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凌宇先生的学术思想

凌宇先生是沈从文研究的全国著名的专家。在20世纪末80年代初期，沈从文研究还是一个颇为敏感的研究领域之时，凌宇先生便像发掘文物一样，将沈从文作品从故纸堆中收集整理出来，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和《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此外，凌宇先生还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沈从文研究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可以说，凌宇先生对沈从文研究具有开拓之功，为后来的沈从文研究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学术影响。凌宇先生除了在沈从文研究领域取得了杰出的学术贡献之外，他还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湖南当代著名作家作品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著有《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凌宇先生还对《三国演义》的文化意蕴进行创新性的探讨，著有《符号—生命的虚妄与辉煌：〈三国演义〉的文化意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016年12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凌宇先生的四卷本《凌宇文集》，这可以说是凌宇先生大部分的学术成果的总结。凌宇先生之所以取得如此多的重要学术成果，是因为他辛勤的学术钻研的结果，这也与他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方法具有紧密的关系。我以为凌宇先生的学术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人文主义的学术立场与坚守“文学是人学”的信仰

凌宇先生坚持人文主义的学术立场，他在文学研究过程中始终关注人的生命，人的命运，坚守文学的使命，他从来没有动摇过“文学是人学”这一信仰，表现对人的存在的终极关怀，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和价值立场。凌宇先生曾经对于自己的学术生涯作了这样的总结，他说：“首先，坚持中国的人文传统的学术立场，对人的现实存在和终极存在保持着高度关怀。这点不仅仅贯穿在我的整个沈从文研究中，在对当代文学、古代文学的研究中也是始终如一坚持的一点。无论是我对沈从文文学世界中城—乡、苗—汉二元对立中人的悲剧性存在的解读，在当代湖南作家群尝试建构当代神话内蕴，对人的现实生存方式的质疑与浪漫主义理性追求的关注，还是在对《三国演义》的解读中，涉及对儒家伦理问题的历史追寻与当下思考，引发了自‘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伦理价值判断的反思，其间都倾注着一种人文主义的人生价值立场和属于我自己的生命激情。”①

凌宇先生的这一表述，为我们探寻其学术追求的人文主义立场具有重要的作用。他的沈从文研究就非常突出地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学术立场。凌宇先生无论是在《从边城走向世界》，还是在《沈从文传》中，以及在对沈从文的人生经历的叙述中，都使我们认识到沈从文在“五四”思想启蒙下，生命从随顺命运的浮沉到决心挣脱命运的安排，自我掌握自己的命运，独立地支配自己，无论是“左”或右的思潮，也无法动摇他的人生航线，走着一条孤独的人生之路，奋勇向前。凌宇先生的这种叙述，就是从沈从文的生命出发，始终围绕沈从文生命的抉择与坚守这一人文主义的立场进行的。凌宇先生在对沈从文作品的分析评论时，也是坚持人文主义立场的。譬如对《边城》中翠翠、傩送之间的爱情的分析论述，就是从人文主义的立场出发的，他写道：“我们从翠翠、傩送身上，看到了沈从文笔下乡村世界的又一种生命形式。它内涵着勤劳、朴实、善良、热情，信守着自己的本来，在爱情、婚姻关系上，它表现为自然、纯真、健康；它又是自主自为的，抗拒着封建文明的污染，在关系到人生命运结局的重大问题上，它不同于肖肖辈的那种生命形式，处于被环境支配与左右的地位。它有主心骨，坚定地把住命运的航舵。”②凌宇先生揭示出翠翠、傩送抗拒外在的压力，敢于追求自己人生幸福的“自主自为”的生命形式，坚定地把握自己命运的航舵，这种人生形式便是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这样，凌宇先生从人文主义立场对于《边城》的主题意蕴作了很好的阐释。又如，凌宇先生对于《丈夫》的评论，我们只要看一下标题《灵魂的战栗与人的尊严的觉醒——沈从文的小说〈丈夫〉读后》，就可以感觉到凌宇先生同样是从人的尊严的觉醒这一人文主义立场来进行论述的。凌宇先生在分析评论当代湖南作家作品时，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依然是他观察社会人生的重要原则。譬如对于孙健忠《醉乡》主人公矮子贵二的形象分析，就是从矮子贵二的觉醒与人的价值的确立来进行的，论文写道：“从贵二的崛起中，你不只是看到经济翻身的表层意义，而且深一层地发现了他的人的价值的重新确立。”“你没有简化人物精神转变的过程，而是真实地、极有层次地描绘了贵二自我意识觉醒缓慢得令人焦急的心理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完成，贵二开始摆脱命运对自己生命的支配。”③再如，著作《符号—生命的虚妄与辉煌：〈三国演义〉的文化意蕴》中对于诸葛亮人生悲剧的论述，同样是从主体自我的视角进行论述的，指出诸葛亮“这种对伦理规范的高度认同，所导致的只能是对人的自我的严重压抑”，“主臣尊卑，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无论诸葛亮具有怎样的经天纬地之才，都只能在这种尚未出仕便被预设的宿命式关系中施展，同时也宿命式地预定着诸葛亮这一类‘士’，无法真正成为历史的主角，也无法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④。可见，凌宇先生的人文主义学术立场贯穿于他的学术的始终，其中也流注着他自己对于生命的感悟与激情。

