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核故事、人物塑造与史诗气质

长篇小说的创作占据着当代文学现场的要津，长篇小说如何丰富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融汇不同的叙事范式，完成小说叙事的新探索，关乎着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重要命题。孙甘露的最新长篇《千里江山图》是一部值得远观近赏的力作，是可以从多角度多层面分析的重要文本。小说涉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家从中国革命的战略转移中，打捞出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以虚构的方式展开一段鲜为人知又惊心动魄的真实行动。“主题性小说”的精神内涵，“谍战文学”的硬核故事，回望历史的人物塑造，呈现了《千里江山图》多元的叙事美学。从先锋的文本实验到落地写实的主题创作，在开阔又繁盛的文学场域里，孙甘露展现了一个成熟作家让人惊艳的创新能力。小说从今年6月首发至今，不断出现的评论与探究，形成了广为关注的反射弧。

一

小说引领读者进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城市向农村战略转移时，中央特派员“老开”来到上海，组成上海行动小组执行中央的特别任务：“千里江山图计划”，将中央有关领导从上海撤离，安全地转移到瑞金，转移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小说开始就把秘密行动推到了难以挽救的悬崖峭壁上，“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样的疑问悬挂在读者的心里：传达任务的会议还没有召开，敌特就已经得到了消息，图书馆的秘密会议刚开始，就被侦缉队包抄了会议室，一个接一个的险象环生，一个接一个的人物出场，逃离、被捕、入狱、审讯后释放，敌人想将他们作为“诱饵”，钓到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原来敌在明处、我在暗处，此时却变成了我在明处、敌在暗处，卫达夫、易君年、凌汶、秦传安、田非、崔文泰、林石、董慧文等，每个人物都回溯自己参加会议的经过，多条情节线索复原“包抄”事件现场，读者被小说人物带着节奏，一起用心甄别内部的“叛徒”。回溯叙述颇具形式感的开头，增生复杂情节的设计，多而不乱的人物出场，体现出孙甘露谙熟现代小说技巧，具有超强结构能力，是先锋文学的形式创新，现实主义的写实能力形塑出《千里江山图》健壮又敏捷的身躯，坚冰深处春水生的气质。

在敌人监视下的上海小组如何切除体内的“毒瘤”，加快推进“千里江山图计划”？主人公陈千里一出场就置身于困难重重的旋涡中，故事以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要识别究竟谁是内奸？一条是完成护送转移浩瀚同志的任务。他将如何施展身手，铲除内奸，带领上海小组使命必达？

从开头到结尾，小说始终保持着高密度的转折和冲突，而每一个转折和冲突不仅逻辑缜密，且具有扣人心弦的巨大张力，给读者带来了沉浸其中不想自拔的阅读体验，显示了孙甘露对谍战、历史等多种类型的小说叙述方式的驾驭与融合的能力。

二

这是一部“强情节”的小说，同时又做到了“强人物”。在小说紧张的情节发展中，塑造好人物群像实属不易。孙甘露在个体与群像、事件与历史、人性与时代的有机结合中塑造出有感染力的人物群像。他特别注重人物之间关系的构建，这样众多的人物就不会散失在读者的记忆之外，而是留存在读者的关注与分析之中。比如陈千里与中共地下党员叶桃的相恋关系，国民党特务总部副主任叶启年与叶桃的父女关系，陈千里与陈千元的兄弟关系，还有陈千里与叶启年在双方心灵中积怨很深的敌对关系，陈千里与易君年在现实博弈中渐渐揭开的敌对关系，叶启年与易君年的“师生”关系，易君年与凌汶的上下级关系，这些紧密相连又错综复杂的关系让陈千里成为更独特的“这一个”。

《千里江山图》是北宋画家王希孟创作的绢本设色画，在小说中是陈千里的接头暗号。“千里江山图计划”是中共地下组织上海行动小组的任务代号，也是这部小说的麦格芬（MacGuffin），陈千里与“千里江山图计划”是整部作品的核心人物与核心情节，有着密不可分的“强关联”。小说以此命名有着沟通历史的深邃，以及恢宏绵延的壮美意境。

陈千里从苏联伯力训练学校归国，目的地临时改为上海。那天教官将正在冬泳的陈千里从冰水中叫上岸，到宿舍里深谈话别。“在冰水里冬泳”这看似平常的闲笔描述，却是一个重要的细节和伏笔。

陈千里和易君年在上海第一次接头，易君年出场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掩护身份是字画铺老板，其实他的真实身份是长期打入中共地下组织的敌特“西施”。

