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与当代文学的“学科性问题”

一、当代文学的“物质”因素

在当代文学学科，洪子诚先生是一位具有突出的学科意义的杰出学者。我自己这20多年不太成熟的文学制度研究、文学报刊研究与文学本事研究，都可说是从《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简称《问题与方法》）与《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起步的。事隔20余年，我仍记得第一次读到橙黄色封面、16开本的讲稿《问题与方法》时那种激动的心情，也非常羡慕在现场听洪先生讲课的北京大学研究生们。洪先生这不是一般的讲课，而是“金针度人”，“手把手”地教年轻人往哪里做学问和如何做学问。当时，我正在武汉大学跟随於可训先生做一项名为“当代文学接受史”的课题，激动之余，即以《问题与方法》的研究构想为据，经於先生同意，将该课题更改为“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这也是我摸索史料研究之路的开始。不过那时候并不认识洪先生，第一次见他已是1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这仅是我的个人经历。依我观察，近20年取得扎实成绩的一批“70后”“80后”学者，其实都和《问题与方法》有深刻渊源关系。比如，黄发有的当代文学传媒研究、斯炎伟的当代文学会议研究、武新军的跨媒介改编研究、郭洪雷的作家阅读史研究、李建立的《今天》杂志研究、袁洪权的文学出版研究、王秀涛的当代文学传播研究，等等，都从洪先生受益良多。实际上，今天当代文学制度研究之能成为一个新兴的、独立、持久的学术领域，一支生机勃勃的包括但不限于洪子诚、程光炜、吴俊的所谓当代“乾嘉学派”的形成，的确是由洪先生以“一己之力”开创的。在此意义上，戴锦华对洪先生的学术定位堪称精当：

洪老师的特殊之处是，他所从事的学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他参与建构出来的。他的工作令其作为一个学科得以成立，他也不断延伸这一具有差异性的学科史自身提出的问题。①

此种定位，或近于清人叶燮之言：“从来豪杰之士，未尝不随风会而出，而其力则尝能转风会。”②洪先生对于当代文学学科的“参与建构”或转其“风云”，最引人注目之处，即是事关文学制度研究的“发凡起例”之功。当然，或有学者更关注其文学史方法论，但我以为，为1990年代后期深陷困境的当代文学学科带来“柳暗花明”之转机并在实质上催生2010年代“史料学转向”的，正是洪先生重视、阐发并身体力行的当代文学制度研究。

不过，洪先生之关注文学制度问题，并非出于“开宗立派”的内在驱动，而只是他自己在寂寞思考中的体验与发现：“在80年代，我看到许多作家都在突出自己在当代的受难经历，构建他们‘受难者’和‘幸存者’的‘身份’角色，把构成这一时期文学的‘制度网络’，简化为施压和受压的二元关系，撇清自身所应承担的责任，便觉得单一地从精神、心理的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其合理和有效实在值得检讨。”③因此，他便意识到“在当代，对于文学写作现实的精神性因素的强调，掩盖了文学生产重要的物质因素，掩盖了精心构建的制度在规范写作、批评上起到的重要作用”④。于是，从1980年代后期的文学史课堂开始，洪先生即开始关注当代文学的“物质”因素（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等）。当然，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关注“物质”因素并不自此始。古代文学早已有之（如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在现代文学中也不乏其例。《问题与方法》直接提到的，即有陈平原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989）和王晓明的论文《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1993）。但在当代学科，由于竞逐前沿、重视思辨一直是强势传统，只有甘于寂寞者才会去留心、去深究所谓“物质”因素。于是，黑格尔所谓的“理性的狡计”就在这里发生了：洪先生不过本着自我所感慢慢前行，当代学科却利用他的思考实现了自己的学术迭代。

于今观之，洪先生在文学制度领域的开拓性工作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确立了文学作为“过程”的崭新的方法论视野。这其实带有文化研究意味，它将文学理解为有关现实的阐释实践，“它们提供解释性的体系和世界观以帮助读者尽可能地阐释世界、控制现实”⑤，这就将文学与作者、世界、读者勾连起来了，不再同于英美新批评对于文本的封闭解读。那么，这种新方法从何而来？其实与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有关：

埃斯卡皮的论述对我的启发，主要还不是细节和方法上的，最大的启发是书开头的“文学同时属于个人智慧、抽象形式及集体结构这三个世界”那些话。在他那里，“文学”展开了我以前没有意识到的空间；“文学事实”既是一个“过程”（由作者、书籍、读者组成），也指使这一过程得以实现的，包括文学生产、市场、消费等组成的链条中的“机构”。⑥

