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男人，一个命题：王蒙小说中的“男娜拉出走”现象

在王蒙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关注，即男性由于厌倦或觉醒，而要决绝挣脱既有婚恋束缚或伦理规范，继而选择离家“出走”，并孤绝地在家庭之外寻找爱情、自由和理想生活。这些出走的男性有倪吾诚（《活动变人形》，1985）、苏尔葆（《生死恋》，2019）、傅大成（《笑的风》，2020）等。他们把传统婚姻当作束缚自己的“五行山”和“仙人绳”，为了做“热烈的活人”，毅然别家，投身到重建新生的悲喜中，成为王蒙小说中辨识度很高的男性群像。这种男性出走叙事构成了“五四”时期的“娜拉出走”母题在当代的叙事变体和文化回响。这类形象具有丰富的文学史价值，一方面，“男性娜拉”出走叙事隐含的是具有社会强势主体身份的男性在中国革命实践和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发展困顿以及他们寻路的姿态，相对于“五四”以来被密集关注的由子君（鲁迅《伤逝》）、田亚梅（胡适《终身大事》）、曾树生（巴金《寒夜》）这些出走女性所代表的女性危机和成长困境，男性的发展道路和精神危机问题反而是个被压抑的叙事类型，王蒙通过对现代娜拉命题的性别置换，将反思的焦点转向具有强势身份的男性群体，呈现了男性主体在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所遭遇到的各种精神危机和自救路径，丰富了“娜拉出走”的叙事母题。另一方面，“娜拉走后怎样”的现代发问在这些男性的出走征程中得到了完整而生动的演绎，崇尚乐观主义的王蒙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简单允诺这些男娜拉们以光明的未来。相反，在近乎悲剧的叙事中，王蒙通过男性出走这一独特现象探讨了隐含在这一叙事结构之中的传统文化与现代人格，婚姻、爱情与道德，自由与孤独，选择与限度等重要范畴。

一、一个被延宕的命题：娜拉出走的

未完成性和出走主体的性别转换

娜拉（Nora）来自“五四”时期被译介到中国的挪威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的剧作《玩偶之家》。自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娜拉命题”成为现代以来一个具有原型意味的文学、文化与思想母题。鲁迅着重阐明的是出走的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①的必然命运，由此强调经济权的获得与经济制度的改革对于女子解放的意义。自此之后，关于娜拉的文学叙事逐渐成为一个重要母题，鲁迅、胡适、茅盾、巴金、庐隐、白薇、欧阳予倩、张爱玲、白先勇都曾使用过这一叙事结构。由于“娜拉命题”的巨大思想文化张力，这一命题甚至被一些知识分子用来隐喻国家政治制度的选择，比如顾准就曾借用“娜拉走后怎样”来探讨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怎样的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问题②。

