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的壮族诗歌精神图景

21世纪是一个科技高速发展的世纪。这个新世纪在已经展开的头二十二个年头里，人们完全沉浸在科技发展带来的更加丰富、便捷和舒适的生活中，与此同时，从人与人、人与社会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无数层面，许多革命性的变化都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现实世界以及通过网络投射的万花筒一样的世界已经让人眼花缭乱，可以说，这不是一个能够让人静静阅读的时代，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更不是一个诗歌的时代。但也正是在这个看起来不合宜的时代，文学欣欣向荣，诗歌蓬勃葱郁，都在努力捕捉、洞穿这个万花筒一样的世界，努力在排山倒海的新媒体攻势、铺天盖地的网络信息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张清华在回顾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发展史的时候，感叹“没有哪个时期的诗歌能够像这个十几年这样，是如此自在和内部地发生发育着，争执和分化着，裂变和成熟着”。他用“疯长”①来形容这一时期的整体诗歌概况。

相对于广西当代小说在文坛以品牌化方式的集体亮相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广西当代诗歌稍显寂寞。但新世纪以来广西诗歌整体上同样呈现出一派繁荣热闹的景象。而其中，在广西少数民族诗人队伍中，壮族诗人是绝对亮眼的一支。

首先从诗人队伍上来看，可以说是“四代同堂”：50后、60后壮族诗人冯艺、石才夫、大朵、韦佐、黄鹏等；70后壮族诗人黄土路、黄芳、荣斌、许雪萍、韦汉权、蓝向前等；80后壮族诗人牛依河、艾芥、费城、覃才、划痕、微克等；90后壮族诗人粟世贝、黄钰晴、廖莲婷等，还有上海的崖丽娟等都不断有诗作在各地刊物上发表。其次，新世纪以来，壮族诗人相继推出自己的诗集②。这些诗集既是诗人一个时期创作的总结，同时也是“壮人”当下精神图景的集体展示。2013年广西文联、作协推出十卷本“广西少数民族新锐作家丛书”，其中只有两本诗集，分别是壮族诗人费城的《往事书》和黄芳的《仿佛疼痛》。最后，在广西活跃的民间诗群中，有不少壮族诗人。如荣斌、费城、牛依河是2013年12月成立的西乡塘诗群主要成员，后二者还是南楼丹霞诗群的主要成员，大朵是2010年创立的麻雀诗群的主要成员之一。

回顾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叙事，从“他者阐释”到“主体阐释”，从“共名叙事”“正名叙事”到“匿名叙事”③，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解”“地方与全球/民族与世界”“封闭的神话的重述历史”④等，这些从不同层面上的诠释和归纳，同样是理解当下民族文学写作不可缺少的框架。新世纪以来的壮族诗歌，从以韦其麟、莎红、侬易天为代表的第一代壮族诗人的民族叙事，冯艺、黄神彪、黄堃等为代表的第二代壮族诗人的“花山书写”，牛依河、费城、覃才等为代表的第三代壮族诗人的“壮人书写”⑤，在时代的快速变化中，呈现出更多复杂的特征。诗人们不仅要面对新诗传统、地方性写作问题，同时要面对世界写作，进行地方经验、全球视野、民族身份、多元文化等的深度融合。在这个意义上，这里尝试从“民族性的彰显与超越”“双重异乡人”“模糊的认同与景观化”三个层面来描述几代“壮人”当下的大致精神图景。

