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化”与探寻中国主体性的阐释学实践

“历史化”近年来已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口号。近日在中山大学召开的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4届年会上，这一概念甚至以“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趋势”为题，成为年会的首要主题。参会学者阐述拓展历史化研究的可能路径。有的学者认为提出它意味着与当下性的关系，“文学史研究应当对接当下生活，从而焕发出生机和活力”；有的学者认为“历史化”作为学术实践意味着应该对史料进行充分挖掘、分门别类整理并进行专门史研究；还有的主张它意味着开掘稀见史料①。总之，对于参会者来说，似乎它意味着文学研究的中心不仅是对作家作品意义的分析阐释，而是纳入相关的文学制度、期刊文献史料、人物本事。这种对“历史化”的认知侧重于对实证性材料的搜集，而且从其要“对接当下生活”来看，它显然试图从当下的视角来观照过去。

然而，学界也公认围绕这一概念本身也有不少争议，尚未对它形成共识。对于另外一些学者比如贺桂梅来说，它意味着“在一种更大的历史视野和新的现实问题意识中，来重新定位和理解”文学②。什么是这种“更大的历史视野”和“新的问题意识”？如果说在最先提出“历史化”原则的杰姆逊看来，它意味着从阐释模式的历史化：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理解阐释客体，到评论者立场的历史化：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来反思阐释行为；还意味着从文学文本的历史化，即揭示被叙事文本压抑在内部的历史潜在矛盾，到文类批评的历史化：呈现理论方法在建构中掩盖的矛盾、被压制而未言说的时代本源③。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具体在实践中实行这种原则？

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以这一原则从新异的理论视野，对复杂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社会史料和文化现象加以新的阐释的动向，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其所取得的成果、经验和走向值得加以总结。贺桂梅就是这个群体性现象中最为突出的一位。她十余年来所发表的上百篇论文的精华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打开中国视野：当代文学与思想论集》中得到集中体现，从中我们可以得窥一二。由于它可以看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新时代”正在进行的一次革命性重构的阶段性成果汇总，因此以它为样本，在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的发展动态的总体背景下，概述它提出的新命题、新论断并仔细检视其所依赖的理论新方法，对于我们了解和判断当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的新趋势不无裨益。

这是因为21世纪以来二十多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主要有三个研究重点，同时也是方兴未艾的学术热点。它们分别是1980年代文学的研究，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化加速时代的文化现象探寻，以及1940—1970年代即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和文化研究。而这三个重点、热点与本文集的四辑颇为对应。因此本文即以此书所涵盖的研究课题和问题意识为讨论基础，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新时代正在进行的目标调整、话语重构和方法探寻，作出一个初步的回顾、反思和总结。

一、1980年代文学的新探索：“分裂的主体”与虚幻的中产意识

1990年代后期以来，学界对于1980年代文学的再认识形成了研究的一个热点，学界如程光炜、洪子诚等学者都对这一时期的文学进行了一些资料考证和新的思考，带动了这一时期重新成为学界最为关注的对象之一。贺桂梅1998年开始写作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1980年代的文学和文化。此后她持续对这一议题进行了反复思考，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新的思路。而她的这种研究和其他学者相比有着显著的不同，体现了阐释学视野下的历史思辨性特征。

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和“纯文学”思潮和相关文化现象是在这次“重读1980年代”的研究重点。对于前者，《“叠印着（古代与现代）两个中国”：1980年代“寻根”思潮重读》一文指出它关乎当时中国作家“主体性”建构的两难处境：在“文革”之后认为落后于西方的心态与民族主义话语的鼓动下，文化界被一种自我改造的焦虑所缠绕，面临着身份认同困境。换句话说，作者看到了当时内外因素的互动作用：寻根文学的产生并非只因当时的中国作家们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刺激，同时也有民族主义话语被作为克服和转移“文革”激进实践造成的合法性危机的内部因素的作用。另外，作家们希望与中国文化传统建立新的关联形式，但由于仍然无法摆脱现代化逻辑的羁绊，因此在接纳新启蒙思潮批判传统中国文化的前提下，只能在主流之外的“非规范”文化中寻求出路。这一希望国家“现代化”，又对民族文化怀有“乡愁”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寻根思潮确立中国主体认同的基本历史情境：叙事主体纠缠在两种不同方向的话语张力之中，并顾此失彼”④。这种“历史化”的工作有效“还原”了思潮和创作潮兴起的时代背动因，揭开了由于观念“物化”和“神话”笼罩在事物之上的面纱。