“五四”时期诞生的娜拉，是一个具有时代标识的理想新女性的化身。娜拉们出走的逻辑起点，几乎不外乎旧家庭和传统伦理对青年婚恋、自由的强势干预和无情褫夺，继而引起青年们的不满，最后诉诸出走这一决绝方式。出走作为一个现代性事件，在中国语境里承续的是古代“私奔”的行为模式。由于中国女性在传统文化秩序里承载了过重的宗法负荷和伦理羁绊，现代启蒙语境召唤的出走事件中，女性成为较早觉醒的出走主体。“娜拉命题”自“五四”诞生以来便引发了不同向度的叙事和争鸣，一些作家将娜拉们的出走视为个性解放的成功并为之欢呼雀，另一些作家则勾勒了出走过程中的传统藩篱与溃败的出走结局，和鲁迅保持着类似理性的庐隐、白薇等女性作家，则把注意力放在女性出走成功后的迷茫、虚妄、艰辛甚或惨烈上，聚焦“当新女性的生存遭遇到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撞击之后，由此发现了主导性女性解放话语的根本没有顾及的‘革命的第二天’的那些困难”③。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五四”时期的出走所自带的个性、自由逐渐被主义、革命、集体所取代，梅行素（茅盾《虹》）、林道静（杨沫《青春之歌》）在出走后投身到革命斗争、先进主义的怀抱成为一种新的时代召唤。在风起云涌的30年代，左翼剧团竭力把《娜拉》推上舞台，一度因“上演该剧的记录六千数十起”而使1935成为“娜拉年”④。由此，娜拉逐渐成为新文学史上的重要的文学形象，并且溢出文学叙事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广泛参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叙述或隐喻修辞。“在古老的语码中，找不到任何足以描述一个觉醒时代的对应物。闪电并非来自云层。那是普罗米修斯之火，是盗来的光耀，——娜拉超越了伦理的意义而成为中国现代的象征。”⑤出走的娜拉，给现代中国带来的最大的精神遗产便是，在一个集体主义盛行、鲜有小我的社会语境里，如何果敢而坚决地保留“自我”，而易卜生称之为“自我主义”，即“我首先希望你具有真正强烈的自我主义，这种自我主义一时促使你把同你自己有关的东西看成是唯一有价值的和重要的东西，而把其他的一切当作是不存在的东西”⑥。

在若干版本的娜拉出走叙事里，我们最为钦佩的往往都是这种可贵的自我意识和捍卫自我价值的决绝行动。但很显然，对这些果敢的娜拉们来说，出走只是她们新生的起点，远方迎接她们的不是坦途和琼浆，而是各种险阻和悲剧，鲁迅所担心的子君的经济权，庐隐、白薇所描述的出走成功后的迷茫和虚妄，巴金所勾勒的曾树生置身的无边暗黑现实，茅盾所总结的“五四”娜拉们“没有正确的政治社会思想”⑦，都成为横亘在不同时期的娜拉们面前的难题。在新文学史上，娜拉命题大多数时候都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命题，新文学的知识精英在叙述娜拉时，常常包含着如何处理个体与集体/民族、自主与服从、小我与大我、自发抗争与组织革命这些重要范畴，文学问题与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思想问题深度缠绕在一起。也就是说，具有极强现代性意味的出走事件，本身包含着一种尖锐的自我主义，这种自我主义具有民主、平等的血统，当现代中国尚不是一个独立、国泰民安的民族国家时，这种极具个人主义色彩的出走事件必须被纳入民族国家叙事的总体话语体系里，只有这样，个人化的娜拉出走事件才具有了合法性根基和更为坚实的未来。正是基于这样的召唤机制，郭沫若在《〈娜拉〉的答案》里将献身革命大义的秋瑾视为中国女性道路的“新纪元”；出走的林道静（杨沫《青春之歌》）只有在跳出个人主义泥潭投身到革命实践的洪流中，她才能完成一个知识女性从“白骨头”到“黑骨头”的华丽转身和原罪清洗，而这样一个过程又必须在余永泽、卢嘉川和江华3个男性的通力启蒙下才能达成——现代中国给出走的“娜拉们”提供的是一种不确定的未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出走如果远离了革命、大众、集体、民族，而囿于狭隘的阶层或空间，其结果往往是一种悲剧。娜拉命题实际上是一个至今并未完成的话题。

