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精神选择的“非虚构”如何被唤醒

2021年9月25日，“韩少功与新世纪以来汨罗江作家群”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湖南理工学院举行。舒文治、潘绍东、魏建华、蒋人瑞、吴尚平、逆舟作为“汨罗六蛟龙”整体亮相，我也被列入“汨罗江作家群”中。多年来，我一直觉得韩少功2000年重返知青地汨罗后，当地的文学生态获得了根本改变，但第一次，我突然发现，身边这些本土写作者，几乎都是在韩少功的帮助、提携和感召下，迅速成长起来的，我有幸也是其中的一位。

在《人生忽然》中，韩少功写道：“我代你们记住了，记住了一些碎片，就像一个义务守夜人，未经当事者们委托，也不知有无必要，为你们守护遍地月光。”^①这段话，非常形象地道出了韩少功与他的文学原乡——汨罗所结下的精神关系。在这片并非他故乡的土地，韩少功就像一位守夜人，以自己的存在，影响着这块土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随着时光的流转，悄然之中改变汨罗的文学生态，并召唤一批批注意到守夜人存在的本土写作者，在月落星沉之际，随他缓缓走来。我经常设想，汨罗如果没有韩少功，会出现当下被命名的“汨罗江作家群”吗？如果没有韩少功，我会不会走上写作之路？会不会从事非虚构写作呢？事实上，我知道，当亮出这个问题时，我已清晰看到韩少功和我非虚构写作之间明确的因果关系。

下面，我将回溯韩少功在我青少年时代的印记、“马桥事件”让我聚焦对韩少功作品的关注、硕士期间对韩少功精神世界的研究、博士期间受到《马桥词典》启发写作《细节》等具体事件，凸显韩少功对我非虚构写作实践的具体影响，并揭示出在这一过程中，由于韩少功对我奠基性的文学影响，他不但塑造了我的文学观，也激发了我“非虚构”写作的可能。对我而言，从文学批评转向非虚构写作，并非一种简单的文体取舍，而更多是一种精神抉择。

我出生在湖南汨罗三江乡，和韩少功定居的八景仅仅相隔几公里。前几年，八景乡和三江乡合并，他定居的八景村就在我出生的花桥村隔壁。从广义的范围而言，我和舒文治、潘绍东、魏建华几人一样，共享“马桥方言区”，是韩少功《马桥词典》中方言作为母语的使用者，也是《山南水北》中世代居于此的原住民。我1995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岳阳一家国营企业工作，直到1999年考入武汉大学研究生之前，一直没有离开过家乡方圆一百公里。

在很长一段时间，韩少功对我而言，只是一个传说中的名字，没有太多契机和他获得更深关联。想起来，在和韩少功获得真正沟通之前，我对他的印象主要停留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故乡隐约流传的关于韩少功下放期间的一些轶事，诸如他还是知青时，就显露了突出的写作才华，作文写得特别好，高考作文曾经获得满分，并发表在当年的《湖南日报》上。对于这些事，我在2003年创作的《细节》（未刊稿）中有过叙述：

我没想到韩少功这么快就进入了黄沙滩人的视野中，没想到黄沙滩人对韩少功关注的程度一点也不比现在的媒体少。更没想到韩少功九十年代的一个很偶然的举动，会对黄沙滩人生活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很明显，家乡人对韩少功的评价还不错。小杨爸爸说他到韩少功家里去玩过，韩少功不在家，好像是到长沙去开一个什么会去了，家里只有一个自称是他姐姐的阿婆子。黄沙滩人一讲起韩少功仿佛个个成了文学评论家。他们讲他在天井茶场劳动时，“真是日怪，作文写得几多好，一天到晚就待在大队部。到底还是被上面人看中了。”他们讲他“确实是个怪器人，一笔字又写得好，这样的人不出名，谁出名呢？”我初中一个念过大学学地理的同学，谈起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确实写得好，但有些不太正经的词，怎么可以写进《马桥词典》呢？”学校的超叔只要我一回家，就缠着我讲韩少功早期的作品，讲他七八年参加高考的作文是《心中的话儿向党说》，当时得了九十二分，为湖南考生的最高，还发表在《湖南日报》上面，看到我的情绪调整得差不多了，他就会露出绝招开始背诵“风啊，请你慢点吹——”。我很怀疑韩少功自己是否还记得他的高考作文。我想他肯定没有想到，黄沙滩居然有人到现在还能够背诵他的高考作文。超叔讲得摇头晃脑唾沫横飞，从韩少功的《月兰》讲到他的《风吹唢呐声》，从他的《西望茅草地》讲到他的《远方的树》，其文学知识的丰富达到了令我汗颜的程度，他对第一手材料的掌握，时时使我后悔去年写硕士毕业论文时，没有找他聊聊。最后，超叔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下次再去韩少功家，一定要找他要一本他早期作品的选集，我想要迪迪（他儿子）读读什么是真正的好文章，将作文的基础打好点。”小杨爸爸更是惋惜：“韩老倌那个位子真是绝了，几好的山，几好的水，真是个会享福的人，他要是有空，我看他完全能够养点蜜峰。”

