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那主义”的“共同经验”

在文学史与学术史上，朱自清主要以散文家与文学研究者的形象名世。他最为知名的作品——《背影》《荷塘月色》及其学术著作，都完成于1925年执教清华以后。的确，“一生服务清华大学”是朱自清人生中最为重要的履历①。对于文学史与学术史上的“清华传统”的建构，朱自清也功莫大焉②。

不过，使得朱自清成为“朱自清”的“前史”同样不容小觑。1917年至1920年间就读于北京大学，亲身参与“新文化运动”的经历让他成为当之无愧的“新青年”，共享了一代文化先觉者的精神底色。而毕业之后，在江南各地中学任教的五年时光，其间的光荣与挫折、笃定与彷徨、执着与动摇，又为他铸就了“个”的思想特质。由于朱自清高度敏感、勇于尝试，同时也坚守底线，他的“个”的经验在思想史与精神史中便具有一种普遍的认识价值，尤其代表了“新文化”在“五四”落潮以后转向在地与基层时的潜力与限度。朱自清也因此成为认识与理解从“五四”到“后五四”时期中国文化与社会变迁的一位标志人物。作为其“同时代人”，叶圣陶就曾经指出，朱自清在江南期间写下的长诗《毁灭》与返回北京之后写出的长文《那里走》，“充分表现出这几年来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③。如果要重新估定朱自清“江南五年”这段“前史”的意义，从思想史与精神史的角度切入不失为一种方式。

但朱自清毕竟首要是一位“文学人物”，对于文艺的信念与坚持也是他从“五四”开始便贯穿一生的立场与态度。所以，进入“后五四”时期朱自清的精神世界，最为关键的线索是其文学思想。在江南五年，作为文学家的朱自清完成了从“诗人”到“散文家”的转变，文体探索对于他来说是思想探索的外化形式④。而在从短诗到长诗，再到散文诗以至散文的不断“转向”中，朱自清不变的是对于“文艺之力”的试炼。他在这一阶段形成的“刹那主义”的思想，不仅与他的文学态度与文体实践互为表里，也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与生涯规划。这不仅是朱自清个人的思想脉络与文学选择，还与“后五四”时期一代“新文化”理想秉持者的“共同经验”相生相成。这是在重读朱自清时不应忽略的环节。

一

关于朱自清的“江南五年”，既往的文学史研究已有一些讨论。最大的“共识”是将其作为“白马湖作家群”的代表人物加以论述⑤，甚至以他笔下的“白马湖上的黄昏”作为这一流派的形象与精神写照⑥。在现代文学史上，“白马湖作家群”通常被认为具有“文人形态”“民间性格”“岗位意识”与“教育理念”⑦。这些在朱自清的为人与为文中的确都可以得到印证，他不仅曾经在“白马湖”生活与创作，其美学风格、志业理念与人际网络也与这一群体中的其他作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将之作为“白马湖作家群”中的一员实无不可。只不过“白马湖”的视野可能也会造成一些遮蔽。在文学史上，“白马湖作家群”首先是一个散文流派，其成立也与“白马湖”这一具体的地理与文化空间直接相关。但朱自清在“江南五年”时期只有部分时间在此任教，他的创作更是不以散文为限，乃至尚未以散文为主。是故，如果单纯强调他与其他“白马湖作家群”作家在文学创作与人生态度上的共性，特别是集中凸显他们“艺术生活”的意义的话⑧，是可能导致认识偏差，从而错失对于朱自清“江南五年”的思想图景更为整全的理解的。

综观朱自清的“江南五年”，最为直观的印象莫过周折不断。五年时间，他先后辗转八地八校，有的学校还往返多次任教。在这一时期的前半段，几乎不到数月他就必须更换一次工作与生活环境。而朱自清离职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学潮，一是欠薪。这恐怕是在“五四”高潮的北大接受教育，抱定“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的他在毕业之前始料未及的⑨。所以完全可以想见，即便“白马湖”能够带来短暂的愉悦，朱自清这五年总体上的精神状态仍旧是紧张、疲惫与焦虑的。于是这才有他1923年的表白：“无论如何，不能不寻一安心立命的乡土，使心情有所寄托，使时间有处消磨，使烦激的旋涡得以暂时平恬”，“对于教育，既没有真的兴趣和能力，既不想以此为终身之职业，则不如痛快地莫干”⑩。这当然只是朱自清一时的激愤之言，终其一生他也未尝离开“教育”，只是后来主要的施教对象有所调整而已。但其间真实而坦诚的情绪，却也不应忽略。据此有理由相信朱自清在“江南五年”是曾经遭遇过精神危机的，而他最终也克服了这一危机。