一、民族性的彰显与超越

对大多数有理想的知识分子而言，诗言志传统无疑深入骨髓。一部当代诗歌史，同时也是个体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同步成长的精神史。作为深受20世纪上半叶革命传统的影响，亲身经历了后半叶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艰难历程，见证了国家的崛起和复兴的诗人，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壮族诗人，尤其是深深卷入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曲折发展过程的个体，他们的诗歌写作也因此格外引人深思。壮族诗人冯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冯强认为冯艺的诗歌呈现出融合国身通一的红色革命传统、天人合一的古典自然传统以及新文化革命传统三大诗歌传统的复杂灵魂状态⑥。的确，冯艺的诗歌写作与其散文写作相辅相成，既有自觉的民族身份认同与民族历史文化寻根的民族性书写，又有超越民族性的传统叙事主题的延展，个体与历史的和解，以及对生命的叩问。换句话说，在冯艺这里，家国、民族、自我与天地融合一体无间，在他的笔下依然洋溢着大我的豪情，颂赞的是社会原子化之前的人间大爱，诗歌的情感基调是明亮的，是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引领。

冯艺以从容的壮乡大地、世界各地的行走串起一颗颗情感的珍珠，以诗歌的方式接续历史的文脉，拨开尘烟掩埋的历史形象，用个人化的书写唤起早已消逝的激情燃烧，也在行走和书写中重塑理想自我。那大开大合的情感手笔，目光如炬，从历史迷雾中穿尘而出，叩击欲望都市里精神贫瘠的现代人：“思想的灯/在黑暗里努力发光”（《绚烂收场——写给唐景崧》），“本来忠肝义胆 智勇双全/步履如此铿锵”“比水晶还清澈的眼睛”（《忠诚——写给袁崇焕》），“遇见一位大儒/炯炯有神的目光/坚定 纯洁/刚正 智明”（《临桂四塘乡》）；看到边缘崛起的步履蹒跚：“你用边地人的/目光/拉近蛮边/与中原的距离”（《读张鸣凤》）；看到老乡“从早起的黎明/到晚归的黄昏”（《老乡》）的“创作”，和自己无法不回头的十万大山。思考“中国向何处去”，也叩问“人活着为了什么”（《最后的儒家》）。他在诗歌中与历史和解，四十多年前的那一场“辽远而刀削的风”，那一阵“凶猛而恐怖的火”（《克拉玛依的风与火》）在生命中划出一道深深的印痕，但如今“我知道自己已在风中悄然老去/我只会用平缓的呼吸/把故事逐一向自己再讲述一遍/再把它写在取走的这张桦树皮上 铭记”（《今夜我在阿勒泰》），“把紫色的痛苦/藏进抽屉/但不要冷却/温馨的希冀”（《不要把昨天都忘记》）。他在遇见的万物中释放自己敏感的天性，与自己展开生命的对话。“我无法/把一片片落叶/喊回树上/就像我/无法把/自己的影子/喊回我的身体”（《看见落叶》），生命的原色是“时常保持/简单而朴素的愿望/就能看到/后面的坚韧”（《旧物》），身心沐浴在自然山水中，洗练出一个更加澄澈坚定的自我，“我庆幸今日进入/一条冰冷的溪流/把许多念想/冷藏在水里”（《冷冻》），“我对美好的山水/心存感激/我对善良的人们/无限敬意”（《山歌好比春江水》）。

如果说在冯艺这里，壮族的根性特征已经与更博大的文化融为一体，呈现出开放的现代人风貌，大朵的诗中则还有一股没有被现代文明磨灭的原始力量，在面对神秘的花山岩画时喷薄而出：“唯有敬仰才能打开灵光/唯有沉默才能让血脉对接/祖先密码……仰望这高高的崖壁/阅读一部不朽的民族史/一股雄性的力量/灌满我身心”（《仰望花山》），这是一股来自壮族祖先的绵延不息的力量。这股“雄性”的民族性力量，几乎成为面对城市的绝望时的最后一口真气：“我们被欲望支离破碎/却祈求梦中每一根麦穗有/丰满的颗粒”（《内心的火焰》）。黄鹏的《仰望》也抒发了面对岩画时的震颤。