当我们瞩目“出走”这一现代性事件的主体时，我们会发现，女性是娜拉出走事件的始作俑者，并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众多出走事件的主角。“女性娜拉”成为冲决中国旧的纲常礼教与非人性制度桎梏的文学先锋，承载着女性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文化旨归与思想意义。娜拉出走的故事，通过胡适等人译介，经由鲁迅的杂文体与演讲体的阐释，再经过茅盾、巴金、张爱玲、庐隐等作家的文学演绎，逐渐得到塑形，并形成大致稳定的思想和文化意义。这种意义至少有这样一些内容，比如由于时代环境和个体经济权的双重缺失所造成的娜拉“梦醒了无路可以走”⑧的鲁迅式隐忧；再如，娜拉们的个体解放不仅仅是中国女性自身解放的问题，还内嵌着社会解放、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发育和民族发展道路等重要命题。可以说，女性由于在传统男权社会的制度设计和历史境遇下承受更为深重的伤害，当现代中国开启文明之幕时，女性走在了与父权、宗法家庭决裂的最前沿。现代中国女性在梦醒、出走与寻路的逻辑理路上探寻着自我价值。问题是，梦醒后需要出走和寻路的仅仅是女性吗？遭遇寻路困境的难道仅仅是女性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张灏先生在考察近现代知识分子时指出，19世纪末以来，面临巨大的时代转型，中国知识分子除了面临着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危机，还面临着东方秩序的危机带来的不适和困境。“对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秩序危机不仅仅意味着作为西方扩张结果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崩溃，而且是传统意义世界的瓦解，它已达到了中国基本的东方符号系统受到怀疑和挑战的程度。可以这样说，当这种危机加剧时，敏感的心灵自然会感到有必要设计新的世界观，用以恢复其周围认知和道德的统一，以使世界回复秩序。”⑨中国现代以来新文学史上的出走叙事，如果放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理解就容易多了。不论是青年女性，还是青年男性，当交织着父权和各种纲常伦理的家庭成为囚禁或阉割青年选择和生命自由的负面力量时，切割与家的关联并毅然从家庭出走便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女性娜拉的出走是中国新文学的显性母题，在这个叙事结构的延长线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出走主体在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并置或切换。《伤逝》在子君轰轰烈烈出走与溃败的叙事结构中，其实也包含着涓生逃往通俗图书馆的“另类出走”，这个出走无疑昭示了涓生对新生家庭的不满和对子君的厌弃，在深层上连接着“五四”时期男性知识分子梦醒而无路的悲剧现实。《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纯祖由于始终徘徊在革命的边缘，没能处理好个体价值与革命时代的关系，他的出走最终导向了一种悲剧。

男性为什么要选择出走，男性的出走是否提供了区别于传统娜拉命题的异质性内容，出走主体的性别转换是否在叙事、美学和思想向度上丰富了娜拉出走谱系，王蒙的男性娜拉叙事，对这些问题做了生动的演绎。在与笔者的访谈中，王蒙曾这样自述《活动变人形》《生死恋》《笑的风》这些文本的创作缘由：“‘五四’时期，个性解放和婚姻自主是时代呼声。鲁迅、巴金、茅盾和当时的很多作家都有这方面的文学叙事。包办婚姻是万恶的，自由恋爱是幸福的源泉。但问题在于，包办婚姻不道德，但自由恋爱一定就能得到幸福吗？事实上并非如此。自由恋爱并不必然通往幸福，因为幸福需要的条件包含很多方面。你吃不饱肚子，挣不上钱，个体是没有幸福可言的；恋爱双方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缺少和而不同的基础也不会太幸福；如果恋爱双方身处恶劣的环境，就像《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那样，也不可能有幸福。”⑩可以看出，王蒙接续了对新文学史上的娜拉母题的书写，通过性别转换，将出走主体置换为倪吾诚、傅大成、苏尔葆这些不同类型的男性，以此探讨“男性娜拉”出走的逻辑和结局、价值和局限。

二、“男娜拉”出走的逻辑与困境

王蒙在《活动变人形》、《生死恋》和《笑的风》中塑造的3个出走男性，其生卒年依次为倪吾诚（1911—1981）、傅大成（1940—2019）、苏尔葆（1956—2016）。而他们从婚姻中决绝离婚并出走的年龄分别是倪吾诚32岁（1943年）、傅大成46岁（1986年）、苏尔葆57岁（2013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倪吾诚、傅大成和苏尔葆分别出生于近代、现代和当代，倪吾诚的儿子倪藻出生于1934年，与出生于1940年的傅大成属于同代人。因而，可以这样说，倪吾诚—傅大成—苏尔葆大致构成了3个连续的代际，代表了从近代到当代的3个世代。因而，发生在这3个男性身上的行动选择和价值立场，具有了鲜明的代际性和时代性，大略完整呈现了三代男性在出走母题上的历史演绎。第二，三位男性都选择了在青壮年时期结束了自己的婚姻，并果断弃家出走。可见，出走事件并不是率性而偶然为之，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理性行为。那么，我们需要考察的是，三代男性，前赴后继地挣脱既有几近圆满的婚姻和家庭，毅然出走，其中缘由和逻辑是什么，这种出走的价值诉求是什么，是否包含了某种历史盲动或认知误区？