凌宇先生的人文主义的学术立场与坚守“文学是人学”的信仰来源于“五四”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启蒙运动，来源于新时期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他对于随之而来的西方现代人学思想的借鉴与吸收。他指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全面反思与叛逆，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极大地促进了这种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于是，对人的自我权利与尊严的诉求，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中心话题。”⑤凌宇先生身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也给他以精神的洗礼，他同时广泛阅读包括苏联学者伊·谢·科恩的《自我论》、卡西尔的《人论》、弗洛姆的《为自己的人》《逃避自由》等人文主义书籍，形成他自己的独特的人文主义学术立场。哪怕在20世纪形式—结构主义的文学批评形成潮流，甚至一些学派认为文学不过是一种与现实人生毫不相干的“纸上的符号”，不过是一种结构的游戏，凌宇先生却依然坚守“文学是人学”这一信仰而未动摇。

二、在历史文化情境与现实语境中进行学术探寻

凌宇先生在文学研究时，不仅将研究对象放入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中去探寻，而且还站立在当下的现实语境中，揭示出研究对象在当下的历史意义及价值，显示出他学术研究的双重视角，形成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体现出其研究的较为鲜明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特征，这种学术思想在沈从文研究和当代湖南文学湘军的研究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凌宇先生在作沈从文研究时，总是将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放进那个具体的历史文化之中进行考察，放在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对照之中，放在苗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对照之中进行，如果说，他早期还重点从社会学的视角论证沈从文不是“反动作家”的话，那么后来越来越明确将沈从文创作作品放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中进行分析研究，揭示其内在的思想内涵。譬如在分析沈从文创作时，就紧紧抓住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与“乡村”这两个世界所呈现的不同的人生情状进行论述，他说：“都市与乡村的不同颜色、声音、气味，‘绅士阶级’与‘抹布阶级’迥异的人生情状，结构成沈从文建造的文学世界的两极。做（作）为这两极的内在联系线索的，是沈从文从道德角度提出的人生价值估量。”⑥正因为如此，凌宇先生的《从边城走向世界》在探讨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时，分别从沈从文小说的“都市面影”“乡村世界”及“乡村与都市的交流”的视角进行论述。凌宇先生的《沈从文传》中对沈从文精彩而传奇的人生进行书写之前，用了一个长长的章节以另一个角度来介绍湘西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用来突出沈从文的少数民族身份以及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只有将沈从文放进这样的历史文化情境之中进行书写，读者才能真正理解沈从文的独特的人生。此外，凌宇先生的不少论文都是从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视角来对沈从文创作进行分析评论的，譬如《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等论文便是如此。为此，凌宇先生说道：“湘西历史文化对我研究课题即沈从文研究而言，更是一种无法绕开的存在。我曾经说过，与其说是我选择了沈从文研究，不如说是沈从文研究选择了我。这就是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就是对湘西人的文化存在方式出神入化的书写。缺乏对作为中介的湘西历史文化的切身体验与相应的理性认知，真正认识沈从文是不可能的。”⑦凌宇先生对于当代湖南作家作品的评论也往往从社会历史的视角进行，将人物事件放在历史事变中进行论述。譬如，凌宇先生评价任光椿的长篇历史小说《戊戌喋血记》就是坚持马克思文艺理论的“历史”的观点进行的，他指出这部小说的艺术构思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从历史事件客观反映出来的必然性中展示其内在的美学价值，从那些在特定历史环境中追随历史前进的人物中去发现‘中国的脊梁’，阐扬民族的精魂。”⑧凌宇先生在分析人物形象时，也是坚持将人物放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的，他分析赛金花是如此，分析袁世凯同样如此，发掘这些形象的历史真实性。又如，凌宇先生对于孙健忠长篇小说《醉乡》的评论，努力揭示小说主人公矮子贵二人生前进的“沉重又缓慢”的原因，就联系到矮子贵二所受到的外在的压力进行分析，分析指出贵二与玉杉之间的爱有一张不健全的关系网将他们隔开了，“你是那样精细地揭示着人物情感演变的前因后果，勾画出他们各自的心理轨迹”，而他们之间情感的这种演变，“是与他们经济地位的改变、自我价值的发现、精神上摆脱对外界的依附交织在一起的。这样，你通过经济、政治、道德、婚姻与爱情关系等多角度的透视，立体地再现了农村经济改革后，湘西山村出现的人的精神从必然走向自由的变化过程，完成了《醉乡》里人对命运自主把握这一人生审美追求”⑨，凌宇先生的这种将人物放置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的方法，把握住了人物的精神内涵，这是十分准确而深刻的。

