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四题

金 哲

金哲是朝鲜族人，汉语说得不是很标准，但很好听，有时候还很好笑。上美术课的时候，他讲“宋体字的基本笔画”，“基本”两个字总是咬不清，听起来像一个脏词，学生都笑，他却不知道学生笑什么，一脸的莫名其妙。据我父亲说，金哲年轻时犯过错误，不然他完全可以去大学当老师。教我们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大致相当于我现在的年龄，但看上去很苍老，像六十多岁，一张瘦脸纹理纵横，头发全都白了。这样一个人，年轻时能犯什么错误呢？我爸也说不太清楚。有人说他读美术学院的时候和一个女生谈恋爱，把女生的肚子搞大了。有人说他建议美术学院开人体素描课，并且私自让一个女生给他当了一回裸体模特。这两件事如果发生在今天，并非不可饶恕的罪过，后一件事甚至不能算是错误，但发生在那个年代，问题就严重了，其中的任何一件都能断送他的前程。

他和我父亲是朋友。也许是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他安排我当了美术课代表。那时候高考已经恢复，没有人重视音乐、体育、美术之类的课程，都忙着在数理化、语文、外语等主科上下功夫，当美术课代表实在是没什么意思。我想把美术课代表的职务辞掉，并且对父亲说了我的想法。父亲本来同意，去找金哲说情，却又在金老师的劝说下改变了主意。金老师说：“经常帮老师批改美术作业，可以提升审美能力，长大了不至于沦为美盲（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美盲这个概念）；经常为同学服务则可以提升人际沟通能力，能学会心里装着别人，这是多好的事啊！”他还补充说：“后一点对你儿子尤其重要。”辞职不成，我心里有了一股子怨气。一个同学新买了一个美术作业本，忘记了在本子上写好姓名。发作业本的时候，我举着一个没有姓名的作业本大声问全班同学：“谁的？”问了三遍，没人应。我正要把本子交给金哲，当时他就站在我身后，一个女生大叫道：“哎妈呀，我的，我忘写名儿了。”我莫名其妙地发起火来，一怒之下竟将本子扔到那个女生脸上。女生吓了一跳，全班都跟着吓了一跳，每一双眼睛都在看我。接着我听见身后响起一声低沉的怒吼：“章大毛，你干什么？！”我转身望着金哲，有些不知所措。可以肯定，金老师从来没有这么吼过自己的学生，吼过之后他的脸色变得铁青。

他先是罚我站着听课，下课以后又把我带到办公室，声色俱厉地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同学？为什么？”我说我是一时冲动，不为什么。他说：“一时冲动也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他用他那生硬的汉语给我讲了一大堆做人的道理，并责令我向那个女生道歉。我说我承认我那样做不对，但我不想道歉：“道歉我就太没面子了，我给她买个美术本行吗？”金哲说：“不行，你必须道歉。你的面子是面子，同学的面子就不是面子吗？”我坚持不道歉，他说：“那咱们就这么耗着，看谁能耗过谁。”说话时他不停地看手表，显然是有什么急事。可以肯定，我要真想跟他耗，他耗不过我，但我怕他把这件事告诉我爸。象征性地耗了几分钟后，我认输了，我说：“老师我错了，我愿意道歉。”金哲带我回到教室。当着全班的面，我向那个女生弯了一下腰，说了声“对不起”。全班同学正在自习，我说完了“对不起”，大家一齐给我鼓掌。那时候的我，既孤傲又脆弱。同学一鼓掌，我竟然流下了眼泪。见我哭了，那个女生站起来走到我跟前，把一方白手帕递到我手上，表示原谅我了。金哲看了一下手表，然后急急忙忙走出教室，骑上自行车去了医院。——他爱人得了重病，那天刚好要做手术，主刀医生是我爸。

