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面抗战时期工业文学的突破

所谓工业文学，即工业题材的文学。中国工业文学萌生于19世纪末，左翼文学运动时期获得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走向繁荣。在中国工业文学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全面抗战时期（以下简称“战时”）看似不很醒目，其实却是重要一环，值得认真研究。战时中国工业文学取得了相较于以前的多方面突破，其主题意蕴更丰厚，人物形象更多样，价值取向更理性，在很多方面对此后工业文学的发展形成影响。

一

全面抗战之前（以下简称“战前”）的十多年间，中国工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大规模侵华战争中止了中国工业化的正常进程，中国工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首先，战前中国工业主要集中于东北和沿海地区，战争爆发后或沦入敌手，或毁于战火，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内迁到后方重建；其次，在后方重建的工业，面临着资金短缺、技术落后、设备及原材料匮乏等各种困难，工厂还不时遭受日军的野蛮空袭。但后方民众秉持“前方抗战与后方生产，同为神圣之事业，苟无前方将士之浴血，无以保存后方之生产，苟无后方之生产，亦无以支持前方之抗战”①的理念，以难以想象的努力迅速恢复工业生产并使其达到民国时期的最高峰值，1937—1942年被称为中国现代工业史上的“黄金期”。统计数据表明，到1942年底，四川一省的工厂数由战前的115家增至1654家，资本由战前的214.5万元增至113001万元；整个后方的工厂数则达3758家（其中重工业2215家），资本总额193902.6万元，工人总数241662人②。另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原煤、原油、电力、钢、生铁、水泥、硫酸、纯碱、烧碱、金属切削机床等主要工业门类均在1940—1943年达到其在民国时期的最高产量③。遗憾的是，中国现代工业史上的这个“黄金期”是短暂的，由于战争的旷日持久、恶性通货膨胀等多种原因，中国工业在大起之后迅速大落，呈现出令人痛心的颓势。

战时工业在支持前方抗战、保障后方民生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一波三折的历史命运也颇能刺激一部分人的感觉神经，一个工业文学的创作潮流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一些享有声誉的“老”作家对工业题材予以关注。如茅盾战前曾出版表现工业资本家命运的长篇巨制《子夜》，发表描写工人生活的中篇小说《少年印刷工》，此时期他继续创作了一些与工业有关的作品，包括长篇“急就章”《第一阶段的故事》④、中篇小说《走上岗位》、五幕剧《清明前后》等。又如曹禺早年创作的《雷雨》设置了以鲁大海为代表的工人与资本家周朴园斗争的剧情，《日出》多次写到打夯的工人及其夯歌，均与工业发生了一定的关联，战时曹禺对工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曾旅行西北，访问玉门老君庙油田，又曾在重庆一家钢厂调查，在此基础上曹禺于1944年开始创作直接表现后方大工业生产的多幕剧《桥》，1946年该剧前两幕发表于《文艺复兴》。

一些崭露头角的文坛新秀也参与到工业文学的创作潮流中来，路翎、寒波是其中的代表。路翎曾在经济部冶矿研究所担任过一年多的办事员，对矿山生活比较熟悉。从1941年起，他陆续在《七月》《抗战文艺》发表《家》《何绍德被捕了》《黑色子孙之一》《祖父底职业》《饥饿的郭素娥》《卸煤台下》等表现矿工生活的小说。寒波1938年在香港开始文艺创作，他曾经担任石油矿的会计，其工业题材的小说《炸毁》《绝路》《十万加仑大油罐》、散文《石油河颂》《在甘肃的荒原》发表于《文艺阵地》《文艺生活》等刊物，特别是后三篇，以新兴的油气工业为题材，殊为难得。

甚至一些业余作者也创作了工业文学作品，《滩》的作者宋霖就是其中的一个。宋霖本名胡子婴，当时在重庆任银行职员，“是文艺爱好者而不是作家”⑤。她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在参加民主运动时，经常写写时事论文，在当时重庆的一些报刊上发表，感到所起的作用不如文艺形式如小说、诗歌等那样大”，“想写些文艺作品，来参加当时的反独裁、反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⑥，于是在茅盾、曹禺的指导下，完成了十多万字的工业题材小说《滩》。

