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诚、执着的求索者：沈杏培印象

最初与杏培相识，是由于责编一篇他的论文。《文艺研究》的办刊风格虽然以成熟、稳重著称，但一直欢迎有风格、有锐气的文章。只不过在国内的人文学术界，人们更愿意通过著书立说正面阐发自己的学术观点，很少有学者尝试公开与同行就某个学术话题展开讨论或争辩，坦诚、尖锐的批评性文字更是极为少见。因此，最初读到杏培的投稿《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强行关联法”指谬》时，我既感到非常惊讶，也深感钦佩。这篇文章认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人们普遍采用所谓“关联研究法”，探讨各类文学现象之间的因果、影响关系。然而，很多学者在采用关联研究法时，由于没有充分占有研究资料，或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语境不够熟悉，最终要么无法充分说明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具体关联，要么通过庸俗实证或主观判断强行在两个研究对象之间建立虚假的关系①。这篇论文直指当下学术界的痼疾，可谓有深度、有思想的力作，它后来曾获得过多项国内有影响力的奖项，充分说明了它意义。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杏培在这篇文章里没有在抽象地批评某个研究现象的同时却具体地表扬某位研究者，而是选择直接指出三位学者的研究存在的问题，其中既有知名专家，也有青年学者。由于此时还只是责编过杏培的文章，并没有见过作者本身，因此我私下里暗自进行联想，觉得这种直率、坦诚、一针见血的批评，可能是出自一位性格孤僻、作风严厉乃至脾气暴躁的研究者之手。不过，后来终于有机会在一次会议上遇到杏培，才发现这其实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他的处事风格彻底颠覆了我最初的想象。现实生活中的杏培性格温润、平和，说话不急不缓，待人接物谦逊周到、温文尔雅，有着极强的共情能力，与笔下充满锋芒的文字形成鲜明的对比。现在看来，那种直率的批评文字，并不是来自他的性格，而是源于他对文学的热爱和对学术的执着。

一

杏培治学态度的严谨、执着，充分体现在他的学术工作中。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后修订为《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出版）处理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小说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形态的书写。他将这类作品命名为“历史记忆小说”，尝试分析在新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语境下，历史记忆小说对那段逝去的历史的书写形态和叙事特征。这本身是一个颇有难度的论题，因为当“历史”与“记忆”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时，表明研究者要处理一种非常复杂的主客融合状态。一方面，“历史”固然是要记录过去时代客观发生的种种事实，但受制于史家的主观意图、认知水平以及身处的时代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其实人们很难触摸到所谓完全客观的“历史”；另一方面，带有鲜明主观色彩的“记忆”更是受到回忆者的身份、经历、教育背景以及展开回忆的出发点等因素的影响，以至于我们最多只能说某些回忆所携带的情感是真实的，而很难判定回忆本身是否真实。因此，处理新时期以来作家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历史记忆”，研究者至少要处理4个方面的问题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第一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当代史本身的错综复杂与敏感，第二是作家自身的性格特征、成长经历以及生活地域等方面的因素，第三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以及社会语境对小说家的种种期待与限制，第四则是小说家在书写“历史记忆”时尝试参与或对话的社会文化思潮。这四方面问题中的每一个都极为复杂，彼此之间又相互缠绕，就更增加了研究的难度。面对这样的话题，在单篇论文中处理某个单一的研究对象，通过叙述暗示论题蕴含在复杂的脉络中是比较方便的论述方式。但在体大精深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如何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叙述线索对这些问题展开论述，又能构成一部体系完备的著作，成了一个非常不易解决的难题。好在，杏培通过自己的勤奋和深思，找到了一条合适的研究路径。

在《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中，杏培梳理出“叙事”这一核心概念，用以统摄上述4个方面的线索，使得这部著作的整体论述结构清晰、体系严密，最终完成度很高。显然，杏培的这一选择是经过了非常缜密的思考的。因为“叙事”这一概念本身极具开放性，既包含“写什么”的具体内容，也蕴含着对“怎么写”的形式思考，可以同时涵括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因素。诸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当代史、作家的生活经历和成长环境、小说写作年代的社会语境和文化思潮等因素，都会在讲述历史的“叙事”上留下深深的印痕。对这些印痕的考察，其实正可以把这些线头繁多、彼此交叠的脉络以一种清晰的方式呈现出来。例如，在《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讨论叙事方法的第二章中，杏培就明确指出叙事形式的这一特点，他认为“视角、语言形式、结构等作为文本的符号形式是文学的构成要素，同时，它们表征并受制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因而，这些符号形式不仅体现着作家的审美方式与艺术个性，也反映了相应的时代审美与文化心理”②。也就是说，以形式为中介，考察作家的个性特征与社会、历史语境在形式上留下的种种印痕，是杏培研究新时期小说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呈现的基本方法，这也是这部探讨“历史记忆”的著作选择以“印痕与记忆”为标题的原因吧。