我爸回家后没提起这件事，说明金老师没告诉他。

吴慧兰

吴慧兰教初中历史，教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她多大岁数，只觉得她挺老，背地里都叫她“老吴太太”。老吴太太脾气好得出奇，我常在她的课堂上耍贫嘴，问她一些无理取闹的问题——比如，秦始皇跟刘志国（我们班最有力气的男生）摔跤谁能赢？韩信要是咱班同学考试能排第几？历史上有没有比贾连生（我们班最能吹牛的男生）更能吹牛的人？等等。她从来不恼，而且和同学们一起笑。有一次我问吴慧兰：“李洪全（我们班最老实的一个男生）是不是李鸿章的弟弟？”吴老师在笑，李洪全却急了，下课以后找班主任告了我的状。班主任训了我一顿，他说：“以后不要乱开玩笑，李鸿章是什么人？大汉奸，卖国贼！李洪全是什么人？根正苗红，三代贫农！你开这样的玩笑，他怎么受得了？这么老实的同学都被你气急了，你说你像话吗？”那时候在中学历史教科书里，李鸿章就是汉奸卖国贼，不存在什么一分为二的问题。班主任又说：“还有，以后不许跟吴老师耍贫嘴，再贫嘴我让你爸揍你！”

是谁把我耍贫嘴的事报告给班主任的呢？我认为是吴慧兰。

出于报复，我画了一张吴慧兰的漫画像。吴慧兰特征明显——圆脸，黑框眼镜，厚嘴唇，非常好画。画完之后，我在画像下面配了一段半通不通的文言文：“吴慧兰者，军阀吴佩孚之后也，继先祖之衣钵，承反动之事业……”总共二百字左右，对吴慧兰进行了一番调侃。作品完成以后，趁吴慧兰转身在黑板上写字，我把作品传给了后排同学，如此这般前后左右往下传，全班同学基本上都看到了，最后又将作品传回到我手中。快下课的时候，吴慧兰走到我跟前，向我伸出手，说：“把东西拿出来。”我说：“什么东西？”她说：“你发给大家传阅的东西。”我暗自叫苦，却又无计可施，只得乖乖交出罪证。我以为这次她一定会发作，没想到看着看着，她还是笑了，笑过之后对我说：“这幅作品我收藏了，你没意见吧？”我马上松了一口气，哪里还敢有什么意见？我以为她会拿着这张漫画去找班主任告状，但几天过去，班主任那里没什么动静，我又松了一口气。由此推测，我在历史课上耍贫嘴的事，也许是某个同学告发的，与她无关。

上大学以后，我给吴慧兰写了一封信，向老师表达了歉意。我说：“我知道那时候您拿我当孩子，没跟我计较什么，我也确实没有什么恶意，但我觉得我还是应当对您说声对不起，还是应当请求您的原谅。”吴老师已经退休，她没有回信，而是拿着我的信回到学校，给几个还没退休的教过我的老师看。她对他们说：“我说章大毛是个好孩子嘛，你们不信，这回你们都看看吧。”她把这封信和那张漫画一起保存着，作为教学生涯中一件趣事的见证。

吴老师虽非吴佩孚之后，但出身于地主家庭，经历了一般人没经历过的磨难和坎坷。她爱人死于冤案。她最小的女儿因病夭折，两三岁时死在她的怀里。好在她学过历史，心胸宽大，遇事看得开，真的没有被什么东西打倒过。有一次，我回到家乡参加初中毕业40周年同学聚会，见到了几个多年不见的初中老师，但没有见到吴慧兰。一问，说她最近刚刚去世，享年95岁。再问什么病，说是睡觉睡过去的，无疾而终。

