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化视域下的“人文精神讨论”及其评价

20世纪的众声喧哗已成为历史，但余音悠长。当我们站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节点，回溯20世纪80年代以迄于今四十多年的历史，尤其是文学在走出与革命及战争相伴随的“短20世纪”的历史——这一世纪如汪晖所言，起源于辛亥革命，结束于1989年，而后进入了旧冷战的历史终结和市场经济汹涌而起的“漫长的九十年代”①，似乎便无法绕开那个历史时段所发生的以争论为表征的诸多文学事件：从90年代上半期的围绕“新写实”“后现代”“重排文学大师”“民间写作”和《废都》《坚硬的稀粥》的论争，到90年代下半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马桥之争”“断裂之争”“朦胧诗之争”“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文化研究之争”“国学热之争”，以及“深圳文稿竞卖”“新概念作文”“网络文学元年”等。在上述所有论争中，影响最大的，无疑当推1993年第6期《上海文学》《批评家俱乐部》栏目刊载的由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引发，至今还余绪未了的“人文精神讨论”。它不仅将陈思和、王晓明、李劼、蔡翔、袁进、张汝伦、朱学勤、许纪霖、郜元宝、吴炫、王干、王彬彬、王蒙、张承志、张炜、王朔、周国平、雷达、白烨、陈晓明、张颐武、王一川、王岳川、陶东风等一大批学者、批评家和作家都卷进来，可看作是1979年继“人道主义讨论”之后的又一场颇具声势和规模的大讨论；更为主要的是，其所针对市场经济和商业文化给文学带来的冲击，正是当时社会的敏感神经和“痛点”。它不仅导致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分化，而且还对90年代以及当下文学文化产生了“源头性”的深刻影响。如果说“重返八十年代”，主要解决与此前“十七年”文学关联，为之提供一个可供反思的观察点，那么90年代文学主要就指向此后以迄于今的当下。这也就是“重返”十多年之后，现在提出90年代“再出发”原因之所在。

有关人文精神讨论，如今已有不少成果。今天重提这个话题，当然不想也无意于重复时贤们的研究，而是主要强调在此基础上需要对之进行历史化，在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上有所拓进。这里所谓的历史化，是指将其“看成有别于文学批评的一种学术化、学科化、规范化，并且处在需要不断阐释的理性实践活动，以此来衡量和把握研究对象在一定历史阶段或场域中的历史价值，使之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质定性”②。历史化的英文是historicize，它是一个动词，套用詹姆逊的话来说，主要是指将研究对象放回历史语境，带有把……作为史实记录的意涵③。历史化的目的是为了超越论争时所产生的情绪化冲动和戏剧性夸张乃至说辞性的曲解或放大，以求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论争对方的观点。人文精神讨论分歧在于如何看待文学与经济的关系？在这样新的情势下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怎样给自己定位？这在今天也许容易理解，但对当时刚从政治激情喷涌的80年代过来，而又长期习惯于文学与政治关系，按照新启蒙知识框架思考的大多学者和作家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并且他们显然也缺乏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和知识积累。于是，其所表现的迷茫、疑虑、困惑乃至愤怒，也就不足为奇，甚至在所难免了。要知道，“就连长于理性精神的西方学者看他们的‘资本主义兴起’并作出有分量的历史解释，也大多是到了很多年之后”④，更何况在这次讨论中，的确也程度不同地存在标签化、概念化及误解，有时候言辞激烈的争论彼此又不在同一个层面。这就使原本复杂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造成了不少的学术损耗。

陈寅恪在1930年谈及古人学说曾提出著名的“了解之同情”概念。过去，包括笔者在内，都倾向于将其理解为返回具体的历史情景中，感同身受地给予理解与同情，而不能以今之见对之进行苛求。但这恐怕只说对了一半。其实按照同感心理学和理解心理学观点，“了解之同情”（verstehend einfühlen），这里的“einfühlen”，不应误解为通常意义上的“同情”（希腊文的“συμπ[[α]][[′]]θεια”或德文的“mitfühlen”），而是含有与之不同的“同感”的意思，即我“可以完全理解他所说的东西，但不一定赞同他，甚至可能不赞同他”⑤。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同情”，同时也指向“批判”。这与近年来西方文史研究领域兴起的“史料批判”具有某种相似之处。陈寅恪曾留学于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精通多种语言，他的这一概念使用不可能涵盖“同感”即“批判”的意涵。这也昭示我们，在对人文精神讨论进行历史化时，不能放弃理性审视的“批判”态度，而避免过多情绪化因素的介入。

