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思想解放与1980年代现象级小说

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创刊号以头条的形式发表了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该文的发表石破天惊，迅速引发了共鸣，人们奔走相告。“读书”，这样一个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私人行为，释放出强劲的思想力，催促着“思想解放”向更为广泛的普通民众转化①，同时也让民众的读书热情加速沸腾。1980年代现象级小说②诞生于一个“读书”的年代，其“现象级”的生成是写作者内在精神与外部世界互相激荡、交织互动之后的向外触着。对于写作者而言，现象级小说不仅仅是一种文本实践，更是其自我建设，与他者、与社会沟通的重要方式。凭借“一颗真诚的热烈的心”，写作者以情感内爆的方式重返现场，调动了民众的心灵世界，使得大量的情绪与感知涌出，整个社会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振。在情感共振中，现象级小说所具有的现实指向性，以及与广泛的普通民众的心意相通，又使得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互为参照，进而现象级小说所涉及的“问题”得到进一步的转化与呈现，现象级小说具有了中间物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现象级小说催生了大量相似经验图景与叙事样态的小说，而拥有虚构权力的写作者，并不愿意成为他者抑或自我的副本、衍生本，他们渴望“构造适当的富有意义的表达”③，与不断变化的经验世界保持对话，探索更多的可能。

一、“自我重建”作为出发点

处于转折期的写作者，普遍面临自我重建的问题，比如王蒙谈到“复活了的我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寻找我自己。在茫茫的生活海洋，时间与空间的海洋，文学与艺术的海洋之中，寻找我的位置、我的支持点、我的主题、我的题材、我的形式和风格”④。但是相较于王蒙“返场”之初幸运地寻找到“意识流”，呈现出较为清晰的创作主体意识，更多的写作者最初是以情感内爆的方式出现在民众的视野里。对于他们来说，最初的写作，与其说是“写作”，不如说是“说话”，是将“内心话语”以“小说”的形式“说”了出来，有着浓烈的“我”的在场。不少写作者在步入写作之时并不知道什么文学技巧、方法理论，尚不能对写作应付自如，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写作”。刘心武写《班主任》时“只是觉得骨鲠在喉，必须一吐为快”，“凭着一种真挚的责任心，一股遏制不住的激情”提笔书写熟悉的人物⑤。卢新华写《伤痕》“只是初步意识到文学作品应该真实地描绘人的感情和思想，作者应该交给读者一颗真诚的热烈的心”，从涌起创作冲动直至小说完成，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写作”，只是“一任自己的感情在纸上倾泻”⑥。同时代的其他写作者，陈世旭、何士光等也大抵如此。这种相对朴素、有着自我袒露性质的情绪表达，既是写作者自我重建的方式，同时也深深地触及了人的共有经验，是人在相似处境之下可以引申、拓展的，与生命经验紧密相关的问题。它外化形成了1980年代现象级小说最初的文本形态，一经公开，便从私人领域腾挪至公共空间，冲荡着人们的思想，使得原本就潜在的情感与经验得以照亮，混沌朦胧的心灵获得来自外部的指引，进而在人与人之间荡漾开来，扩散至社会的各个角落，并彼此激荡，引发了限度之下“新时期”的群体性激动。即便某些带来感性体验的小说尚处于暧昧不清的状态，其意义并未获得正式、公开的确认。大量情绪与感知的释放，使得整个社会沸腾，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振。

在情感的共振中，其“轰动效应”从外部近似单纯的刺激反应逐步渗入人的内心领域，成为写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相创造，共同成长。写作与阅读的过程本身就是发现自我、自我与社会对话的过程，一度让写作者有了“哦！原来生活是这样，原来我对生活还有这么一段感受”的觉察⑦，周克芹构思《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自言“我是完完全全地参与了进去，我的感受在这些人们身上找到了寄托和归宿”⑧。高晓声也曾坦言《陈奂生上城》解剖了陈奂生也解剖了自己⑨。对于读者而言，现象级小说亦是起着镜子的作用，人们阅读小说更倾于从中看到自己的情感与选择，陕西省电力设计院的工作人员王晓华写信询问“为何小说《伤痕》写的都是他家的遭遇，而他跟作者卢新华素不相识”⑩。有中年教员甚至直接闯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客房，对古华说“老古同志，我就是你写的那个秦书田……”11相似的情感与经验得以被叙述激活了人的生命状态，同时也推动了社会恢复活力。

