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文学制度的初创

一、新文学的摇篮：《台湾民报》

从1895年起，台湾被割让给外族人也就是日本人统治，而台湾人民不甘心这种统治，由此暴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反抗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台湾留学生充当了重要角色。他们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崛起的民族自决的进步思潮，与北平发生的“五四”运动遥相呼应，由蔡惠如负责串联于1918年创办了“声应会”“启发会”。这两个会的精英于1920年1月11日扩大阵营创设了“图谋台湾文化之向上”为宗旨的“新民会”，于1920年7月16日发行机关杂志《台湾青年》。其后为适应新的形势要求尤其是中国台湾地区文化建设的需要，遂于1922年4月10日将局限在年轻人的《台湾青年》改名为覆盖面更大的、读者更多的《台湾》。

《台湾》出版后不久，编者发现它也有局限性，即过于精英化，许多内容曲高和寡，更何况该刊中文文章不多，读者对象主要是懂日文的知识分子，目光如火炬的民族运动家蒋渭水于1921年10月17日在台北创立有更多文化人组成的“台湾文化协会”，成立时已有1032人参加。这个协会出钱最多后成为总理的是林献堂，出力最多后成为专任理事的是蒋渭水。文化协会的总部设在大安医院，作为文化协会灵魂人物的蒋渭水主导该会的政策与方向，《台湾文化协会会歌》也是他写的。在蒋的主导之下，一场文化启蒙运动有声有色地展开。该会虽然只存在6年，但从事了许多与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紧密相配合的要求民主自由的文化活动，然而树大招风，遭到官方御用的三大报，即台北出版的《台湾日日新报》、台南出版的《台南新报》、台中出版的《台湾新闻》的嫉妒和攻击乃至诽谤，这充分说明在台湾建立健全的文化制度之难。

“三大报”路线保守，只会对统治者迎合和奉承，而对老百姓的要求视而不见。这类官方报纸思想僵化，不配做民众的代言人。鉴于文化界对标榜“日日新”其实是“日日旧”的媒体严重不满，创办新的白话文报纸就成了新形势下许多受众的要求，这就是《台湾》杂志决心更新，从而发刊《台湾民报》的动机。

台湾学者梁明雄称《台湾民报》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摇篮”①，是因为该报成了新派文人反对旧文学的主要阵地。张我军的许多反对旧文学的重要论文，均发表在《台湾民报》上。此外，另一新文学家张梗于1924年9月在《台湾民报》连载长篇论文《讨论旧小说的改革问题》。名为“讨论”，实为对旧式章回小说的缺陷进行批判。另有“半新旧”1925年2月中旬刊出《〈新文学之商榷〉的商榷》以及后来成为台湾共产党领导人蔡孝乾发表的《为台湾文学界续哭》②。所谓“续哭”，就是声援张我军的《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③。

当时老学究反对新文学的文章，有日本人办的“三大报”做支撑。而《台湾民报》却成了和其唱对台戏、提倡新文学的重要媒体。之所以是“重要媒体”，表现在该报大力介绍来自祖国的新文学，论文有北京留学生苏维霖于1927年6月发表的《二十年来的中国古文学及文学革命的略述》。这篇文章参考了胡适的《中国五十年来之新文学》，由此向台湾读者推荐中国文学革命的盛况。更有分量的是蔡孝乾1925年发表的长篇论文《中国新文学概观》。在新诗方面，则有刘梦苇的《中国诗底昨今明》。

如果说与《台湾民报》渊源最深的蒋渭水是“七分政治，三分文化”，那《台湾民报》编辑赖和则是“三分政治，七分文化”④。他的著名小说《斗闹热》，以及《一杆“称仔”》《不如意民的过年》《蛇先生》《浪漫外纪》《可怜她死了》《丰作》无不发表在他服务的媒体上。另一重要作家杨云萍的作品《秋菊的半生》《青年》也在《台湾民报》与读者见面。张我军仅有的三篇小说《买彩票》《白太太的哀史》《诱惑》和他倡导新文学制度的重要论文一样发表在《台湾民报》。