一、从“王朔现象”说起

之所以将“王朔现象”纳入，不仅因为它是人文精神讨论的“史前史”，同时还在于它本身就是此事件的一个环节，只有从这里切入对其进行探讨，才有可能找到通向历史化的具体实践环节，而有效地避免研究的抽象空洞。熟悉当代文学的人们大概都知道，1988年，在这个被文学界、评论界和影视界共称为“王朔年”的年头，王朔的四部小说分别被翻拍成电影《顽主》《轮回》《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大喘气》，与此同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篇小说集《空中小姐》；而王朔本人的创作热情也持续高涨，接连发表了五部中短篇小说，其颇负盛名的《顽主》，最早刊于《收获》创刊三十周年的1987年第6期“先锋专号”上，同期文章的作者还有余华、格非等人。当时《收获》的主编程永新表示“关于先锋小说其实是批评家归纳和总结的。从我的个人感觉来说，就是觉得文学应该回归它本来的面貌”⑥，而王朔的优秀则在于“他重塑了北京语，这是一种与当下生活密切相关的新北京语……王朔讲故事的能力是一流的”⑦。这与同时期扬名的余华、格非等“先锋派”实际上被纳入了同一层评价体系，即区别于此前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描绘时代集体记忆的个体书写及其价值。王朔位列其中的“不同”之所以显而易见，除了所写人物吊儿郎当自成一派、语言调侃味十足，似乎是他“产生更广泛的社会性的影响”⑧。

所谓“广泛的社会性的影响”，也即王朔的小说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市民读者群，其作品被接连搬上银幕，这在当时大陆作家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王朔从文学转向影视是一个主动而积极的尝试，不过这也有赖于影视业的商业浪潮，双方“合谋”，才造成了“王朔电影年”的时代现象。据王朔回忆，几部作品的影视化在他周围“造成了一种氛围。如果说当时煽了一阵，那是有意识煽的”⑨，且他已意识到传播媒介的重要性。80年代后期，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的陈昊苏提出拍“娱乐片”口号和“娱乐片主体论”，在理论层面为迎接一个新的电影时代做了准备；而“娱乐片主体论”的出发点之一，又是为反驳时下流行的“世纪末病”：“我深信这个‘世纪末’绝不是悲观、绝望的年代，相反，它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幸福和成功……我认为中国电影在二十世纪结束以前会有一个新的更大繁荣的时期出现。”⑩从这一角度讲，《顽主》等多部作品的“双栖发布”，就暗合了文学界与影视界在八九十年代对“新时代”“新世纪”文艺的想象，那么王朔的走红也就自然而然的了。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1。“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和理论使文艺界面临制度和范式层面的挑战，具体到个人，表现为大部分作家的社会及经济地位有所下降。因此，文化生产不得不自我革新，重拾过往几十年被贬黜或冷落的商品属性。前有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跨世纪文丛”第一辑，“将文学史立场与市场推广结合起来的尝试，在维持文学的审美尊严的前提下兑现了文学的商业价值”12；后有多个文学刊物在市场经济和读者需要的双重条件下进行调整，如济南的《文学评论家》改为《文学世界》，《河北文学》改为《当代人》，并增设“青春调色板”“爱情变化球”“家庭录像”“新潮一族”等面向大众的娱乐文学板块；此外，多种周末版报纸也问世发售13。

大众文化作为“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按商品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体验过程”14，囊罗了纸质刊物、影视和广告等丰富形态，于诞生之初便注定了商品属性的重要地位。因而，大众文化在20世纪90年代的疯狂生长也使文学商品化走向喧嚣鼎沸。不过，王朔的心态在进入90年代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剧作一炮走红，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他却表示：“我初次领教了大众文化的可怕煽动性和对其他艺术审美能力的吞噬性。”15“煽动”的始作俑者竟开始畏惧“煽动”本身，这是个略带讽刺的“悖论”。须知，早在1989年1月，商业嗅觉灵敏的王朔便在北京牵头成立了“海马影视创作中心”，并“延揽了魏人、刘毅然、莫言、苏童、朱晓平、海岩、史铁生、刘恒等十二位作家，后发展至四十多位作家”16，旨在实现对版权的维护。1992年《王朔文集》出版并实行版税付酬制，又使文学的商品化得到新演绎。可以说那一阶段的王朔，在商业出版和影视上“玩得”风生水起的同时，似乎也颇有些“骑虎难下”，他的心态已游离在迎合大众文化的目的之外了。

