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想一件新东西

鲁迅在杂文中讲过一个“财主和鼎”的故事。一个土财主买了一件古铜器，据说是个周鼎，“土花斑驳，古色古香”，却找来铜匠把土花和铜绿擦得一干二净，“这才摆在客厅里，闪闪的发着铜光”。一众“雅士”闻之无不大笑，但鲁迅却由吃惊、失笑转为肃然，从中得到一种启示：“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因此鲁迅说，这样的鼎才是“近于真相”的，且“这一种俗气至今未脱，变化了我衡量古美术的眼光”。比如古希腊的雕塑，“雕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白，而且发闪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希腊之美，其实并不准是当时希腊人之所谓美，我们应该悬想它是一件新东西”（《“题未定”草（七）》）。

讲述这个故事的语境自然牵连着更具体的文坛公案，但在文学批评的方法与立场上，鲁迅则是在雅与俗、静穆与热烈、寻章摘句与全人全篇、美学风格与社会状态之间给出判断。与抽象、超验乃至高蹈的审美取向相对，这里的“俗”指向一种关于日常经验、世俗生活及其历史情境与社会构造的朴素兴趣。它通过唤回铜器被使用、塑像被雕造的那个时刻，重新打开了具体的生活实践中，那些被普遍化的“美”或“人性”排斥掉的复杂性与异质性。而这里所谓的“新”，也就并非进化论意义上的未来或进步，而是指向一种作为当下的过去。因此，这件“新东西”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学的“当代性”。鲁迅的悬想透露出的是，当代性不仅表现为人与事物同处于一个时代中的共时性，而且在于他们身处的社会状态与生活实践中的位置与关系，其中蕴含的敏感、行动力与饱满的历史内容尚未在时间的延展中耗散，也不应被似是而非的历史叙述或美学批评所割裂或扭曲。换言之，当代性是一个时代的人如何处理其当代经验的过程，是其中包孕的智慧，也是其中暗含的困境，是历史堆积到某一时刻的凝聚物，也是历史将继续分延的起点。因此，文学的历史性与当代性并非对立的事物，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发掘其厚度与重量，正是批评家的使命。

如艾略特所说，我们需要同时理解历史的“过去性”与“现存性”，要将文学的整体作为一个“同时的存在”，作家才能更确切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新的作品往往会构成一个崭新的事件从而改变传统的秩序，“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重新调整了”（《传统与个人才能》）。换言之，历史恰是在与当代的互动中，在“新与旧的适应”中，不断发生变动、重组和自我更新。反过来讲，当代的作家、批评家和研究者也就不是在某种历史性的笼罩下被动地展开创作、批评或历史考察，而是要以一种主动的、自觉的实践，参与到艺术秩序的重造当中。与历史主义批评相比，鲁迅的悬想或许更近于伊格尔顿所说的“唯物主义批评”，即在将艺术视为一种物质生产的前提下，“分析文本生产的结构机制及其复杂的历史表述形式”（《唯物主义批评的范畴》）。由此，主导一个时代的艺术秩序背后的经验模式、认知框架与权力结构才能显现出来，那些差异化的历史过程才有可能得到呈现，进而指向某种不同的想象未来的方案。

这则故事总令我念念不忘，或许也是因为，它内在包含了一种迷人的混杂性。这段本是由论战和批评引出的议论，携带着文学史家的自觉，凝结在一个寓言式的故事里，又以杂文的形式呈现，或许也以鲁迅自身的实践方式为喻，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同时向文学、历史、社会与政治敞开的姿态。在批评越发学院化而逐渐失去其公共性的境况下，文学批评如何同时作为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如何找到一种更加融通的主体位置与研究视域，重新激活文学艺术的历史性与当代性，成为新的难题。在这个意义上，“悬想”是快乐的，也是艰辛的，更是呼唤想象力的；而那件关联着未来的“新东西”，在当下，也在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