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护航者与千里江山

洛阳纸贵，上海的纸更贵，尤其是2022年4月《千里江山图》出版以来。

一边是“千里江山图”，南北山水壮阔雄浑，构图横收“三远”而破时空局限，敢将此画作冠作标题，想必小说也具有相当气势。一边是“孙甘露”，20世纪80年代击水于先锋文学的激流之中，以“绝对化的先锋精神以及贯穿于这种绝对中的文学赤诚”①始终进行着实验探索。时隔多年，孙甘露携二十四万字的长篇新作《千里江山图》返场，立刻引起强烈反响。

然而，当已熟悉孙甘露的读者们翻开《千里江山图》，不免感到意外。《千里江山图》的叙事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特工总部的瓦解与破坏，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酷的情势下，中共临时中央拟将有关领导、人员及物资资源由上海转移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为确保撤离成功，中央决定重建绝密交通线。从上海绕道到瑞金，三千多公里，故有“千里江山图计划”之称。小说中以陈千里为首的临时小组，实为诸多行动小组中的一个。且不论具体情节，谍战、智勇相搏、青年革命理想……这与孙甘露往日的创作题材截然不同。在既有的关于《千里江山图》的评论中，批评家大多提及孙甘露本次创作的转向。从毛尖的“懵”，潘凯雄的“好奇”，阎晶明的“兴奋”，王春林的“咋舌”到张新颖的“意外”乃至“所以《千里江山图》，也不是孙甘露第一次让人意外。而常常让人意外的人，他自己未必是意外的”，并由此指出孙甘露的不同外化形式下具有内在统一性。

小说家化其身为显微镜，镜中流淌而过的只是视角所及的图像，那么关于梦境的神游或是重大革命历史的探究，此间的主题差异实则并不值得惊讶。而从“显微”的角度切入，《千里江山图》究竟呈现了什么，如何呈现，这是需分析观察之处。小说家又是怎样精巧地藏身文本中，注视着容纳他所有热望的城市，感慨着城市故人们的信仰，这是需感受之处。

一、多重身份的“游荡者”，或诗人

自1984年在《三月》发表《情感化石》以来，孙甘露已以各种身份于众人面前登场过。一个热衷于先锋实验的探索者，踮脚走在通往混沌未来的钢丝上，他的耐心与技巧由同行者的离场而愈发显露。当潮流消退，钢丝隐形，他所做的几乎是腾云驾雾。一个具有敏锐艺术嗅觉的邮递员，弹钢琴、唱歌剧，骑自行车在上海的街巷之间漫游。另一些时刻，在邮局的折叠椅上，他读书。一个文学策展人，成功举办了每一年的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又建立起面向公众的“思南”文学品牌。偶尔摇身一变，登上T台走秀——这不奇怪，孙甘露的海派风度广受称道，见过的人都可以为之背书。

当然，上述多种身份，不过是基于人物行为而简单抽象出的标签，想要借此复合出一个“孙甘露”无疑是投机取巧的。我本科专业并非中文，加之年少时读书多少带点叛逆，想避开思潮读一些冷门之作，难免错过了孙甘露名噪一时的实验文本。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孙甘露的认识也只是这些光鲜而扁平的贴纸而已。

真正对孙甘露产生印象，还是近几年的事。机缘巧合，源自一位稍长于我的文学前辈。该前辈工作后定居上海，作为移民城市的新来客，他的语言、习惯、行事风格、生活方式更多仍依循于其在乡镇时期所形成的模式。但没有一个罗马的定居者不想成为罗马人，既来此地，个体尽其所能“都市化”不仅仅是一种雄心，也是必须完成的转型。据前辈说，关于如何成为一个都市人的课题，他几乎都是从孙甘露身上学到的。从穿着、谈吐到每一次重要场合的应变方法，在他看来，孙甘露堪称都市参照系中的一个完美范本。在这段叙述中，使我动容的并非“完美”所焕发的一种由于虚幻投影而产生的丰赡性，不是那些虚渺之物；而是那质朴的：一个人对另一个的人照亮，一个新来者在最初惴惴不安的时刻，因主人的温厚、慷慨所受过的庇护，而这些光照甚至可能发生在二者都无意识的情形下。