《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发表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由此引发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从此次讨论可以窥见，身处转折时期的民众普遍有着迷茫、焦灼、苦闷的心理，迫切地需要处理过去的经验，渴望得到理解，重新确认自我以及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现象级小说恰恰暗合了这一社会心理需求，其丰盈的情感使得淤积的情绪经由阅读而得到纾解。在相似经验被表达的过程中，人获得了被肯定、被看见之感，逐步对小说所提供的故事产生信任，意识到自己处于“共在”之中，那些携带私人性质的“丰富的痛苦”、焦虑、渴望同样也存在于他人，是属于人的共同情感。《班主任》《爱情的位置》《伤痕》等小说从“自我”涌动而出，之所以成为“现象级”，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其与更为广泛的人群产生了内在连接，这种连接又激活了人的感知感觉，召唤出民众自我表达以及表达他者的欲望，进而情感溢出，得以在社会流转。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表达”也意味着“自我”的获得，意味着一个新的“开端”。在现象级小说带来的新鲜与刺激中，人获得了勇气与力量，从对故事的信任延伸为对自身的情感与经验的信任，进而逐步打破了既有的感知框架。尽管这种打破受多种话语因素的影响，是多方力量博弈之后的结果。换句话说，现象级小说鼓励与呼唤着“那个个人”，将人的注意力导向鲜活的经验世界，使得人在与人、与社会的联系中获得实在感，确认“我”的在场，发现“我”之所是。在“附近”的阅读分泌出熟悉的氛围，加强了小说所提供的经验的真实性，使得人们更加相信文本所构建的世界，进而在现实与虚构的互相参照中建立起新的认知。

不同的现象级小说，事实上，与经验世界有着不同的联结方式，提供了理解与处理经验的不同参照，以及言说自我与阐释自我的不同可能。在强烈的主体渗入中，小说中人物的痛苦与欢娱就是自己的痛苦与欢娱，小说中人物的言与行就是自己的言与行。当日常生活中遇到类似的情景，便尝试着用小说中的思想逻辑或行为方式处理自身的问题，重新构建自己的生活。在文本经验的拓展与补充中，“属于我们自己的或我们希望属于自己的各种能力”12通过现象级小说得到了释放，并逐步有了实践意义。值得注意的是，《班主任》中张老师式的“启蒙”地位，也从文本空间延伸到现实生活，得到了确认。在民众的眼里，写作者成为拥有强劲力量的主体，几乎就是“超人”，能够解决生活、情感、事业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源源不断的读者来信，向写作者倾诉心绪、寻求帮助，甚至将之视为“文化英雄”“人生导师”“青天大老爷”。写作者承担的不仅仅是写作的职责，同时也拥有了社会功能，其书写成为个人话语与社会话语双向动荡的中间物，获得来自民众的充分认可。而文学，依托着现象级小说，以“重”的方式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二、经验的开拓与问题的转化

现象级小说生长在写作者真诚热烈之心与广泛人群的互相激荡之中，与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发生联动，有着一定的公共性。其中所牵涉的问题，已经逐步溢出了文学自身的解释范畴，而与此一时期的社会语境、历史情势紧密相关。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评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而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标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重新确认，以及“改革开放”作为历史大势的正式启动。受益于“思想解放”的鼓励与庇护，以及文学可以“讲述一切”的特殊权力13，1980年代现象级小说往往携带突破“禁忌”的色彩。关于“禁忌”，何平提示“禁忌不完全等于社会热点和公共议题，政治法律、道德伦理、国民心理、文化传统、人性底线和审美惯例等都可以是某个方面的禁忌，有人有边界有秩序就会有禁忌，有禁忌就会有突破禁忌的冲动和快感”14。实际上，对禁忌的突破就是不同经验样态与感受类型的不断敞开，这就使得现象级小说从源头上便携带“解放感”。像《爱情的位置》对“爱情”的触碰、《乔厂长上任记》对“改革”切入、《人到中年》对“知识分子”的关怀、《珊瑚岛上的死光》对“科学文艺”探索、《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对世俗观念的挑战等，是写作者对各种经验样态与感受类型的注意与发现，同时也是写作者以文学的方式转述现实需求，向国家与社会的小心试探。这种试探与时代精神“摸着石头过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同构的。在不断求证、获得确证的过程中，经验域得到了不断的拓展，经验呈现出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而活生生的经验与感受正是意义生成的基石。

