个符号，是1860年国难之前中国和中国人的缩影。小说是关于东方古国的隐喻。这是一种读法。

《大饽饽》还有另外一种读法。就把巴海当作一个人、一个生命，而且把历史的大背景忽略掉。他的职业是刽子手，红衣红裤红帽一上身，帽尖再插上三根野鸡翎，手上挥舞着九环刀，人整个就被架起，凶得出众。靠这个架势，他不仅履职杀人，还可在红白喜事里摆款儿，挣到外快，过上有鸦片、烧酒、大饽饽的“三有”生活。久而久之，刽子手的感觉深入骨髓，融入血液，即使他不着红，身穿满人常服，刽子手的“魂”全然附体的他，也能找到感觉，把阔大爷在糕点铺前的“卖份”演绎得酣畅淋漓。如果回到人和生命上，会发现，巴海活在刽子手的状态中，成为他者，他真正的生命已消失在刽子手的架势中。生命被无形的力量异化成“刽子手”这个符号，这是巴海的生命真相。

这后一种解读，并没有把这篇小说读“小”了，因为生命既微小又博大。不管是对生命真相的寻求，还是关于东方古国的隐喻，都体现出《大饽饽》的写作意义。它和作者以前的《北塘》一样，对于小小说的价值，在于突破小小说的“小”，赋予小小说以大气和分量。

再说《盗贼老姜》中的细致与空白。

通过《盗贼老姜》，作者践行着自己的小说追求——悠闲细致地陈述事实。这篇小小说的事实足够丰富：老王、阿威、老姜三人各自的人生，以及三个人如何交结。作者不慌不忙，慢慢道来。老王原来卖钢材，发财的生意，可他突然销号，弄起果树，累死累活赚不了几个钱。问他咋回事，他说不是钱的事。不是钱的事，那是什么事？他不解释。阿威是老王的同学，心善慈和，开家小酒馆，因食材新鲜、味道好、价格适中而红火。其间有过牢狱之灾，有人忌恨他的生意，雇人使坏，他一锅开水泼去，重伤闹事者，被判了五年，在狱中结识盗贼老姜。老姜的绝活儿是对付保险柜。第一次进去，蹲了两个月，越狱逃走，出来继续对付保险柜。钱花不完，可精神陷入危机，无聊。最后一次，拿到钱不走，倚着保险柜坐着，一张张烧钱，等着警察来抓。这次入狱，与阿威相遇。阿威眼中的老姜，活得极有尊严，而且，他还不许牢友犯贱。阿威感慨道：“老姜是我的教科书，没他就没我的今天。”

老王怎么成仙得道，放弃赚钱去种果树？他受阿威哪些影响，小说不写，空白。同样，阿威入狱，精神是否崩溃，一字未提，只说学老姜，把烟戒了。阿威怎么影响老王的，老姜怎么拯救阿威的，仔细琢磨阿威和老姜的精神状态，似乎就有答案。真是的，留空白确实是小说的门道所在。

老王、阿威、老姜，他们都经历过炼狱，最终彻悟，活出境界。小说以叙述者的梦境结尾：老姜烧钱，自如，状若尘外高人。细瞅，那人又是阿威，又是老王。点题，三个人都实现了一种超越。把这个结尾和前面的叙事联系，会发现，这篇小小说触及了生命的大问题，也就是活着的意义。这样的小说给人以救赎的希望。它和《大饽饽》异曲同工，在破小小说的“小”。

最后说《二牛》的启示。

小小说好写好人好事、奇人奇事，特别是后者，在编者和读者那里，似乎都很讨巧。我也爱看奇人奇事，但仅仅是“奇”，又不满足。

《二牛》中的二牛，不是一般的牛人，是个奇人。习武拜师，别人磕三个响头，他来一个“头点地”，征服师父。师父教成他武功，还授以生存秘诀——装（尸从）。于是，厉害和装（尸从），在二牛身上混杂，有趣的是，他越装越厉害。

小说不止于二牛的“厉害”，还把他特有的品质写了出来。二牛做什么事，不管习武还是弄墨，都有他的“绝门儿”——肯下狠劲儿。这样一写，二牛的厉害就有了根基，有趣中又多了些味道。细品，这味道和生命品质有关。

这篇小说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实现对奇人奇事书写的突破？一些作品中，“奇”成为人物的性格标识，但性格不等于生命。表面看，那些人物奇绝，但他们身上缺少生命感。所以，写“奇”不是目的，要写出奇人身上特有的生命味道。这是《二牛》提示的突破方向。

[责任编辑 王彦艳]

洪兆惠，退休前供职于辽宁省文联，现任辽宁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近年发表的论文有《艺术作为一种信仰》《艺术本身就是目的》《与生命方生方成》《根本性精神问题与艺术的先天质量》《小说的味道》等，也写小说和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