当朱自清日后声名卓著，尤其是1948年不幸病逝以后，他在“江南五年”从事“新文化”建设的贡献被不断追认。但其中拔高的嫌疑也需要警惕。这自然不是否定朱自清这一时期的成就，而是希望指出，应当首先在对于自我精神危机的克服中看待他的探索。也就是说，在通向“朱自清”的过程中，其个人的足迹与心路带有某种公共价值。

就在表达致力追寻“一安心立命的乡土”的1923年，朱自清完成了《文艺的真实性》一文。他在“江南五年”的文体辩证，以及取得的《毁灭》《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与《温州的踪迹》等创作业绩，一向为人所重。在这一时期的后半程，他还展开了对于“新文学”的意涵、功能与命运的理论思考。这些思索被他写入《文艺的真实性》《文艺之力》《文学的美——读Puffer的〈美之心理学〉》与《文学的一个界说》等文章中，深化了现代文论的向度，也构成了其文学思想的直接表述。

在《文艺的真实性》中，他提出从“表现”的角度理解“文学”。在他看来，如果按照“再现”的标准，“文艺的真实性，不是充足的真实性”，但倘若“从‘表现’的立场看”，则“创作的文艺全是真实的”。具体来说，“创作者的创作，只觉得是一段生活，只觉是‘生活着’”，“‘我’固然是这段生活的一部，文字也是这段生活的‘一部’；‘我’与文字合一，便有了这段生活”11。朱自清的这一观念与他此前一年围绕文体选择作出的论述恰好可以相互参证。“文体”对于朱自清而言，不只是“再现”其生活的一种“形式”，而本身即是参与“生活”的“一部”。是故，生活的“形式”即是“文体”，而“文体”需要恰如其分地“表现”其“生活”的“真实”12。根据他的理解，“我们要有真实而自由的生活，要有真实而自由的文艺，须得创作去”13。也就是说“创作”是“创作者”的一种“生活”状态，“真实而自由的生活”反而需要“真实而自由的文艺”加以证成。在这一过程中，是“文艺”确认了一段“生活”正在“真实而自由”地“生活着”。这便是“文艺的真实性”。

1924年，为“文学研究会”会刊《文学》杂志创刊百期，作为会员的朱自清写作了《文艺之力》一文。这是他对于自家“文学”理念的一次系统清理。他认为，“文艺的内容与形式都能移人情”，“两者相依为用，可以引人入胜，引人到‘世界外之世界’”。所谓“世界外之世界”，也就是“只有浑然的沉思，只有物我一如的情感（fellow feeling）”。朱自清将fellow felling对译为“忘我”。在他看来，“忘我”并非一种消极的态度，而是一种积极的力量——“解放与扩大的力量”，因为“它毁灭了‘我’界，毁灭了人与人之间重重的障壁”，“它继续的以‘别人’调换我们‘自己’，使我们联合起来”。在这种意义上，“文艺在隐隐中实在负着联合人类的使命”。所以，“无我”不是取消自我，承担“联合人类”使命的“文艺之力”恰是“人生”的14。

《文艺之力》与《文艺的真实性》可谓一脉相承。后者指出了“文艺”作为“生活”之“一部”的性质，而前者则将其理想的功能阐释清楚。这是朱自清的“文学”观，而因为其对于“文学”问题的探索在在与“生活”“我”“人”“人类”以及“人生”等命题联系在一起，所以也是他的“人生”观。在“江南五年”的最后时光，1925年的上半年，朱自清又写作了《文学的美——读Puffer的〈美之心理学〉》与《文学的一个界说》两篇文章，重申前说。这一组四篇文章揭示了朱自清此时最为关心的文学问题是“体”“用”关系。其文体选择正可以在这一脉络中加以看待。在他的理解中，“体”“用”不可分离，两者是高度合一的。而从更大的范围中看，非但文学的“体”“用”如此，“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也是同一。朱自清对于“文艺之力”的探索，自然与其希望克服自身的精神危机有关。那么反之，在他对于“人生”问题的思辨中，同样也蕴含了文学思想的维度。

二

朱自清在“江南五年”时期最为重要的思想结晶便是提出了“刹那主义”。俞平伯认为《毁灭》一诗即是此种主张的代表。在《读〈毁灭〉》一文中，他将之概括为“我们要努力把捉这现在”。俞平伯引述了朱自清1923年1月13日致他的信中的一段话，称赞朱自清“说得极为圆满”15。作为朱自清思想的核心文本之一，这段话值得相对完整地抄录——