另外，值得一提的一个细节是，在我的高中时代，整整三年，我每个月都会坐乡村巴士去县城一中念书。在三江—长乐—天井—汨罗城关这条既定的路线中，天井是必经之路，车子驶过长乐不久，就会进入天井境内，一片广阔的茶场扑入眼帘。我很早就从村民嘴中知道，韩少功下放的地方，就在这一片茶场。他知青年代住过的土坯房子，甚至一直都在。可以说，“天井茶场”四个字，是我年少时代对韩少功具象化理解的重要场域，也是我对韩少功最初的、少有的感性印象片段。

其二是文学史中，关于韩少功早期作品的叙述。韩少功年少成名，刚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就以极高的起点创作了《月兰》《西望茅草地》《飞过蓝天》等重要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语境中，获得了类似今天明星、网红般的关注。但这种认知，对我而言，仅仅停留在对一个身边名人的猎奇层面，我并未找来韩少功的作品好好研读、深入了解。直到1996年“马桥事件”爆发，我突然意识到，作为一个说“马桥话”的原住民，面对风波，最好的办法，是回到韩少功的作品，好好阅读，并以一个在场者的身份，进入他笔下的“马桥”，用常识去勘探这场风波和真正批评之间的边界。幸运的是，1999年我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后，终于可以通过更多的学术训练，获得从学理上去理解一个作家的方法，由此也获得一个理直气壮走近韩少功的理由。从一入校，我就确定了以韩少功为毕业论文的选题，并开始系统、深入地阅读他的作品。可以说，我的学术探讨始自韩少功，文学评论也始自韩少功，韩少功成为我进入学术园地的基座和参照。

我记得第一次拜访韩少功，是2000年10月4日。研二国庆放假，我独自一人来到八景学校，见到了从小耳熟能详的韩少功。就如潘绍东、魏建华、舒文治一样，这次拜访也开启了我和韩少功长达20多年的交往。在《细节》（未刊稿）中，我曾这样描述去韩少功家中的心情和情景，“我一次次走进那条山路。我一次次步行在那条石头暴突崎岖不平的小道，为的就是能够在一个最干净的地方，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一次清理，我必须从世俗烟尘对我侵蚀的现实处境中，尽可能地接近那颗高傲的心灵”。我后来发现，和汨罗其他写作者一样，我们都视韩少功为自己的精神偶像。只不过，对我们而言，这个“偶像”，就在身边，亲切如邻。也正是通过这种便捷的交往，我加深了对他作品的理解，也获得了对一个作家的认知和了解。此前活在传言中、文学史中甚至谣言中的大作家，这次切切实实来到了自己的故土，和身边乡亲说同一种方言，过着同样简朴而简单的生活，这确实让我们从内心深处感到窃喜。

韩少功定居汨罗的规律是，每年开春天气转暖，三四月份，就会从海南来到湖南，等到秋日渐深，天气转冷，十月份以后，他则如候鸟般，南下海南。在重要的五一、暑假和国庆期间，他恰好都在汨罗。这样，只要回家，我都会去八景，不但和韩老师聊天，也和梁预立老师聊天。这种便捷而直接的交流，让我直观感知到韩少功日常生活和作品的微妙关系，也悄然丰富和校正了我对文学的理解。多年来，对于“文学”，我一直将其置于一个“文字”的虚拟世界，很少从身边的生活、常见的日常层面来打量两者之间的深刻关联。正是在对韩少功近距离的观察和交往中，我深刻意识到，哪怕做学问，也应该有着切近的对身边世界的观察和判断，而不应将“学问”悬置起来，同时要对“失血”的学院环境保持警惕。