王朔的作品曾一度被批评界给予肯定，从1989年到1992年期间，陈思和、陈晓明、常清华、张德祥等人均就王朔作品对真实生活的呈现给出肯定评价，甚至将其树立为一种“文化上的代言人”17。这些评价都确认了王朔在都市文化及市民精神展现上的时代意义。然而，作为文学商品化浪潮中最赶趟也最不遗余力的“弄潮儿”，王朔对作品高商业转化率的追逐和在访谈中时不时拿知识分子群体“开涮”的顽主式胡侃，无形中将自己推到了大众文化与知识群体之外，以致成为真正的“顽主”，或当作“反智”的始作俑者，尴尬地居于文学史中一个灰色地带。他一方面强调自己迎合大众写作的合法性，“从劳动人民到知识分子对接受这一文化根本不需要任何心理转变，或可说那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18；另一方面又坦陈“艺术不是为大众的，这个观念在我头脑中根深蒂固”19。一方面嘲讽知识分子“体面的生活一旦丧失，人也就跟着猥琐”20；另一方面又指出，“这个社会必将出现新型的知识分子，比如许名从商的人都受到高等教育，也有研究生毕业的，硕士博士的。不能说只有在大学里或研究所中清贫的那种才叫知识分子”21。王朔如是这般，其意是将自己纳入“新型知识分子”范畴，并且在他眼里，从纯学院派到“新型知识分子”，似乎又存在一个青出于蓝的进化论意味的更迭。

在上述种种历史必然和个人偶然的共同作用下，人文精神大讨论于1993年发生了，它为暗流涌动的文艺界打开了一个窗口，同时也引出了更多可供深度勘探的问题。这束历史的聚光灯首先打在王朔身上，不仅因为他“文化商人”的身份足够典型，也不仅因为他对知识及知识分子的嘲讽引起了人们的反感，而且还在于他作为在京作家，与《上海文学》的讨论发起者构成了某种“双城对照”，内在地反映了人们对突然降临的文学由政治向经济转换的极度不适应。“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感到阵痛的人文知识分子，借助对王朔的讨论表达着各自的种种疑虑和万千感慨。”22当然不必讳言，当时的这种批判是有误读成分的，它忽略了王朔作品中的嘲讽与戏谑并非全然针对知识分子，而是更指向甚至主要指向某种系统性的虚伪傲慢、小肚鸡肠、卑劣可笑。不加辨析地将王朔定位为“反智”，实则对其作了简单的污名化处理。“也就是说，如果一定要将王朔命名为‘反智’，那么它反的也并非‘智性’与知识分子，而是假智性与冒知识分子之名行厚黑之实的庸俗与堕落。”23显然，这样的批判有失公允。

二、“京沪”论争的三维解读

尽管“王朔现象”是构成人文精神讨论的“史前史”和重要环节，但它不是也无法代替这场历时三年之久讨论的主体和核心。毕竟人文精神讨论主要不是针对某个作家作品，而是如何试图回应文学和知识分子被市场消费重压的精神困境。它不仅比“王朔现象”更复杂，而且融涵了中国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多重交融的关系。人文精神讨论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它几乎浓缩了90年代文学诸多现象问题，堪可称得上是一个立体多维的宏大话题。本文并不想牵涉当时纷繁复杂的情况，而主要从“京沪”论争的角度切入，就其思想资源、论者身份、地域文化的关联与差异，尤其是被各种论争词语和概念术语所遮蔽的历史细节进行考察，看讨论的双方或多方在各自预设的“问题框架”下如何不无焦灼地赋予其不同的身份与标识，给予不同的含义与解释，姑且称为“三维”解读吧。

（一）基于不同思想资源的两个面向

人文精神讨论介于两个思想面向的交叉口：基于“现代化”追求的启蒙的自我反思，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文化市场化”应对策略。80年代对“现代化”的诉求构成了思想解放、“新启蒙”以及“文化热”的重要侧面。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性是在90年代才逐步被认识，它的“新”是相对50至70年代的话语方式而言。诚如上海学者蔡翔评价知识分子在新时期对未来的想象，是“一种浓郁的乌托邦情绪”。因此，人文精神讨论首先触及对“现代化”的批判，这种批判以80年代的现代化想象被其发展的历史现实打乱为基础。例如，蔡翔将人文精神纳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整体性视野，实则是沿五四启蒙精神及80年代“新启蒙”延长线的“接着说”。他直截了当地指认中国知识分子以“道统”驾驭“政统”的心态，并梳理了此种“道统”转向自由平等和世俗性的演变趋势，对人文精神面目全非的担忧充满使命和参与感：“今天我们强调重建人文精神，不仅是对抗商业社会的平庸与粗鄙，同时亦是一种超越体制的努力。”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