另一方面，凌宇先生并不是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当下现实脱节，他紧密地联系时代，他是站在现实的语境中，与研究对象形成一种特殊的对话关系，揭示研究对象对于当下社会现实的价值与意义，从而表达自己对于社会人生的看法。他这种在学术研究中表达自己深切的人生情怀，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譬如在研究沈从文时，在学术研究背后，体现了新时期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一个知识分子所感受到的刚刚从极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经受到再次启蒙与觉醒的欢欣鼓舞，体会到时代巨变的意义和价值，正是在这一点上，凌宇先生对于沈从文从边城走向世界的人生追求作了非常精彩的书写，紧紧把握住沈从文在“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下寻找到生命自主的人生道路，并勇敢而执着地进行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正是在这一点上凌宇先生找到与新时期人的解放与觉醒相契合，由此，他的《从边城走向世界》与《沈从文传》一经发表，便引起刚刚经历过思想解放运动的人们的热切反应，在学术界都得到了积极的反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沈从文研究，推动了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具有积极的意义。凌宇先生后来指出他们在读研期间，“思想大解放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蓬蓬勃勃展开，这不可避免地波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换言之，其时发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新评价中国现代作家及其创作的研究取向，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⑩。另外，此时凌宇先生的沈从文研究也打上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学的一些印记。譬如，凌宇先生努力论证沈从文不是“反动”作家，而是一个进步作家，表现在沈从文始终关心底层人民疾苦（譬如《丈夫》《柏子》《萧萧》《贵生》）、抨击“绅士”阶层的堕落（譬如《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甚至歌颂革命者勇于牺牲自己生命（譬如《菜园》《黑夜》《过岭者》），凌宇先生对于这些作品进行这样的评论，带有那个刚刚拨乱反正时期的鲜明的历史的特征。应该说，这种站在当下的现实语境中进行研究的学术思想，既有其特殊的历史价值，当然也必不可免地具有那个时代的某些历史的局限性。他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从今天看来，《从边城走向世界》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与不足。最主要的问题，是在当时历史情势下，尚未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社会学理论模式的束缚。这自然会对沈从文创作的独特性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形成遮蔽。”凌宇先生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在众口一词认定沈从文是一个‘反动作家’的背景下，如果不推翻这一荒唐的政治定性，便无从获得研究的正当性与合法性。”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