石才夫笔下的美丽壮乡与大美八桂融合无间，诗人用诗歌见证、诉说这片土地上的变迁：“我的理想其实是/当一条河的河长”（《当一条河的河长》），因为大河是世事常与变的见证者，“村子慢慢变成传说/随河水老去”（《下枧河》），而“中国故事”里的村子，“这地方啥都变了/村名得给子孙留着”（《麻村记》），不变的是，“比如种瓜还是得瓜/比如稻米还是养人……木棉花还是开在春天”（《父亲》）。城市里的变迁伴随着城市梦的艰辛，“最后一个邮差已经失联”（《邮局》）。石才夫的麻村，“明明都是通途/但我看见/每一天 这里的人/都走得/磕磕绊绊”（《麻村二街三巷》），既是对现实的描绘，同时让人联想到仓央嘉措“这佛光闪闪的高原/三步两步便是天堂/却仍有那么多人/因心事过重/而走不动”（《秘密》）。

石才夫有一首诗叫作《弓》，写的是小时候以为所有女人都会像奶奶一样弓着腰，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因为终生的劳作使她们“每年都把自己的腰脊/往土地靠近一点”（《弓》）。叙述简洁，似乎没有表情，只是陈述事实，但眼前仿佛看到山路上鱼贯走过裹着蓝头巾驼着腰顶着沉重背篓的壮族老阿嬷。形象跃然纸上，历史的纵深感自然显现，诗句所指的历史痛楚也一层层箍紧。

韦佐《那是祖国的白鹭》《鱼在界河》写边镇视角的特殊爱国情愫，角度别致。

如果说民族性的凸显与否实际上与诗人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离开了充满民族密码的这片土地，就重新植入了新的城市密码，壮族诗人崖丽娟正是如此。她的写作以女性细腻绵密的情感抒发见长，题材涉猎广泛，但壮族的气息已经比较薄淡。她在《南方诗歌》上开辟的访谈专栏，已经采访了当代诗人西渡、海男、钟鸣、桑克、凌越、冯晏等，是一份宝贵的诗歌档案。

二、双重异乡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有几大举措直接影响到生活在西南边陲的人们。一是1949年开始的民族识别。二是国家围绕着总体战略规划和目标而逐渐展开的经济发展路线，由此展开的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的发展格局在之后的几十年中深刻地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广西作为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处在经济、文化的边缘，向着中心，向着城市，是几代人的梦想。这样的一份向往，在少数民族这里会显得更为复杂。相对于沿海开放城市，广西是欠发达地区；相对于广西省会的繁华，许多少数民族是深山里的山民；相对于人数占大多数的汉族，他们是少数民族。而临近珠三角的地缘经济也为广西增加了一层特殊的现代向往和追求的色彩。

与此同时，在城乡格局全面铺开背景下成长的这代人也正经历着由传统的大家庭向小家庭的过渡，由传统的几代同堂模式变成蜗居在城市窄小的“蜂窝”里，从传统生活秩序走向现代生活秩序的过程。也因此，70后、80后出生的大部分壮族诗人都有一个时间仿佛静止不动的故乡（当然到今天也已经新农村化了），还有一份故乡人艳羡的快节奏城市生活。他们有的在城市里如鱼得水，似乎过着得体、优雅、体面的生活，淡忘或者丢失了故乡。也有的当回到生养他/她的土地上时，又能切换自如地进入古老的乡村生活秩序，从小感知并养成的身体和生活习惯不由分说根深蒂固，虽然也有的出现了回不去的故乡的困惑。这些人在对既往生活的书写中，他们不能背离，所以看起来能够平实地书写，但那早已不是他们的理想了。与此前的乡村书写中自然流露出的喜悦相比，这一时期的乡村书写看起来很朴实，但忧郁，有时还言不由衷。但他们还都不是波德莱尔意义上的“精神游荡者”。也许根子上是因为中国人传统的安居乐业执念，在离家乡并不遥远的城市，无论怎么看都是生活往高处走，而不是“游荡”。正是在这种矛盾纠结的情况下，诗人的笔下反而处处携带着“民族性密码”：“既冷静面对现实又根扎足下大地、既接通那些包围自己的充满本民族暗语的精神原乡又书写现实的底层沉默与梦想。”⑦