为建立新的文学制度，《台湾民报》十分重视与祖国大陆的文学交流。从1925年元旦起，该报转载了鲁迅的《鸭的喜剧》《狂人日记》《阿Q正传》《高老夫子》共9篇。转载胡适的著作比鲁迅的作品早：从1923年4月15日开始，共转载《终身大事》《最后一课》《说不出》等9篇作品（含译诗二首）。此外，还转载了冰心的《超人》、郭沫若的《牧羊哀话》、张资平的《雪的除夕》、胡也频的《毁灭》、蒋光慈的《爱》等。

这里要特别提到赖和于1927年主持《台湾民报》副刊“学艺栏”时，培养了许多文学青年，他自己也发表了《斗闹热》等经典性作品。黄得时曾归纳《台湾民报》发表的文艺作品内容和主题的特点：

一、日本警察的凶暴和压迫民族的情形。

二、地主和资本家剥削佃人和工人的情形。

三、农民工人和小市民困穷的情形。

四、旧礼教束缚下的家庭痛苦的情形。

五、大都市黑暗的情形。⑤

也就是说，这些作品使用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写实为主。在新诗方面，发表有堪称台湾新诗界首次实验白话诗的作品，如施文杞、张我军、杨云萍等人的初试啼声之作。虽然处于起步阶段，但有开创性。在散文方面，蒋渭水于1924年4月发表的长篇连载《入狱日记》，带有报告文学色彩。张我军的《随感录》，有鲁迅风。赖和于1925年8月26日为庆祝《台湾民报》创刊5周年发表的《无题》，是作者本人尝试新文学的佳作。

《台湾民报》承继大陆“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精华，其副刊发表的作品推动了台湾新文学的蓬勃发展。该报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介绍大陆新文学的编辑策略，对台湾新文学制度的确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台湾新文化运动担负着文化启蒙的重任，其内容不仅是指文学制度的创新，还兼具文化改革、社会改造和唤起民族自觉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台湾新文化运动一出现，就与台湾白话文运动密切相关的原因。

新文学制度的终极目标，在于作品内容全新，形式也与以往不同。新思想和新生活的表现，自然离不开新技巧、新语言的加入，而新内容、新形式与新语言更是密不可分。不解决语言问题，就无法让新文学制度所倡导的新思想输入人民大众的心中，新文学运动就无法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和支持，更不可能使新文学运动走出象牙塔回归大众，从而完成民主自由的重大使命。

新文学制度的初创，离不开语言运用。1920年的台湾文艺界就开始探讨这个问题。在如何解决写作语言问题上，《台湾青年》杂志的发行人蔡培火提出普及罗马字，以厦门话作为标准用语，以罗马字标注发音，而其他人则主张推广和普及白话文。黄朝琴的《汉文改革论》⑥主张汉文改革必须从自我做起，以便为普及白话文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提出下面几种普及白话文的方法：

一、对同胞不写日文信；

二、以后写信全部用白话文；

三、用白话文发表议论；

四、自愿担任白话文讲习的教师等。

这些建议一点都不蹈空，均切实可行。

《台湾民报》在《台湾》杂志时期，即1923年1月发表了从大陆旅游返回台湾的黄呈聪的《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⑦，文中指出：

台湾文化之所以不进步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一种普及的文体，可以使民众容易看书、看报、写信、写书，民众不晓得世界的事情、社会的黑暗面，民众变成愚昧，社会就不会进步。因此，普及白话文是很要紧的工作，是一个新的使命。

接着作者详细论述“白话文之历史考察”“白话文和古文研究的难易”“文化普及与白话文的新使命”。作者的结论为：新文学制度中的白话文是文化普及运动的急先锋，今后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来普及文化，使我们的同胞明白自己的地位和应当做的事情，这样便可促进社会的进步。黄呈聪认为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不能割断，应主动接受大陆进步文化的熏陶，以便推广和运用白话文，这就难怪文中洋溢着一股澎湃的爱国热情：

若就文化而论，中国是母我们是子，母子生活的关系情浓不待我多说，大家的心理上已经明白了。……现在风行全国做文化普及的一种媒介的国文，不论新译外国各种的书，或是新著的书，每日发刊的报纸和每月的杂志，没有不用这种白话文的，大多数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喜欢读这个容易懂的文，所以现时中国文化的进行有一日千里之势……

如果说黄呈聪的观点与张我军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主张提倡白话文，引入五四运动的文化精神时，新的文学制度不能忽视台湾的环境及其地方特色：