这种被置诸“过程”之中的文学，从媒介生产的角度看，其实关联着“生产视角”：“‘生产视角’突出强调的现实是——大众媒介的产品并不是自由漂浮的文本，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源于一个复杂的生产过程，受到多种不同层面社会结构力量的制约。”⑦当然，也不止于生产，演出、阅读、批评、接受等，也皆属于“过程”视野下的文学事实。这无疑是对“作家作品论”之研究惯例的极大突破。所以，我最初看到《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细细讨论文学机构、文学报刊、作家身份、经济收入、文学读者等问题时，顿有拨云见日之感：原来这些也可以研究啊？其实，岂止是可以研究，甚至是只有充分研究了制度才可能真正深入文学：“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机构等等因素，不是外在于文学生产，而是文学生产的内在构成要素，并制约住文学的内部机构和‘成规’的层面。”⑧应该说，读到如此判断而有醍醐灌顶之感者必非我一人。实则进入21世纪后，与作者有关的文学社团、作协组织、稿酬待遇、培养培训、作家阅读、采风交游等问题，与编辑有关的出版社、文艺杂志、文艺副刊等机构及其编选、组稿、审稿等行为，与读者有关的“读者”概念及权利、阅读/观赏分层等问题，都逐渐进入研究者视野，形成不同细分领域，并造就了当代文学制度研究的丰富层次。

其次，是勘定“制度”与“人”的关系的基本面相。文学制度之发生作用，总是先作用于人，然后通过人的体验、感知和判断作用于文学。对于其间“制度”与“人”的关系，洪先生也在“一体化”阐释框架下形成了自己的基本判断：“从50年代初开始，逐步建立了严密而有效的文学管理干预体制。在这一体制下，作家的文学活动，包括作家的存在方式、写作方式，作品的出版、流通、评价等被高度组织化。这种‘外部力量’所施行的调节、控制，在实施过程中，又逐渐转化为大多数文学从业者（作家、文学活动的组织者、编辑和出版人）和读者的心理意识，而转化为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⑨这当然是一种“八十年代的眼光”，倾向于讲述制度之于个体的限制与规约的故事。对此，洪先生后来坦承：“‘制度’在我的心目中有负面的价值预设，认为它与‘创作自由’相对立，需要加以批判性解构。”⑩不过，这种新启蒙眼光却也道出了“制度”与“人”关系的主要面相，从根本上形塑了此后制度研究的主要方向。然而，即便有此预设，洪先生也仍然有其限度意识，并不以为自己掌握了终极“正确”。他明确表示，“一体化”这个概念“不是一劳永逸的；或者说它不能代替具体、深入的分析”，不能被“凝固化、纯粹化”11。这种小心、犹豫和开放，为后来文学制度研究突破新启蒙限制、深入“各种文学主张、文学力量之间，互相渗透，又剧烈冲突”之紧张关系与“规范与挑战、控制和反控制”之复杂情景12提供了足够空间。

当然，洪先生对文学“物质”因素的考察，还在制度与文学之间提示了一种“内”“外”互证的研究可能：“（他）奠定了一种方法，使得文学外部研究当中的文学机构进入这样一个内部研究的视野当中来，成为阐释文学文本、文学人物、文学基本特征的一个重要的讨论方式。”13这指的是，类似招工、提干、转正、走红地毯或坐主席台的荣耀，以及自为清流或“意见领袖”的人设，都可能构成小说、诗歌的生产性因素。显然，如果我们在莫言、张贤亮、高晓声、汪曾祺的研究中充分引入并考量这些“物质”因素，那么研究必然脱离新启蒙所倡导的“纯文学”范式，而走向某种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复杂性：“文化的意识形态系统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许多为争夺控制权而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阶级和利益所构成。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过程在我们的叙事中进行了复制。”14近十几年的“重返八十年代”“社会史视野”以及本事研究、跨媒介改编研究等，都与这种“内”“外”互证方法存在呼应关系或直接受益于它。

二、“暴露事物的构造性质”

较之制度研究，学界对洪先生谈论更多的是其文学史方法论。1999年《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迅速引起普遍赞誉，如钱理群称：“（我）感到很兴奋。我的第一感觉是，‘当代文学’终于有了‘史’了。——这确实是一部标志性的著作。”15解志熙也视之为“里程碑式的著作”16。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此前此后出版的当代文学史堪称纷繁（如郭志刚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金汉著《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於可训著《中国当代文学概论》等），何以洪版会被视为“史”的开端？这当然未必因其“经典化”处理得更为妥帖（已有论者指出此著存在“经典的缺席”问题，对经典“未能予以充分详述”17），那么，其“经典性”究竟何在？对此，程光炜的分析可谓说到要害：

《中国当代文学史》正是一部考虑了当代政治文化复杂脉络的学术著作。它的特出之处尚不在引人注目的“文艺体制化研究”，而在把这一研究扩散到了对文学现象发生史、作家群体和作家个案的整体考察之中——由此进一步叩问了当代文学史“建史”的深度机制——从而完成了当代文学“评论”向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刻转移。18