张清华曾指出传统的地域性在新世纪的广西诗人身上并不明显，他们要呈现出来的恰恰是时代文化格局中的“现代”身份⑧。的确大部分壮族诗人在新世纪的写作都不“地域”。黄芳几乎是位时代文化格局中的“现代”诗人，她勤于搜集城市生活的诸多诗意瞬间，善于捕捉女性视角下的人间百态，根本无关民族，而只与一个女性的世界经验有关。她的故乡信息早已模糊不清：“我在那里出生……离开它那年，我很小/此后，对它的记忆/变成了一行字：贵港市……/它们回声响亮，但面目模糊/我甚至淡忘了它绵软的方言/淡忘了盛产甘蔗的土地/是否甜过。”（《故乡》）淡忘毕竟不是没有，毕竟知晓故乡与异乡的一些秘密。但更多的时候，阅读她的诗歌，仿佛总能看到诗人单薄的身体伫立在形态各异时机刚好的风中，生活的诗意阵阵涌出：“没有一丝风”“一阵风吹来”“灰衣衫被秋风吹着”“风越来越像一个急躁的人”“在秋风中活了回来”“有人坐在风中”“微风吹开王城的衣襟”“她的白T恤被风吹着”“但那时她在风中上下翻飞”“初夏的风似乎把木叶的清凉吹得/很远”“立秋过去很久了/但风还是夏天的”……除此之外，黄芳的目光还落在了城市里默默讨生活的人身上：“酒店金碧辉煌，像一座宫殿/五个灰身影/被清晰地投在地上，像一部/缓慢的哑剧。”（《五名清洁女工》）这是黄芳安静的诗歌中发出的极具张力的声音。“灰身影”“缓慢”的“哑剧”，在金碧辉煌的酒店，仿佛低入尘埃，也仿佛将无声炸裂，惊心动魄。《沿途》则仿佛漫不经心，实际上嘴角露出对时代某些顽疾的嘲讽。这些都是作为现代城里人的黄芳。

而在牛依河笔下，时间、土地、农人、故乡频繁出现。遥远的乡下老家是最重要的写作对象，人与土地相互依存的踏实感，是对城市欲望沟壑的救赎。牛依河对乡村生活的熟稔如同老马对山道的熟识：“他扛着锄头，一只手扒开眼前拦路的草叶/树枝/像一辆颠簸的车，用雨刮把雨水刮向旁边/而鼻息均匀的老马/熟识山道的每一个拐角坑洼/它一身泥土气息。”（《我们冒雨穿过树林》）看起来客观的笔触因为细致的描绘而流露出生命的尊严：“蘑菇穿着诱人的颜色/仿佛隐在林边的性工作者/全身携带不明病毒/……天空穿着灰色的裙子/像汗津津的中世纪农妇，在微光里待产/蚂蚁，相约将食物抬往高处的临时驻地/去年的松子、蓖麻果、樟树子，浸淫在烂泥里/享受大地的体温。”（《一个充满霉味的下午》）在牛依河这里，农人不是现代化框架里的低级生存者，而是各种生存方式中的一种，万物皆如此。这里不是东西早期笔下的那种让人感到害羞的腐烂潮湿的南方⑨。假如牛依河只有对乡村的细细耕耘，没有城市的镜像映射，他就不是现代化进程中进退失据的这一代人。他说着和沈从文批判城市文明类似的话：“只有在这里，我才会/脱去身上的伪装/成为一个更加干净的人。”（《面对故乡，我是只奇妙的动物》）他的追问，不知道应该谁来回答：“当初是谁，教我们从故乡走出来/在城市的丛林里/被推来推去。”（《落日抱紧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