考察王蒙笔下三代“男娜拉们”的出走史，会发现他们都是始于这样共同的逻辑起点：对家的厌弃与对既有婚姻的决意切割。弃家和离婚为何在现代以来成为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另类“乡愁”，成为我们应该追问的问题。《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生于近现代的转型时期河北一个穷乡僻壤的孟良屯陶村，他的陶村前史/记忆可谓悲壮而凄苦：父母和族人为了拢住他安心做一个普通的陶村人，不惜动用“一杆烟枪再加一个媳妇”的土法，以此瓦解他投身革命的意志，吸食鸦片和包办婚姻确实避免了倪吾诚重走父亲陷入革命的凶险老路，却让其承受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这种痛苦一方面来自吸食鸦片所导致的与高大俊美极不协调的罗圈腿的身体残疾，另一方面则是陶村苦痛记忆孕育了他的决绝弃家的意志，这种力量被年轻的倪吾诚视为“最为激烈和伟大的‘革命’的意志和力量”11。倪吾诚是一个尚未成年即被落后的家族以野蛮的方式阉割自由意志的悲剧个体，所幸经过自己的抗争，在17岁争取到了到县城的洋学堂读书的机会，作为一种妥协条件，倪吾诚必须承认包办婚姻，接受族人安排好的媳妇。可以说，与姜静宜的婚姻是倪吾诚屈辱痛苦的陶村前史的一部分。倪吾诚从人格气质上是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去欧洲留学的经历使他异常钦羡西方文明。这种留洋经历和对现代文明的认同，加剧了他对传统家庭和婚姻的厌弃感。他的由旧式包办婚姻组建的家庭，他与3个旧式女性之间充斥着咒骂、数落和“战争”的畸形家庭关系，带给他的是巨大的窒息和漫无止境的情感消耗。客观来看，无论是倪吾诚陶村的旧式家庭，还是他在北京与静宜组建的新家（岳母姜赵氏和大姨子静珍与他们同住），都像牢笼和黑洞一样压抑，让这个受过欧风美雨熏陶的男人极度不适。一定程度上，倪吾诚对旧传统、包办婚姻和有着旧思想的结发妻子视为历史“旧物”，是可以理解的。但另一方面，倪吾诚将人生的受挫和痛苦的根源归咎于既有婚姻和家庭，则显得浅薄而武断。倪吾诚本质上是那个时代的“多余人”和“失位者”，他夸夸其谈、好高骛远，空有一腔爱国情怀，缺少在纷乱世道中济世救民的能力，甚至缺少谋生养家的基本能力，加之他身上的“莫名其妙的顽劣”12和稀里糊涂的混世，使得他一直像一个人间“游魂”一样。但很显然，倪吾诚并不具备这种自我反思能力，他认为失意和压抑来自家庭和婚姻：“我的能力，我的智力，我的热情，我的苦干的精神，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通通都被压制着，统统都被捆绑着。我的潜力现在发挥出来的连千分之一还不到！就是说，有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压在五行山下边，绑在仙人绳里头！”13旧式家庭固然影响了倪吾诚追求现代文明的步伐，与静宜的包办婚姻确实带给他很多痛苦。但是，将人生的失意和痛苦的根源归咎于旧式婚姻与家庭，显然有失公允，很大程度上是倪吾诚的认知错误和逻辑谬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