然而作者同时注意到，问题辩证的一面在于，虽然此时知青作家尚陷于烦恼意识之中，然而回城后艰难而庸常的日常生活打破了朝向未来的幻梦，又给予了他们回顾乡村生活的契机；又或者，当一些作家如王安忆在打开国门之后的欧美之旅中，意识到异域文明的绝对他者性，这带来了民族主体意识的诞生。由此，民族国家认同促使了对于民族生存状态的“发现”和书写。但在这种种动力之下，他们对“本真的中国（文化）”的探寻本身却也存在两面性：将本质化的中国文化看作能够包容并且超越政治（国家）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文化观”，另一方面，关于“中国人”自我主体意识的发现和“文化中国”整体性想象的重建又有其价值。从前者看，寻根作家对国族内的少数、边缘族群的文化进行书写虽然建立在对汉族中心文化的批判之上，却只是中心文化的理想自我形象的投射。尽管指出这一问题，这里作者并没有落入后殖民批判批评“宗主国（殖民）文化”并意图对其加以裂解的窠臼与陷阱。相反，她看到了作家在重叙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对“文化中国”整体性想象的重建的意义：书写这些风俗是“作为‘中国人’的主体发现‘自我’的时刻”，体现了当代中国人在现代化与民族认同之间自我分裂式的主体表达⑤。这种在回归历史语境后作出的不偏不倚的两面性判断，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典型特征。

但作者超越此前的学者同类研究的不同寻常之处还在于，她不将那种“文化中国”的历史叙事看作是本体性事实，而是进一步去追问这种叙事如何建构，其知识表述如何构成且源自何处。由此她发现这种叙事源于20世纪60—70年代国内的考古大发现产生的中华民族“多元起源说”，以及由此产生的史学界的民族史新叙事和哲学—美学学界以李泽厚为代表的美学史新表述。换句话说，1980年代“层层播散的知识体制”带来的“新常识”，促成了寻根文学作为文学—文化领域的“一种意识形态实践行为”⑥。在历史化原则之下的自觉探寻，使得作者不但发现寻根文学产生的秘密，还进而探视其泯灭的根源，揭示了寻根作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重构只是现代化理论的“文化优先论”的变奏形态，这导致其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对中国“起源”的重叙，只是在西方这一现代主体注视下的倒影式呈现。尽管如此，研究者辩证的一面再次显现，即认为寻根文学所提出的问题事关后现代化国家的主体性问题，仍具有内在意义。

如果说在作者看来，寻根文学潮为知青一代在重新认知古老中国的表象下，以文化民族主义为其提供了“主体性”的支撑的话，那么稍后兴起的“纯文学”思潮及其哲学美学伴随物“诗化哲学”，则是为正在生成的中产阶级看待当下中国及其文化心理的“主体性”，提供了意识形态弹药库。这一分析也是从1980年代的社会语境入手。出于对“文革”激进政治的厌倦，让文学远离政治成为当时不少人的共识。但这种文学/政治的二元结构论，以及将以“反政治”或“非政治”作为“文学性”的标签，本身却也是政治性的声明。其实，“纯文学”思潮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都包括了一系列主体性或主体意识的建构，这三种现象因此得到了重点剖析：“诗化哲学热”、以“转向语言”为表象的“文学理论热”与“重写文学史”潮流。对于它们，研究者都分别给予了犀利的评判。

“诗化哲学”虽然仍在其时秉持浪漫主义的主体性认知的“人道主义”思潮脉络上，但却远离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将审美作为“人的本质对象化”的认知：基于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的二元对立，它提供了解决这一分裂的似是而非的方法。与此同时，它采取了现代主义的以美学来干预现实的美学思路，为1990年代的自由市场体制提供了虚幻的主体及主体意识。这一剖析可谓见表知里，多重辩证。