至于问生活内容何为充实？那是我不能答复。但我意现在可暂不问此问题；在实际上，我什么时要做什么事，便去作罢，不必哲学地去问他的意义与价值。总之，现在只须问世法，不必问出世法；在出世法未有一些解决以前，我们便只问世法罢了。——话又回来了，出世法果真有了解决，便也成了世法了。我所谓世法，只是随顺我生活里每段落的情意底猝发的要求，求个每段落的满足！因为我既是活着，不愿死也不必死，死了也无异议；便总要活得舒服些。为什么要舒服也无（毋）庸问的，问了也没人能答的——直到永远！？只是要舒服罢了。至于怎样叫做舒服，那可听个人自由决定。我意就是“段落的满足”——颓废的生活，我是可以了解的；他们也正是求他们的舒服。但他们的舒服，实在是强颜欢笑；欢笑愈甚，愈觉不舒服，因为便愈欢笑而弭之；而不舒服便愈甚。因为强颜的欢笑愈甚与实有的悲怀对比起来，便愈显悲哀之为悲哀，所以如此。所以他们实在是不舒服的！兄说自己的颓废不出两途：一发生激烈的行为，二懒惰。我觉第一层不能算做颓废，可以不说；第二层仍免不了悲哀的侵袭，终究仍是不舒服的。——我不赞成！我的意思只是生活底每一刹那有那一刹那底趣味，使我这一刹那的生活舒服。至于这刹那以前的种种，我是追不回来，可以无（毋）庸过问；这刹那以后，还未到来，我也不必费心去筹虑。我觉我们“现代”的生活里，往往只“惆怅着过去，忧虑着将来”，将工夫都费去了，将眼前应该做的事都丢下了，又添了以后惆怅的资料。这真是自寻烦恼！我现在是只管一步步走，最重要的是眼前的一步。譬如我现在写信，我一心只在写信上，更不去顾虑别的，耽误了我的笔！我要做完了一件，才去想别件；我做一件，要做得无遗漏，不留那不必留的到以后去做；因为以后总还有以后的事。我做的态度与方法，只捡我当时以为最好的。我写信时只想说得明白；写信之前只去整理笔墨纸张；写信之后只去将信封贴交邮；这些都要做得妥当，快速：这便是我的刹那主义。颓废派原也有刹那主义，他是说人生无常，应该及时快乐之义。我也主张及时快乐，但人生无常有常，却以为可不必管（在行为上）。但各刹那间的生活，在势也有自然之连续，也非前后两撅。如我相信求学，我各刹那的行为，便都向着条路走，而各刹那的内容却是不问。如我现在写信和你讨论人生，等会我便要看书了。我的刹那主义，实在即是平凡主义。16

在“江南五年”期间，朱自清与俞平伯交情甚笃。俞平伯比朱自清早一年从北大毕业，1920年也前往浙江一师任教，随即与同在该校的朱自清订交17。不过俞平伯后来离开，但两人的联络却从未中断，所以有不少书信往还。对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而言，书信具有“思想草稿”的性质。这点在当时各家杂志“通信”栏目的热闹程度中可见一斑，《新青年》即是如此18。而除去在杂志上发表，“新文化人”还热衷将书信结集出版，这一方面最为知名的作品自是田汉、宗白华与郭沫若的《三叶集》。该书收录了三人在1920年的二十封通信，如今已是现代诗学名著。“五四前后，在一代知识青年新的‘经验共同体’生成过程中，书信起到的作用不容低估。”19从“新文化运动”的“导师”一辈在《新青年》的“通信”栏目中“腹心相照”，到“学生”一辈——真正的“新青年”——在《三叶集》等书信往还中“声气相求”，一种新的“经验共同体”开始生成。对于置身这一时代氛围与历史结构中的朱自清而言，对此并不陌生。是故，与俞平伯通信“讨论人生”是其高度自觉的一种行为。书信之于思想流播、精神砥砺、主体甚至共同体建构的作用，都可以在朱自清与俞平伯的通信中得以见证。

朱自清、俞平伯交谊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更有甚者，未曾在“白马湖”任教的俞平伯还因为朱自清的缘故而被作为“白马湖作家群”中的一员。1924年，俞平伯前往“白马湖”短暂访问朱自清，两人的文采情思交相辉映20。两人能够以此瞬间合力成就一番文学史的故事，自然与他们在文学思想上共识颇多有关。而此前一年在通信中“讨论人生”，无疑正是其中的关键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