我们台湾是有固有的文化，更将外来的文化择其善的来调和，造成台湾特种的文化。这特种的文化是适合台湾自然的环境，如地势、气候、风土、人口、产业、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不是盲目的（地）模仿高等的文化，能创造建设特种的文化始能发挥台湾的特性，促进社会文化向上。⑧

这里提出“台湾特种的文化”，说明黄呈聪比张我军更强调地域性，更实事求是地将外来文化融会贯通。黄呈聪的文字尽管在今天看来还不够流畅，但其文和陈瑞明的文章一样，不愧为台湾文学革命的先声。

台湾文坛探讨新文学制度中的写作语言问题，系由日本占据台湾以后的情势所引发。作家使用何种语言，不仅关系到作者和读者的沟通问题，关系到报章杂志能否有自己较为固定的受众，还关联到台湾印刷出版业的生存和发展，何况这里还有民族认同这类大是大非问题。基于这种原因，语言的应用，自然成为日据后台湾作家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

1923年4月在《台湾》杂志基础上创刊的《台湾民报》，一直在鼓吹台湾白话文运动，这个运动面临着用什么语言书写，尤其是白话文适不适合台湾作家书写问题。早在1922年1月出版的《台湾青年》，陈瑞明就发表了《日用文鼓吹论》⑨，抨击文言文的各种局限和弊端。他认为，文言文难于充分表达现代人的思想，学起来很困难，而且不容易普及，是形成文化阻滞的重要因素；墨守成规的古文极容易阻碍革新进取精神，是造成国民大众元气沮丧的源头，因而“改革文学，以除此弊，俾可启民智”。这篇鼓吹白话文的文章用文言文写成，这说明白话文在当时还未成为主流。

在当时，文言文已无法适应新的社会需求，白话文写作又还未普及到普罗大众，书写方言更是困难重重，因为它面临着有音无字必须边写边用代字或造字的困境，再加上不容小视被日语同化的危机情形，这使台湾文坛陷入尴尬的境地，清醒人士无不对此深深忧虑。黄呈聪指出：

我们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背后没有一个大势力的文字来帮助保存我们的文字，不久便就受他方面有实力的文字来打消我们的文字了，如像我们的社会文化不高，少数人的社会更容易受多数人的社会推倒了。所以不如再加多少的工夫，研究中国的白话文，渐渐接近他，将来就会变作一样，那就不但我们的范围扩大到中国的地方，就是有心到中国不论做什么事也是很方便。大家若是这样想，就算我们的台湾虽是孤岛，也有了大陆的气概了！

作者的拳拳爱国之情，真令人动容。然而受殖民者奴化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还在不断打压台湾文化，这便造成台湾文化人要想推行白话文的改革，难上加难。

台湾白话文运动虽然不像新旧文学论争那样形成大规模的论战，但不等于说这场运动风平浪静。因为提倡白话文，就会使写文言文的守旧派感到不快，改造台湾语文就必然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稍后发生的“台湾话文论争”，就说明了这一点。

这里还不应遗忘与赖和、张我军新文学开创时并称“三杰”的杨云萍。虽然他不像张我军那样激烈发表抨击旧文学制度的战斗檄文，然而他的白话文小说《月下》《光临》《到异乡》《弟兄》《加里饭》等，是艺术上较为成熟、影响大的作品。

台湾白话文运动，最大的收获不仅在于完成了文学语言的变革，而且还在于这场运动让台湾新文学制度纳入了中国新文学的格局中：

不仅是解决了台湾新文学的表达工具，而且加浓了台湾文学的民族色彩，抗拒了入侵者的异化和诱惑；不仅在于文学自身的发展意义，而且在于为台湾的整个抗日民族运动锻炼了一支新文化的生力军和一批无畏的勇士。⑩

三、拆下破旧文学殿堂

新文学制度的建立，是一个破立过程。为“破”，台湾新旧文学发生论战共有两次：第一次是1924—1926年间。1954年8月，廖汉臣发表的《新旧文学之争——台湾文坛一笔流水账》11，认为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其源头是中国大陆新文学运动，这已获得公认，然而两者仍有差别，如后者一经提倡，即风靡全国，而台湾新文学运动开始后的20年间，新文学自始至终不能打垮旧文学。廖汉臣将20—40年代连绵不绝的“新旧文学之争”，分为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