对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学理论热”的解析也是如此。其时中国文学界以倡导“文学语言学”和“叙述学”为研究重心的、被称为“新潮批评”的形态，无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非人道主义”倾向，仍然是强调语言创造意义，本质上是将曾经的“政治（社会）决定文学”的模式颠倒为“文学决定政治（社会）”。换句话说，它始终徘徊在人道主义思潮的“主体论”和“中心化主体”的认知方式。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而为枳。研究者对此的剖析体现了明确的场域意识。

对于“重写文学史”的潮流，又可细分为两个时期：1980年代前期已经将被“革命范式”文学史剔除出去的作家作品和思潮重新纳入学科重建，而1985年以后流行的“重写”则只是要完成一种否定性的评判，其评判的依据并非是声称的审美分析法，而是视其与当时官方主导观念的疏离而定。这一发现揭开了这一思潮自我声称的“纯文学”主张，与主导者潜在的文化政治意识的关系。

进一步地，国内研究界兴起的“重写”思潮被放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视域和国际视野下加以检视。这股思潮的“纯文学”理路受到韦勒克《文学理论》所倡导的“新批评”方法的启发。正是二元对立的冷战历史结构使得新批评评价标准显现所谓“纯文学”的有效性，而且在中国，“新批评”关于文学“内部”与“外部”的划分契合于冷战格局中的中国/美国的“内”与“外”。“内部”被认为是本真的、纯粹的、文学的，“外部”是非本真的、政治的。甚至直到今天这种内在的历史结构也未消失，而仍在很大程度上形塑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⑦。在我看来，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文学研究界主体性尚无法完全建立的一个根源。这种将重写文学史潮流与国际形势联系起来加以思考的做法，为前人所未道，其实质上是一种历史化要求所主张的“总体性”原则和研究方法的体现。在研究者细密的历史化解剖下，1980年代两个性质不同、也从不同方向上重建主体性的尝试的实质显露了出来。

二、21世纪初文化研究的新阐释：“中空的主体”及其重建

贺桂梅一直强调对于现代中国的国族叙事问题的考察，需要纳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观察视野，这样才能给予更深入透彻的阐释。这种努力在第二辑“21世纪的中国问题”包含的对新世纪初中国的三个文化个案的分析中都得到体现。这一研究取向反映了当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二个趋势，即“转向”研究更为广阔的文化现象，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社会文本进行剖析和阐释。

新世纪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及其带来的“中国崛起”与相关论述，国族叙事由此发生相应变化。作者看到当前大片题材和类型的单一性，明显受制于中国电影在全球市场上的位置，即为了进军北美市场，在文化表述上呈现出自我东方化色彩。对此她以对古装题材的影片为例说明，因为它们展现了中国大片面对国际市场时的“翻译语法”：将古代中国的故事以现代西方人可以理解的方式转译。这带来了作者所称的“欲望的透视法”与“中空的主体位置”。

作者的分析以海外李安的《卧虎藏龙》与国内张艺谋的《英雄》为对比展开。前者展现了“古典中国”里的“中国情调”，中国风景是“欲望的能指”，创造出来的武侠世界的内在的情感世界是为“所指”，是以“布尔乔亚式”的主题生产出“内面的人”的观看欲望，这就是“欲望的透视法”。而内地导演的大片如《英雄》则以关于象征性阉割的故事来呈现对权力/秩序的效忠与臣服。由于内在主体性的缺乏，这些大片需要使得有关“中国”的一切都呈现为“可看的”，因此影片中充满的其实主要是物像和视觉的奇观。当题材内容从“江湖”向“宫廷”转移时，认同的对象指向中央王朝正统，“江湖”与“朝廷”之间趋向和解。《英雄》的结尾无名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刺客与秦王共同追求的“天下”理想献祭的场面，象征着权力的占有者与反叛者都共同融入了现代民族主义的“想象的共同体”。一系列影片如《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也都可以作出这种国族体认的政治潜意识的解读：通过取消/掏空反叛者的合法性，将“中国”的历史叠合在“王朝”的历史之上，使关于国族的历史书写成为国家/政权的历史，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形成了亲密无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