在这些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战时工业文学的作品较为丰富，其文体也堪称多样。诗歌方面，新诗有卜西《我歌颂着工厂》、高兰《自流井的天然瓦斯火》、长之《石工之歌》、田间《那些工人》、孙望《煤矿夫》、高岗《写给合作社和社员的诗》、孙跃冬《淘金者》、冯振乾《伟大的油田》《石油河之歌》、路静《新油河》等，旧体诗有黄炎培《自流井》、陈树人《石工行》等。小说方面，中长篇有茅盾《走上岗位》、徐昌霖《工程师的传奇》⑦、宋霖《滩》、甘永柏《暗流》⑧等；短篇除上文提到的路翎、寒波的作品之外，还有沙雁《硝皮厂》、易丹《迁厂》、裘公《煤矿夫》、陆嘉《迁厂记》、谢冰莹《炭矿夫》、王韦《机器厂》、周洁夫《越老越进步》《师徒》等。散文方面，有田仲济《盐之故乡巡礼》、朱偰《自流井视察记》等。戏剧方面，除《清明前后》《桥》之外，还有陈白尘的五幕剧《大地回春》、以群的四幕剧《姊妹行》、叶尼的独幕剧《复工之前》等。报告文学方面，徐盈和荆有麟作品最多。《大公报》记者徐盈对工业保持高度关注，采访过很多工业界人士，创作大量工业文学作品，对工业建设进行全方位报道。写工厂内迁的，有《中国的工业——滨海工厂是怎样迁厂的？》等；写工业各部门的，有《满怀兴奋看船坞——记“民生造船厂”》《在艰苦中复兴——参观矿冶研究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探“井盐之城”》《记油田》等；写各省工业生产情况的，有《滨海工业》《江西工业》《赣南访钨记》《国营矿业的新成就——赣南金属矿区一个剖面》《参观湖南工业区》《多子之母——记贵州企业公司并展望贵州的工业和农业》等；写工合运动的，有《巩固工业经济国防线——记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的成功》《中国工业合作》等；写工业未来发展规划的，有《萨伐奇和扬子水电厂》……他还著有“工程师访问记”⑨、“中国工业家访问记”⑩、“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11等多个访问记系列。如果说徐盈擅长于宏观把握，荆有麟则侧重于具体描绘，他工业题材的作品有《第十三号分厂》《火焰下的一天》《我们还是在炼油》《我们继续在工作》《在大炮厂里》《柴油厂》等。

二

与战前同类题材作品相比，战时工业文学的主题意蕴更丰厚。

战前工业题材的作品，主题意蕴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同情工人的苦难。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反美华工禁约文学”表现华工受尽剥削、凌辱，就开始了对工人苦难的书写。“五四”时期作家带着人道主义的温情来审视工人，发现的是他们“非人”的生活，工人们“不止（只）是单卖他们的劳力”，同时也“没有一些思想和出主意的机会”，实在是“卖了他们的灵魂”的“机器”12。左翼文学运动时期，工人的苦难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书写，如夏衍《包身工》对“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的包身工制度进行批判，描写包身工“猪猡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作践”，又如邵子南《青生》写“青生”（童工）鼹鼠似的在矿洞里刨煤，耗尽生命体能后不流血地悄悄死去。其二是歌颂工人的反抗、斗争。“反美华工禁约文学”中已有作品（如《黄金世界》《海侨春》）表现华工对帝国主义的自发反抗。五卅运动前后，随着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歌颂工人自觉的反抗、斗争的作品开始大量出现，其中蒋光慈的小说、殷夫的诗歌、田汉的话剧最有代表性。其三是揭示民族资本家的悲剧命运。中国的民族工业自产生之日起就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民族资本家难以施展其抱负。如《子夜》中的吴荪甫，“有着发展中国独立的民族工业的雄才大略，有着活跃的生命力，刚毅、顽强、果断的铁腕与魄力，更有现代科学管理的经营之才”13，却在与买办资本家赵伯韬的斗法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失败。

战时的工业文学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战前的主题并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作了适度的调整，同时又进行了多向度的开掘，其意蕴更为丰厚。

工人的苦难被继续表现着，但已不再是重心所在。路翎是战时对此着力最多的一位作家。《黑色子孙之一》中，金承德从沦陷的故乡逃到四川的矿山做工，“人们总在欺侮他，世界总在拨弄他”，最后跌进深井，和“无数的黑色的挣扎的生灵”一样“沉没了”；《祖父底职业》中，作为工人的父亲和叔叔养不活一家人，年幼的“我”被迫中断学业，进了矿山继承“祖父底职业”；《卸煤台下》中，矿工许小东为生活所迫，偷了矿上一口锅，忍受“做贼”的内心煎熬，后来从卸煤台跌下而残废，把妻子卖给别人，自己也发了疯。在“抗战建国”的时代背景下，工人的苦难不再如战前那样备受作家关注，像路翎这样集中表现工人苦难生活的作家此时并不多见。