多年跟踪研究韩少功的作品，多年近距离和韩少功的交往，让我获得了别样而深刻的阅读经验。我清晰记得，反复细读以“汨罗世界”为观照对象的《马桥词典》时，一种特殊的文学经验悄然内置于我头脑和精神中。我第一次明确意识到，原来文学可以和身边的日常生活达成紧密的关联，自己熟悉而又土得掉渣的方言土语，身边那些拙朴执拗、土头土脑的乡民，竟然可以通过最为本真的文学叙述，进入文学的殿堂，并通过韩少功的表达彻底被照亮。一种陌生而鲜活、让人惊奇而迷惑的文学感觉，让我粗糙的内心变得混沌起来，在一片混沌的精神领空中，我分明感受到一束异样的光芒在闪烁。我的文学观念，我对世界的理解，我对身边人、事的审视，在这种奇妙的文学阅读中，被强烈地激活、唤醒并刷新，故乡的土地，穿越历史的尘埃，在文字的皱褶中既释放出原始的活力，也凸显了时代的变迁，韩少功立足汨罗的叙述和发问，成为我对他研究、理解的可靠起点，而这也直接唤醒了我作为非虚构写作者的主体认知：我以前视而不见的日常生活，终于来到笔下，并在多年以后念博士时，越过论文的边界，不管不顾写作《细节》的实践，更成为我此后坚守“日常既田野”的写作观念，源源不断写作非虚构的秘密。

回顾研究韩少功的动因，在硕士论文《韩少功的精神世界》“引言”中，我曾有过交代：

选择韩少功作为毕业论文的对象由来已久，但最后确定从他的精神世界进入却缘于与他的第一次交谈。

二○○○年十月四日，我利用国庆放假拜见韩少功（他定居的汨罗市八景乡隔我老家仅几公里）。这次交谈很自然扯到寻根文学，没想到他淡淡地说：“这中间有误会。关于寻根，我谈得太多太多，如果照很多评论者的推断，那岂不是还有寻叶派？寻花派？”这句话很使我震惊，这种震惊不是来源于对“寻根”本身的思考，而是源于一种直觉：我突然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很没意义的事，我雄心勃勃地想以韩少功为题以完成毕业论文的想法突然使我沮丧。那种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色再加上各式令人眼花缭乱的研究方法的写法使我从内心深处不满。我忽然觉得韩少功面临种种变故后在平和宽容的外表下一定掩藏了某种失望，而这种失望并不仅仅与自身的被误解有关。我忽然觉得如果真要做好这篇论文，一定得深入他的内心世界，才能真正读懂他的作品也才能真正把握他那迷人的精神世界。

我的不满还来于一点：那就是当代人可以殚精竭虑地去理解古人和现代作家，为什么对同一时空下的当代作家却缺少必要的耐心和审慎？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可谓研究作家精神世界的典范，但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却很难进入这一层面。这也许就是八九十年代^②一些重要讨论最后不是“一直弄得自己无聊，读者无聊，于是在无声无息中完结”的结果，就是流于无所谓的甚至嬉笑怒骂的荒唐结局的深层原因——一九九五年展开的人文精神讨论即为明显例子。此后，关于张承志、王朔、卫慧、棉棉及葛红兵驳斥鲁迅等一系列热闹事件都与此有关。在一些叫嚷着当代文学没有经典的快感宣泄中，在一系列以假想标准来衡量当代文学成就的偏颇中，我隐隐觉得，沉下心来，仔仔细细地认真读一些作品，真正以一种平和而客观的心境来理解当代作家，并触摸不同处境不同层次作家的内心脉搏，学会从自己丰富的时代去寻求我们需要的可贵的精神资源，这点显得那么重要。

——事实上，在这个研究方法太多的时代，方法本身反而显得并不重要。研究的要求反而已指向一个最基本的层面：研究者的姿态。

——如果我们还有信心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代，中国有真正意义的作家，那么我们便应该有更多的耐心去进入这些探索人类精神隐秘的心灵世界。

这些话表明了我在论文中的写作姿态。

《韩少功的精神世界》是我进入当代作家内心世界的尝试。同样，我认为研究这样一位复杂的作家，也不需要太多时髦的方法，而只需从他内在的生命体验出发，便可直抵他的内心，从而进入他独特丰富迷人并且极具硬度的精神世界。^③

事实也正是这样，在完成毕业论文后，一直到现在，韩少功始终是我追踪时间最长的作家。在这个漫长的阅读和研究过程中，我始终保持对各类方法的警惕，注重从常识和现实层面进入，注重对文本细致、踏实地考察，习惯从作品、作家和现实世界的多重维度，获得对他的理解。对我而言，因为韩少功创作与时代的同构性，对他的关注和跟踪，事实上也成为我对转型期中国勘探的一个标尺。在我看来，他不同时代的作品，也是对现实境遇不同的回应、表达和思考。韩少功极强的思想性和对我而言极强的在场性，让我获得了理解这个时代的思想资源，也由此慢慢理解了身边的现实和更广阔的世界，并在他的启发下，萌生了创作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