易君年是叶启年豢养的王牌特工，他在广州时的化名为卢忠德。他杀害了地下党广州地区负责人龙冬，顶替了本该由龙冬使用的姓名“易君年”，潜伏进上海地下党组织。他找到了龙冬在上海的妻子凌汶，利用上级身份帮助她接上组织关系，以继续为党工作来取得她的信任，还企图替代龙冬在凌汶心中的位置。他对凌汶有明显的好感，但为了获取老肖的绝密情报，他孤注一掷将凌汶残忍地杀害了。“千里江山图计划”从开始实施就遭到了他的监视和破坏，他的深藏与狠毒，他的危害与扭曲不仅提升了小说情节的复杂，增加了完成“千里江山图计划”的难度，更是揭示了人性的深度。

陈千里与易君年更多的是当面接招的斗智斗勇，陈千里与叶启年更多的是暗中全面的殊死较量。叶启年一直认为是陈千里把女儿叶桃引入共产党组织，从而潜伏在自己身边；实际上叶桃是陈千里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叶桃为党获取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她英勇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叶启年怕“家事外扬”，造成了这个无法挽回的悲剧。不同信仰的对峙，不同道路的选择，光明与黑暗的交战，注定了陈千里与叶启年之间无法消解的敌对关系。

陈千里和叶启年在叶桃墓前的正面遭遇是惊心动魄的情节爆点，是光明与黑暗的信仰对决，这是作家深入揭示人物内心的重要手笔。叶启年几次排兵布阵想铲除陈千里，而陈千里竟然不请自来地出现在他的身边，当面揭开叶桃牺牲的真相。以事实以逻辑击溃了叶启年多年来自欺欺人的心理防线，以正义和良知审判了叶启年的灵魂。“从墓地到河边的那段路，叶启年完全不知道是怎么走过来的，他面无人色，浑身像被抽去了骨头，寒风席卷而来，墓园中的落叶被卷至半空。”①他的黯然神伤和内心挫败，让人读来对人物与人性深思不已。

这是孙甘露用“重头戏”来揭示两个不同阵营人物的心理动因、情感潮涌、价值理念，完成人物的人格塑形，他还善用“纯细节”来撬开卢忠德其实就是易君年的秘密。

“茄力克”是当年的一种香烟牌子，也是易君年多年不变的香烟嗜好，孙甘露以“茄力克”命名了小说中的一个章节。从卢忠德到易君年，他可以在不同的角色之间变换，但他还是没有抹去抽“茄力克”这个根深蒂固的习惯，“一个人总想抓住一点什么东西，证明自己就是自己”②。这个细节成了陈千里侦察突破发现真相的关键。陈千里在广州从香烟铺的黎叔那里打听到线索，又从花旦小凤凰那里顺藤摸瓜，确认了易君年就是卢忠德。他是杀害龙冬、凌汶的凶手，是潜伏在我们的肌体内，破坏“千里江山图计划”的敌特“西施”。

让往日的历史如在眼前，让虚构的人物栩栩如生，故事叙述的可信来自合乎逻辑的绵密推理，也来自对生活世相的细致描摹。现实是如此黑暗，信仰才那么光亮，对手的狠毒狡诈，斗争的艰难险阻，更彰显了陈千里的智勇双全。孙甘露没有道德化地贬低、简损对手的塑造，没有概念化地拔高陈千里的形象，而是将人物的塑造与情节的发展有机地融合，从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带来更多偶发与不确定的因素，从对手之间智商在线的博弈带来险象环生的紧迫情节来纵贯全书，让读者更真切地感受到陈千里身上沉稳内敛的智慧、忠诚勇毅的品质、果敢敏捷的身手，以信仰照亮暗夜，以生命践行理想，带领上海小组完成“千里江山图计划”。

三

在夜色中的浦江塘桥镇，秦传安、董慧文等一批同志走进了小饭馆，开始吃晚饭。侦缉队的军警已经将那里团团包围，他们只等“西施”放出钓饵，把陈千里钓上钩，现场立即实行抓捕，将上海行动小组一网打尽。陈千里在千钧一发之际，在浦江中奋力处置了潜伏于上海行动小组的敌特“西施”，他再次翻身上船，命令船工转向苏州河方向，他带着浩瀚同志，突破了敌特在浦江沿岸设下的重重围困……