工人的反抗、斗争也还会被写到，但反抗斗争的对象大多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战前的工业题材作品中，工人反抗斗争的矛头当然也会指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但更多的还是与直接压迫、剥削他们的资本家作斗争，如《子夜》中的吴荪甫、《雷雨》中的周朴园都面临着工人的罢工。战时劳资矛盾当然也还存在，但已退居为次要矛盾，直接表现劳资矛盾的作品已经不是很多，即使表现也与战前有了很大的不同。独幕剧《复工之前》很能说明这一点。剧中工人已罢工一个月，还没有与老板达成一致复工。工人代表金发一家的生活难以为继，金发的妻子求告无门，非常希望复工解决生活困难。按照战前的写法，此时应是工厂老板利诱金发破坏罢工。但剧中却是高老大在金妻走投无路时借给她一笔钱，“帮”她渡过经济难关。原来高老大已与“那边”（日本人）勾结，借钱的目的是使罢工得以继续下去，好借机让“那边”吞并这家工厂。剧终是工人与老板达成妥协，决定第二天复工。罢工是工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在战前的作品中具有不容置疑的伦理正义性，在这篇作品中却成为可能导致民族工业被吞并的一个诱因，其功能的这种转变是颇有意味的。

民族资本家的悲剧命运被继续书写着，但导致他们悲剧的原因却有所不同了。战前表现民族资本家悲剧命运最为成功的作品是《子夜》，《子夜》中阻碍民族工业发展的因素很多，但是直接“从后面抓住了吴荪甫的头发”，在公债市场彻底击败吴荪甫的，却是依附于外国金融资本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战时民族资本家最终也难逃悲剧命运，但造成他们悲剧的原因却改变了，民族工业对买办资本的依附性减弱了，更多地受制于官僚资本。战时工业文学对以官僚资本为代表的恶势力扼杀民族工业的现实进行了真实的表现。《滩》中的徐渭臣、《清明前后》中的金澹庵、《桥》中的何湘如，都是官僚资本的代表，他们手眼通天，呼风唤雨，决定着工业的生死。《滩》中萧鹤声感叹：“办什么工业！银行、商人、官僚一齐向工业进攻，现在又加上地主和土劣；工业成了五牛分尸的犯人！命都活不了，还谈什么发展！”《清明前后》中林永清指出“统制和管制，抽干了我们的血，飞涨的物价，高利贷，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政治不民主，工业就没有出路”。

战时工业面临着与战前有着很大不同的历史语境，这为战时工业文学在主题方面进行新的开掘提供了可能。

战前中国工业的布局不够合理，工厂百分之七十集中在沿海，战争爆发时匆忙向内地迁移并重建，虽然只迁出了一部分，却保存了中国工业的火种，奠定了后方工业一度繁荣的基础。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件”，“是划时代的革命事业”14，成为战时工业文学的一个关注点。

纪实性作品中，徐盈的系列文章最为突出。《中国的工业》《抢救工厂》《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林继庸》从说服厂家、协调运力、筹建新厂等方面对工矿内迁运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表现，还特别通过“迁川工业之父”林继庸之口讲述了迁建过程中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在炮火连天的时候，各厂职员拼着死命去抢拆他们最宝贵的机器，敌机来了，伏在地上躲一躲，又爬起来拆，拆完了就马上扛着走。当时看见前面那位伴侣被炸死了喊声哎唷，洒着眼泪，把死尸抬过一边，咬着牙根，仍旧向前工作，冷冰冰的机器每每上面涂上了热腾腾的血！……”15《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卢作孚》表彰了卢作孚及其经营的民生公司对工矿内迁的重要贡献。“在汉口陷落以后，宜昌岸上还拥挤着三万以上的待运人员，九万吨以上的待运器材，全中国的兵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及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到处都是人员，遍地都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因为争着抢运的关系，情形尤其紊乱”，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以非凡的勇气和才智，统一协调、分段运输，将运力发挥到极致，终于抢在长江枯水期前运走了积压的人员和物资，被晏阳初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