雷蒙德·威廉斯曾注意到“不是与思想观念相对立的感受，而是作为感受的思想观念和作为思想观念的感受”15。也就是说，思想观念与感受并非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它们彼此联系、互相生发。转型时期，不同的话语力量事实上也处于自我重建的状态中，它们迫切地需要构建自身的合法性，建立或推广自己的意义体系，它们在“思想解放”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使思想观念发生变化，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正在生成或变动的思想观念“能够感受到”，因为“只有当个人周围流行的思想和价值被感知时，它（此处指情境，引者注）所提供的东西才对他或她的思想转变发生影响”16。而现象级小说提供了能感知的情境，联结了人的内心领域与公共空间。尽管这种提供或多或少受到既有思维框架的影响，也会存在认知的直接给予。

一方面，从文本本身来说，现象级小说构建了令人震颤的故事，使得“友爱”“善”“责任”等相对抽象的价值意识具有了可理解性，更新了人的视野与感受。另一方面，从文本所引发的整体性联动来说，大量现象级小说被改编成广播、影视、连环画等，对现象级小说的生成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17。由现象级小说改编的广播、影视、连环画等承担了“叙述”的功能，使得整个社会充盈着现象级小说叙述的“故事”。或者可以进一步说，这些改编之作，突破了文艺门类的边界，是作为“另一种现象级小说”而存在，进而与更为广泛的普通民众发生联系，使得现象级小说在不同群体中流转、扩散，成为社会各个阶层广泛共享的文学样态。加之，现象级小说本身所具有的强烈互动性，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扩大版的感性情境。

在这样的情境之中，现象级小说所提供的思想价值又进一步呈现出它的可感性，也即通过被改编的广播、影视、连环画等有了视觉、听觉等多方位的互动，通过现实生活中人具体的言与行变得可知可感。人所感受的思想价值已经不单单是文本本身所提供的，还包括了由现象级小说所延伸、转化、提纯出来的，那些与现实互动强烈，正进一步传递、生成的思想价值。而置身于其中的人，既是思想价值的感知者，同时也在被感知，参与了其传递、生成。有姑娘一直压抑自己的情感，直至《爱情的位置》引发热烈讨论，感受到“正面舆论的支持”，才勇敢地向暗恋对象表白，收获了爱情18。也就是说，通过现象级小说及其引发的轰动，人的爱情观发生了变化，并实现了从观念向行为的转化。通过人的具体实践，小说所提供的思想价值在现实生活中也形成了一个可感知的情境，而这种思想价值又汇入个人因子，有了新的变化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话语力量持有不同的动机，民众感受到的意义也有着一定的差异。对于主流意识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将“思想解放”导向现代化建设。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邓小平便谈到了“新时期”的价值判断标准，即“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在总结新时期文学之时，也是着重强调其“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积极作用19。写作者更多的是出于表达的冲动与快感，以及来自于与鲁迅、穆旦等人一脉相承的公共关怀与担当意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更为关心与切身利益相关的现实问题。而文学期刊也有着自身的定位与价值诉求20。这就使得现象级小说从一开始就夹杂着多方话语力量的博弈，有学者留意到“《伤痕》的‘原意’并不存在，从一开始，各种力量就介入了文本意义的生产。从修改和发表，到评论、研讨和争鸣，再到获奖和最终的经典化”21。现象级小说更像是具有了阿伦特所说的“桌子”的功能，使得不同的话语力量“围桌而坐”，激发了不同身份、立场的充分表达。这就为国家把握社会心态，调节社会情绪提供了途径。

“我写《人到中年》时，并不像有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考虑要‘揭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我只是根据生活中的感受，去写我熟悉的那些中年知识分子的理想、志趣、甘苦和追求。”22尽管谌容着意强调的是从自我真实的内心感受、经验出发，但是主流意识却注意到了小说中那些从个人出发，同时又超出个人的部分。小说中的陆文婷不再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而是被释读为“新人”，提纯出“新人”的特质，汇入“社会主义新人”的谱系中，成为新时期的精神典范。像《乔厂长上任记》源于《人民文学》的邀约，且在邀约之时便指定了小说的方向“写实实在在的生活及人们在生活中碰到的阻力，要写出怎样克服这种阻力，给人以信心和力量”23。更何况，报刊、广播、影视等载体本身就属于体制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这些“能够感受到”的价值意识，事实上，也受到国家意识的引导、筛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