无疾而终是真正的善终。睡觉就睡过去了，有这种福气的老人，普天之下能有几个？

葛志云

如今中学生好像都不学俄语了。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学校教的外语就是俄语。俄语里有个字母P，发音的时候舌头必须快速颤动，否则读不出来。俄语老师葛志云是我们的班主任，对学生非常严苛。我的舌头不会快速颤动，他在课堂上问我：“你舌头怎么长的，是舌头吗？”说得全班都笑，由此我对俄语产生了更大的心理排斥，否则以我的语言天赋，不至于在高考的时候俄语只得了76分。但这已经不错了，要知道第一次俄语测验，我只得了17分。葛志云气急败坏地训了我一顿，然后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去医院，把我考试只得了17分的事告诉了我父亲。父亲回到家就冷着脸对我说：“以后你爱干吗干吗吧，我不想再管你了，你废了。”我说：“谢谢。”

相当长一段时间，父亲真的不再管我，放学以后我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学校附近有一座图书馆，里面有挺大的一个阅览室，那一段时间我在那里读了不少课外书。在学校里读书没有选择权，老师让我读什么书我就得读什么书，而在图书馆，我喜欢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谁也管不着。后来我悟出一个道理：读书和恋爱是一回事，找你喜欢的人你才会幸福，读你喜欢的书你才会快乐。然而没过多久，一场数学竞赛终结了我的幸福与快乐，因为我在这次竞赛中拿了头名。这纯粹是一次巧合，您知道我对数学毫无兴趣，也没有一点儿天赋。之所以拿了头名，是因为我在图书馆读过一篇小说，小说主人公是一个数学老师，专门用一些稀奇古怪的数学题为难学生，而那些题恰巧和我数学竞赛卷子上的题一模一样，小说早已给了我答案。葛志云又骑着他那辆破得没法再破的自行车跑去医院，兴高采烈地向我爸报喜。我爸说：“我以为这小子废了呢，这么说他还行？”葛志云说：“行，绝对行。”当晚我爸请葛志云来家喝酒，直到第二天早晨我家屋子里还有一股子难闻的酒味儿。

如您所料，我爸又开始对我严加管束，从此我不再有泡图书馆的自由与快乐，一方面在葛志云的辅导下恶补俄语，一方面在我爸的逼迫下猛攻数理化。我爸利用医生的职业优势结交过我的很多老师，这些老师大都做过我爸的耳目，但没有谁像葛志云那样鹰犬一般紧盯着我在学校的一举一动。如果哪一次考试没有考出能让我爸满意的理想成绩，我先要被葛志云训斥，之后才会被我爸责骂。我不止一次地想把葛志云那辆破自行车砸成一堆废铁，但一直没有胆量付诸行动。

初中毕业，我考进了M市第一中学（当时M市唯一的一所省级重点高中，高考升学率几乎百分之百）。我爸觉得葛志云功不可没，便又请他来家喝酒。夜深人静，两个人就像两个接头的特务，一边喝酒一边嘀嘀咕咕。当时我家只有40平方米（那个年代40平方米已经不小了），我躺在里屋床上能清楚地听到他们说的每一句话。葛志云说了很多话，有几句话让我差一点儿流出了眼泪，几十年后依然牢牢地记在心里。葛志云说：“大哥，以后别再逼着他学数理化了，这孩子对理科实在没兴趣，我发现他看见数学卷子就像你看见你老婆似的（当时我爸正跟我妈闹离婚），打心里往外那么烦啊！”他还说：“他学理科也不是考不上大学，就像你和你老婆要是硬凑合着过也不是过不下去，可强扭的瓜终究是不甜的啊！”我爸怎么说的，我忘了，我只记得高中分文理班的时候我自作主张报了文科班，我爸没有表示反对，说明他基本上接受了葛志云的意见，基本上吧。

生我者，我父母；知我者，葛老师。

高中毕业，我考进了H大学法律系。我爸给我买了一辆漂亮的自行车，让我在大学校园里骑。我没骑，我把新自行车送给了葛老师。

王铁英

初中三年，先后有两个体育老师教过我们。前一个姓孙，男老师；后一个姓王，女老师。王老师生活不幸，受丈夫家暴。有一次孙老师去王老师家送一个学校发的什么东西，遇上她丈夫对她大打出手，孙老师看不下去，动手打了她丈夫。后来传出一些绯闻，说王老师和孙老师怎么怎么样。再后来王老师和丈夫离了，孙老师则和一个乡村女教师结了婚，说明他们两个并没有那种事。那个年代，即使是婚外恋，也都是奔着结婚去的，单纯为了寻求刺激的极少。