从评论向“史”的研究的转移，可谓近20年当代文学研究最具学科意义的变动。那么，何谓“‘建史’的深度机制”呢？依我浅见，这并非指判断层面的“一体化”，而是方法层面的“历史化”。历史化在今日已成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共识，但在洪先生撰写文学史时却是应对棘手难题的艰难选择：“文学史究竟是‘文学’还是‘历史’？这个问题是文学史研究难以回避的。”19如按“文学”来处理，文本的“文学性”分析就自然会成为文学史叙述的重心。这种叙述，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自无太大不妥，但对于“前三十年”文学则颇为不利。至少，按照当时新启蒙主义之于“文学性”的理解，类似《红岩》《创业史》等社会主义文艺代表文本即很难跻身“文学”行列。然而，“文学性”“文学经典”的概念难道不是历史的、流动的吗？“经典的一个功能之一就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式。历史意识的一次变化……将引发出新的问题和答案，因而也就会引出新的经典。”20鉴此，洪先生就保持了优秀史家应有的审慎：“有的文学史对当代‘前三十年’文学持总体否定态度，大幅压缩讲述这个时期文学的篇幅。我不打算做这样的处理”，“（它）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且也与现实和未来有关，不应该被快速遮蔽或遗忘，至少在一段时间里需要我们‘直面’。”21

那么，该如何“直面”呢？洪先生是将之理解为文化现象，着重考察现象背后的文化生产机制：“我在处理上的变化，主要是关注点上的一些转移，也就是从去评判哪些作品能成为‘经典’（有价值的作品），转移到去解释这些作品当时为何能被确立为‘经典’。”22这是知识考古学式的处理方式。于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红岩》的写作方式”“赵树理的‘评价史’”“柳青的《创业史》”等章节就以文化研究方式呈现：叙述者尽量与作家作品保持适宜距离，而着力呈现密布于文本周边的摩擦、冲突与话语竞争，描述其在“重要”与“不重要”之间的颠簸。如此处理，其实是把文本“看做是意识形态的力量通过程度不断变化的‘斗争’而得到的运用的场所”，将之视为“一种通过话语的结构和技巧发挥其意识形态魅力的技术”23。这种反本质主义叙述迥异于同时期文学史，非常新人耳目。多年以后，洪先生回忆其处理方法说：

“历史化”在我这里，主要是将概念、事件、作品尽可能“放回”到具体历史情境中审察，侧重注意作品、体裁样式、概念、艺术形态产生的历史条件，也就是关注某一“文学事实”是如何成为这样的“事实”的。“历史化”对我来说，不是“祛批评”，不是将“事实”在“历史”上加以固定，相反，倒是要暴露事物的构造性质，彰显他们的不稳定的性质。24

“暴露事物的构造性质”所循，其实是后现代主义的建构史观。这种情境主义建构史观，不仅被用以处理“前三十年”文学，而且也被用以呈现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譬如，关于“伤痕文学”，洪先生如此表述：“‘伤痕文学’在暴露‘文革’上产生的效果，不仅得到多数读者，也得到推动与‘文革’决裂的政治、文学权力阶层的认可。‘暴露’因为它的‘适时’而受到肯定，‘伤痕’的写作也很快确立其合法的地位。”25这就充分呈现了“伤痕文学”与权力、主流话语之间的互动生成关系。以此方法“批判性（自然不是否定）处理80年代的‘新启蒙’的立场和思想方法，包括主体性、人道主义、审美等问题”，自然就可以将它们“从‘本质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认识它们都是‘历史’的产物”26。学界对于洪先生“老吏断狱”式的历史穿透力的深刻印象，大约也由此而来。

当然，“暴露事物的构造性质”，考察“那些我们经常使用、习焉不察的事实、概念、评价，是如何形成的？是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构造’出来的？”27并非完全倒向后现代主义。其实，究其根本，洪先生仍是一位对真实与道德责任有深刻信任的“老派”知识分子。他并不愿意将知识考古学一推到底，也不认为一切皆是话语幻象：“我们不能够因为强调历史的‘叙事性’而否认文本之外的现实的存在，认为文本就是一切，话语就是一切，文本之外的现实是我们虚构、想象出来的”，“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也有一系列的经典事件，一系列的重要历史事件。它们不是文本所构造出来的，不是只存在于文本之中。‘这些事实要求我们做出道义上的反应，因为把它们作为事实来陈述，本身就是一种处在道德责任中的行动。’”28以此而论，洪先生的建构史观终究还是以启蒙论为基础，他有审慎的怀疑，却从不曾失去对这个并不令人满意的世界的基本态度和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