在具体的论述中，《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以叙事为线索，依照叙事方式演变的历史脉络、叙事方法的特色分析、不同社会文化思潮对叙事的影响，以及叙事的困境与出路等进行论述，将新时期小说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描写，以体系化的方式梳理出来。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都通过对影响叙事的多重因素的分析得到了极具说服力的解释。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坛涌现出张炜《九月寓言》（1992）、李锐《无风之树》（1995）以及韩少功《马桥词典》（1996）等极具特色的优秀长篇小说，其中对六七十年代中国当代社会的书写与表现，此前同类题材小说相较，在叙事视角、文化立场等方面有很大不同。如何解释这种文学史上的转折时刻？在杏培看来，80年代中后期以来，类似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与意识形态话语高度“共谋”的写作样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小说家开始主动与意识形态话语保持距离，“退入”所谓“文学本体”之中。因而，作家创作时的心态、处理题材的方式以及思考问题的视角等，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于是，“民间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备受瞩目、知识界对民间话语与民间理论的关注、文学知识分子对民间的倾情书写，都共同显示了民间在20世纪90年代新的社会语境中的复活”③。而这种价值立场的改变，也深刻改写了这一时期小说的创作面貌。正像杏培指出的，“民间的复活”使作家对乡村或底层生活的描写，一方面有意识地保持与将劳动者视为历史创造者的意识形态视角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则主动放弃将劳动者视为麻木、落伍，等待知识分子进行启蒙的“庸众”的“五四”精英话语，最终呈现出民间自身的智慧、尊严与日常生活之美。这样的分析有效地阐释了上述那些在90年代产生很大影响的长篇小说的新质，也解释了文学演变背后的复杂原因，可以说是极具说服力且经得住历史检验的。杏培的这部博士学位论文曾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称号，可谓实至名归。

二

《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在杏培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是一部体系完整、论证严密的学术著作，不过在分析论证的过程中，多少还是带着一些求学阶段的“青涩”，很多论述显得有些拘谨，似乎是不敢过于明晰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和立场。相对来说，杏培博士毕业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或许不如《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那样体系完备，稍显零散，但其中充满了对当代文学的热爱、对学术发展趋势的敏感和热心，以及直言不讳的批判锋芒，这些都使我更加欣赏杏培后来更为“成熟”的文章。

从那些文学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杏培对文学有着赤诚的爱，他相信文学可以而且应该反映现实生活，发挥更大的社会功用。这种对文学的社会功用的推崇，使得杏培特别关注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情况，并且着重思考文学的伦理问题。诸如《从“边缘人”到“新穷人”：近年小说中进城青年的身份与危机》（《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5期）、《文化博弈、生态危局和资本伦理下的审美救赎——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狼叙事解读》（《文艺争鸣》2017年第10期）以及《“无用的善”与“盈余的恶”——近年中国长篇小说中的善恶伦理反思》（《文艺研究》2021年第5期）等文章，都紧紧抓住小说所涉及的社会伦理问题，关注文学对普通人生命困境的描写揭示了怎样的社会问题，并思考文学对于解决当代中国种种社会问题的作用。

以我非常熟悉的《“无用的善”与“盈余的恶”——近年中国长篇小说中的善恶伦理反思》一文为例，这篇论文首先抓住了一个很少有人关注的文学史现象，即近年来，包括阎真《活着之上》、北村《安慰书》（2016）、任晓雯《好人宋没用》（2017）、李洱《应物兄》（2018）、黄孝阳《人间值得》（2019）以及苏童《黄雀记》（2019）等在内的很多长篇小说，都不约而同地塑造了两类人物，即“无用的好人”和“横行的恶棍”。也就是说，好人善良、宽厚、温文尔雅，却在社会生活中一筹莫展，而恶棍却因为他们的作恶多端、精力旺盛，不断攫取各类社会资源，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这似乎印证了北岛《回答》中的名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④在杏培看来，众多作家纷纷将“无用的好人”和“横行的恶棍”之间的冲突与对立作为结构小说叙事的核心，来源于他们对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观察。因此，这样的描写“在总体上保持了介入现实和批判性的精神立场，褪去了对时代的廉价粉饰，直面改革时代的阵痛，勾勒出一种普遍的恶的现实与颓败的道德景观”⑤。