这些事跟我没什么关系，我要说的是一件跟我有关的事。有一次上体育课，王老师教我们打拳，她说这套拳叫少年长拳，练好了既可以健体又可以防身，让我们一定要好好练。我从小身体就笨，同样的动作，教别的同学只需一遍，教我可能需要两三遍，而且教两三遍我也未必学得会。我们班有一个外号叫“六猴”的男生，体育特别好，学什么动作都是一学就会，但学习不行，考试经常交白卷。见王老师怎么也教不会我，六猴扬着一张瘦得出奇的猴脸说：“你他妈怎么这么笨啊？”我冲六猴笑了笑，说：“你知道猴子为什么比人灵巧吗？因为它不过是一只猴子。”六猴急了，要动手，被王老师厉声喝住。下课以后王老师把我带到办公室，批评我说：“他嘲笑你笨是他的不对，你也不该用那么难听的话侮辱同学啊，你那叫语言暴力你知道吗？”她告诉我：“人脑有大脑和小脑之分，大脑发达的人智商高，学习好；小脑发达的人动作协调，体育好。很少有人大脑小脑都发达，所以学习好的同学大都体育不好，体育好的同学大都学习不好。”她强调说：“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谁都别瞧不起谁。”她还讲了半天体育有多么重要、运动有多少好处、越是爱读书的人越是不能轻视体育运动云云，最后警告我：“你要是再这么下去（指我只爱读书不爱运动），用不了几年你身体就得垮。”

我没有把王老师的警告放在心上，还是那么懒懒散散的，还是不爱运动，连体育节目都懒得看，然而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我的身体也没垮，只是有一些体检都检不出来的神经方面的小病。我根本就没把这些小病当一回事儿。有一次单位派我去党校学习，其间有半个月左右的军训，军事教官不管你什么级别的干部，他就当你是普通士兵，所有的体能训练你都得完成而且都得达标，否则你就别想回营房睡觉。没等军训结束，我发现王老师当年说的运动给人带来的那些好处——肌肉变得结实有力，动作变得协调灵活，精力更充沛，吃饭更香，睡觉更沉，等等——在我身上全部得到了验证。以往吃药都没解决的问题，诸如情绪低落、注意力不集中、入睡困难、睡着了就做梦等都神奇地消失了。打那以后我才养成了运动的习惯，坚持每天早晨去松花江边锻炼，举重、拳击、跑步，什么都练。一起锻炼的人很多，大家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干什么的都有，相互间没有利益瓜葛，甚至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大名，只知道姓、外号、小名什么的，比如小罗、麻秆儿老海、地缸刘、黑子、豁牙子老潘、臭鱼，等等。这些称呼叫起来亲切活泼，大家相处得融洽而随意。大约是因为平时较能吃肉，我举重进步得比较快，卧推最高纪录是250斤，但动作的协调性似乎是天生的，吃肉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拳击就不行了，怎么练都像二百五。小罗是后来才开始练的，练了几天就打败了我。他讥讽我说：“你都练这么长时间了就这水平啊？”我又想说“你知道猴子为什么比人灵巧吗？”但我没说，只是笑了一下。我知道我就是说了，小罗也不敢造次，当时站我身后的几个拳击高手都是我的小弟，可我觉得还是不说的好。我的谦和换来了小罗的好感和尊重，我们处成了很好的朋友。小罗经常打电话给我：“大哥，忙啥呢？晚上整点儿啊？”“整点儿”就是喝点儿的意思。

我打探过王老师的境况，据说离婚以后她没再找，一直孤零零的一个人。

王老师叫王铁英。

[责任编辑 王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