在冬季冰冷的黄浦江中，陈千里彻底处置了“西施”，这是生死决战完成任务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这与陈千里出场时，小说交代的细节“在冰水里冬泳”高度契合，由此可见作家在谋篇中对细节的精心考量。足智多谋的陈千里为了摆脱敌人，将计就计设下的两组行动方案，他身手敏捷处置敌特“西施”，全力护送浩瀚同志安全转移；其他同志进入敌人设好的“陷阱”，蒙蔽敌人相信他们的鱼饵起作用了，为了顺利完成“千里江山图计划”，他们义无反顾地走进饭店，把自己当“诱饵”自愿留下来慷慨赴死。

在越发黑暗的浦江两岸，敌我双方相互设局……小说在一触即发的情境中戛然而止，“千里江山图计划”带着青春的理想与热血，终于突破黑暗的重围，沿着绝密交通线，向着中国革命胜利的方向前行……读者还沉浸在一路追踪的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中难以自拔，久久地回味着小说的意境、人物的命运，联想着敌我双方的生死较量的后续情节。

这样的尾声描绘出《千里江山图》凝重而壮丽的重要一笔，地下工作就像黑暗中的一道光，为了向那道光亮奔去，他们敢往深渊里跳。“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这是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在小说里出现数次。诗句是这些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人生境界的生动写照，流露着他们为了理想和信念，为了创造一个新世界，英勇无畏敢于实践的青春豪情，有一种雄浑中的苍劲、勇毅中的洒脱之美。

小说结尾果敢利落而意味深长，与后面的“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以及附录的“材料一”“材料二”，组合成《千里江山图》别具匠心的小说结构。在翻看目录的时候，我还猜想这也许是作家加入书中的史料。

“材料一”为“我所了解的陈千里同志（节选）”，“材料二”为“在相关行动中牺牲的中共地下组织成员”。读过全篇后，当然明白这些是小说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戛然而止的小说结尾，让读者还沉浸在充满张力的情节中，那么“材料一”记录的在1979年“我”到水利局访问陈千里同志的相关情节，是对主要人物塑造的有力补充，是对读者阅读期待的具体回应，也是对小说结构的充分完善。作家还用跨时空的延展，历史与当下对话的方式，不断丰满着陈千里的形象，同时提升着整部作品的深邃意蕴。

“我所了解的陈千里同志（节选）”是一篇未曾发表的口述记录，被保存在档案馆的卷宗中，记录着笔者见到陈千里时候的“真实”场景。陈千里是当年中央特派执行“千里江山图计划”的领导人，也是历尽千险完成任务后，上海行动小组唯一的幸存者，历经近50年的历史风雨、时代更替中的磨砺，人到晚年的陈千里会以怎样的形象呈现在读者的眼前？不同的读者会有自己不同的想象，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悬念”。

笔者并没有从陈千里那里得到新材料，整个面谈过程近两个小时，陈千里说的话加在一起，顶多也就十几分钟，大部分时间都是笔者把之前通过调查阅读所了解的情况说了一遍，他只是对笔者的话加以确认，或者表示异议。孙甘露通过“口述记录”“真实”地呈现了笔者对英雄的期待与想象，从“传奇”到“平淡”，再到更加理解与崇敬的心理过程，“他的智力一点都没有退步，记忆也完好如初。每次只要我说错一点什么，他马上会发现，虽然他并不是每一次都向我指出，有时候他会极其微弱地闪烁一下眼神，他的沉默很可能是一种长期自我约束、自我训练的结果”③。

如果说陈千里在浴血奋战年代，他是隐秘而伟大的，那么在和平建设年代，他是平凡而伟大的。陈千里们没有居功自傲，而是将坚定的革命信仰投入到兢兢业业的日常工作中。小说对英雄的塑造，有机地融合了人物身上的真实性与传奇性。让读者理解他们在平凡的日常中开阔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能够穿越黑暗的心灵能量，思索他们的人生和奋斗真实地浇筑在民族国家的发展、革命历史的宏大景观之中。从悬念迭起的小说开头，到独特隽永的小说结尾，无不体现着孙甘露的先锋气质，对小说形态和结构的创意建构能力。

四

语言是小说使命的承载者，孙甘露以一种新锐而独特的文体亮相文坛，被称为汉语中的陌生人，以精雕细刻的新奇文句走出寻常语汇的先锋作家，在《千里江山图》的创作中，他一改以往的语言常态，刷新了一个作家语言的再生能力，以晓畅、洗练的语言，稳健、精要的笔触展开情节，描绘场景，刻画人物，让读者沉浸于真实的历史氛围和危急的复杂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