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小说本身的完美
作者: 洪兆惠侯德云的这个专辑,唤起我对小小说发展前景的期待。小说就是小说,是小说就要归依生命。只要沉潜到生命深处,即使是小小说,也能有大格局、大气象。侯德云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先说《大饽饽》的两种读法。
初读,像讲述了一段历史事实。时间明确,1860年仲春。那个法国人伊里松也确有其人,真是法国远征军司令蒙托邦的英语翻译,写过《翻译官手记》,还被译成了中文。小说以他为视点,讲述了他在上海与刽子手巴海的四次不期而遇。他眼中的巴海,可算一景,小说的意味就在这一景。姑且不去考据历史中有没有巴海这个人、伊里松在上海遇没遇到他,仅就巴海在城门洞里执勤、红白喜事中“走穴”、糕点店前“卖份”的细节来说,《大饽饽》绝对是“小说家言”,虚构的,应了纳博科夫那句话:“能讲述真相的只有虚构。”
小说写两个人相遇的小事件,但这个小事件有个大背景,那就是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逃到避暑山庄,圆明园被一把火烧了。这事发生在10月,伊里松和巴海相遇是在仲春。也就是说,他们相遇几个月后,中国出了大事,这是小说明确交代的。国难之前的国人啥样?看了巴海便知。他执勤时抱胸而立,威武凶狠;“走穴”时挥舞九环刀,铁环撞刀背,哗哗响,得意扬扬;“卖份”时更是不可一世的阔大爷。对伊里松,尽管这个洋鬼子高他一头,巴海先是“眼风里全是不屑”,后来“眼瞪得溜圆,里头全是杀气”,齁了一口痰,啪地吐出。读到这儿,我顿时了然:巴海不是巴海,巴海这个红衣红裤红帽红得耀眼的刽子手,是一个符号,是1860年国难之前中国和中国人的缩影。小说是关于东方古国的隐喻。这是一种读法。
《大饽饽》还有另外一种读法。就把巴海当作一个人、一个生命,而且把历史的大背景忽略掉。他的职业是刽子手,红衣红裤红帽一上身,帽尖再插上三根野鸡翎,手上挥舞着九环刀,人整个就被架起,凶得出众。靠这个架势,他不仅履职杀人,还可在红白喜事里摆款儿,挣到外快,过上有鸦片、烧酒、大饽饽的“三有”生活。久而久之,刽子手的感觉深入骨髓,融入血液,即使他不着红,身穿满人常服,刽子手的“魂”全然附体的他,也能找到感觉,把阔大爷在糕点铺前的“卖份”演绎得酣畅淋漓。如果回到人和生命上,会发现,巴海活在刽子手的状态中,成为他者,他真正的生命已消失在刽子手的架势中。生命被无形的力量异化成“刽子手”这个符号,这是巴海的生命真相。
这后一种解读,并没有把这篇小说读“小”了,因为生命既微小又博大。不管是对生命真相的寻求,还是关于东方古国的隐喻,都体现出《大饽饽》的写作意义。它和作者以前的《北塘》一样,对于小小说的价值,在于突破小小说的“小”,赋予小小说以大气和分量。
再说《盗贼老姜》中的细致与空白。
通过《盗贼老姜》,作者践行着自己的小说追求——悠闲细致地陈述事实。这篇小小说的事实足够丰富:老王、阿威、老姜三人各自的人生,以及三个人如何交结。作者不慌不忙,慢慢道来。老王原来卖钢材,发财的生意,可他突然销号,弄起果树,累死累活赚不了几个钱。问他咋回事,他说不是钱的事。不是钱的事,那是什么事?他不解释。阿威是老王的同学,心善慈和,开家小酒馆,因食材新鲜、味道好、价格适中而红火。其间有过牢狱之灾,有人忌恨他的生意,雇人使坏,他一锅开水泼去,重伤闹事者,被判了五年,在狱中结识盗贼老姜。老姜的绝活儿是对付保险柜。第一次进去,蹲了两个月,越狱逃走,出来继续对付保险柜。钱花不完,可精神陷入危机,无聊。最后一次,拿到钱不走,倚着保险柜坐着,一张张烧钱,等着警察来抓。这次入狱,与阿威相遇。阿威眼中的老姜,活得极有尊严,而且,他还不许牢友犯贱。阿威感慨道:“老姜是我的教科书,没他就没我的今天。”
老王怎么成仙得道,放弃赚钱去种果树?他受阿威哪些影响,小说不写,空白。同样,阿威入狱,精神是否崩溃,一字未提,只说学老姜,把烟戒了。阿威怎么影响老王的,老姜怎么拯救阿威的,仔细琢磨阿威和老姜的精神状态,似乎就有答案。真是的,留空白确实是小说的门道所在。
老王、阿威、老姜,他们都经历过炼狱,最终彻悟,活出境界。小说以叙述者的梦境结尾:老姜烧钱,自如,状若尘外高人。细瞅,那人又是阿威,又是老王。点题,三个人都实现了一种超越。把这个结尾和前面的叙事联系,会发现,这篇小小说触及了生命的大问题,也就是活着的意义。这样的小说给人以救赎的希望。它和《大饽饽》异曲同工,在破小小说的“小”。
最后说《二牛》的启示。
小小说好写好人好事、奇人奇事,特别是后者,在编者和读者那里,似乎都很讨巧。我也爱看奇人奇事,但仅仅是“奇”,又不满足。
《二牛》中的二牛,不是一般的牛人,是个奇人。习武拜师,别人磕三个响头,他来一个“头点地”,征服师父。师父教成他武功,还授以生存秘诀——装(尸从)。于是,厉害和装(尸从),在二牛身上混杂,有趣的是,他越装越厉害。
小说不止于二牛的“厉害”,还把他特有的品质写了出来。二牛做什么事,不管习武还是弄墨,都有他的“绝门儿”——肯下狠劲儿。这样一写,二牛的厉害就有了根基,有趣中又多了些味道。细品,这味道和生命品质有关。
这篇小说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实现对奇人奇事书写的突破?一些作品中,“奇”成为人物的性格标识,但性格不等于生命。表面看,那些人物奇绝,但他们身上缺少生命感。所以,写“奇”不是目的,要写出奇人身上特有的生命味道。这是《二牛》提示的突破方向。
[责任编辑 王彦艳]
洪兆惠,退休前供职于辽宁省文联,现任辽宁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近年发表的论文有《艺术作为一种信仰》《艺术本身就是目的》《与生命方生方成》《根本性精神问题与艺术的先天质量》《小说的味道》等,也写小说和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