值得注意的是，杏培不仅仅从反映现实的角度高度评价当代小说家们所塑造的“无用的好人”和“横行的恶棍”，还认为有必要由此出发，去思考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这些叙事不仅在文学层面有价值，在文化和道德实践层面，也引发我们透过这些文学想象去思考当前民族道德现状、公平正义的良序构建等现实问题……经由小说去正式、检讨善恶在现实层面的形态、走向，并对其结构性、普遍性的问题提出纠偏。”⑥小说家不断在以“无用的好人”和“横行的恶棍”之间的冲突结构小说文本，表明伴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化、世俗化进程，赖以维系日常生活的传统伦理秩序开始崩塌，造成了善恶错置的社会现实。在杏培看来，作家所塑造的汪长尺、涂自强、宋梅用、应物兄以及聂致远等“无用的好人”，也是在为这个时代的弱者发声。文学或许不能在经济上、生活上改变这些弱者的命运，但却能够在伦理上、价值观上重申善的正义性和价值。这实际上是要小说为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提供解决的思路和方法，赋予了文学更加崇高也更加艰巨的重任，是对文学的社会意义的高度认可。杏培近些年重点关注中国当代现实主义小说的相关问题，或许正源于对文学意义的期待。笔者虽然一向觉得文学未必能够承担如此繁难的任务，但仍然对那些坚信文学之意义的研究者心怀敬意。毕竟，这是一个充满了犬儒和“小确幸”的时代，身处其间而又能坚信文学的社会功用，可见杏培对文学的深切热爱。

更令人敬佩的是，杏培对文学的喜爱，使他不仅要求小说反映或思考当代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更对艺术形式的发展有着更高的期待，要求文学必须在艺术上有所突破，创造出符合当代社会审美风尚的全新形式。在《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学性与思想性问题》一文中，他认为诸如余华《兄弟》（2005）、刘继明《人境》（2016）、贾平凹《带灯》（2013）以及苏童《黄雀记》等作品，集中展现了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令人难以忍受的种种病态现实，表现出作家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关切。但他笔锋一转，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从美学效果来看，这些小说“总体上无疑是贫乏的、缺少震惊意义的。相当一部分作品与现实贴得太近，缺少重新整饬现实的能力，呈现出‘还原式’现实书写”。应该说，这些小说其实都是作家用心创作的优秀作品，但问题在于，中国当代作家毕竟是在21世纪进行创作的，时间既带给他们无限的优势，也相应地带来一定的劣势。所谓时间带来的优势，是指当代小说家相较于前辈作家而言，可以在更加宽广的时间跨度内选择自己的表现对象，既可以处理所谓的历史题材，也可以深入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寻找灵感和表现对象；而所谓时间带来的劣势，则是指包括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在内的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作家已经写出了无比辉煌的经典作品，当代小说家如果按照传统的文学创作模式书写现实生活，那么其作品充其量也只能算是经典名作的当代复制品，无法取得“杰作”的称号。因此，当代作家在努力书写现实的时候，必须同时修正描写现实的方法。这就是杏培提出的非常重要的命题，即“现实已经呼啸而来，作家处理现实的能力和美学装置是否已经升级？”在他看来，“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当下，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忠实于眼前’和‘真实地复制生活’，这样的文学现实只会让读者调转头去，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倒退和懒惰的文学选择”⑦。

也就是说，专注于描写现实生活的苦难与不公，热衷于呈现社会生活的种种细节，在纸上营造出一个貌似“真实”的文学世界，这对于成熟的作家来说，是只需要有一定的勤奋就可以完成的任务，但放在21世纪的今天，这并不能算是什么艺术成就。于是，杏培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类似《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这样的作品，“几乎以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精心描述涂自强的现实，贴着地面全面地呈现这个压抑的世界，作家介入现实的热情和灼灼的忧愤意识可见一斑。但这种书写似乎没有带来震惊的阅读效果”⑧。的确，在摄影、电影、电视剧乃至虚拟现实等艺术样式和技术手段高度发达的今天，文字阅读者相较于19世纪的文学爱好者来说，具备了更加丰富的视觉经验。因此，再在文学写作中追求“镜子”式地反映现实，恐怕很难吸引当代读者的艺术兴趣，更不用说给他们带来艺术上的震撼了。小说家在今天努力反映现实生活是一种令人敬佩的创作选择，但必须充分把握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的独特性和优势，创造出只有用小说才能够获得的新的美学经验，给读者带来特定的情感体验和审美快感。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当代小说或许将在与其他艺术形式的竞争中败下阵来，逐步走向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