及至《千里江山图》问世，我已读了大量孙甘露的作品。假如非要修剪冗枝般裁去孙甘露的其余身份，只留一种，我最愿意留下的是“诗人”。时至今日，论述孙甘露语言的诗化倾向早已成为陈词滥调。仍然构成问题的是，当一个人被称为“诗人”时，可能指向的是何种文学品质。

在《我爱我不了解的事物》一篇里，孙甘露谈到自己早期对晦涩事物的爱好，追溯至其青少年时期的阅读谱系，“我最早接触到康德的一本有关宇宙起源的著作……，就使我陷入了（注定的）感知而非分析理解的‘歧途’”②。小径分叉，“感知”与“分析理解”各通一路，前者通过感官存储尚未被透析的信息网络，整体空间内的事物抛开独立的意义，借助感官载体得以漫无秩序地流动，相互渗透、关联，呈现出暧昧的样态；后者追求清晰与确定，事物如被安置于一栋建筑之中，承担其所在位置对应的秩序。每一步信息的搭建，都指向单一方向的高处胜于辐射方向的广阔处。诗人往往流连于前一阵营。当他们使用语言编制一件作品时，除了用词精准，也多留下感觉的余裕。孙甘露用于《千里江山图》的语言较之过去有明显变化，而熠动于语言中心的火苗，始终是感觉的余裕。

以老方行将牺牲前的一段为例，当时老方的剃头店已暴露，嘱咐怀着一腔革命热情的儿子小方带陈千里逃跑：

……两人上了楼，从一条昏暗的窄梯爬上晒台。小方跑到晒台护墙边伸头看看外面，指着护墙外对陈千里说：“你下去，顺着那道墙爬，翻过屋顶就是隔壁人家的晒台。”

弄堂里又响了两枪，接着是一阵乱枪声，然后安静下来。不知谁家养的一群鸽子从屋顶蹿上半空，有人急急关上窗户。③

晒台是上海老弄堂派生出的一个建筑单元，因生活空间过于紧凑，为满足洗晒需求而由居民自行搭造的露台。一栋楼通常共用一个晒台，各家堆放杂物，适于隐蔽。危急存亡之际，两人凭生存本能爬上晒台，小方却似乎变了心意。“两枪”“一阵乱枪声”传上来，俨然是对小方作出最终决定的催促。继而“安静下来”，映衬之下无望而决绝。接着，孙甘露写到“一群鸽子从屋顶蹿上半空”。鸽子依惯例是和平、友谊、圣洁的象征，此时以惊慌的形态匆匆逃离，在感觉上产生反差的张力。与此同时，这种艺术感觉之外，鸽子飞离屋顶也是上海弄堂常见的一幕，与小说置身的日常生活感觉相协调。

狄德罗在《论画断想》中对表达与感觉之间神秘的落差地带作过陈述，“人把他感觉到而无法表达的东西看作他的秘密”④。这种“秘密”观念的转化相当幽微，却一语道破了我读孙甘露小说常感其语言带有天然悬疑色彩的原因。即使在他先锋派时期创作的《访问梦境》《信使之函》《忆秦娥》等小说里，同样有悬疑的力量引领人潜向文本深处。以谍战为主题的《千里江山图》，则更贴合地适配了这种诗化的语言质地。

至于将孙甘露视为诗人最关键的原因，显然出于私心——我非常喜欢他的诗歌。孙甘露的诗歌不似其小说作品光怪陆离，甚至鲜少摇曳。他多以回望式的疏离姿态藏匿于语言之中，读来使人平静。《千里江山图》写凌汶与易君年初见，在一家书店里，凌汶拿起柔石的小说《二月》。正仔细思量封面上木刻图案的含义，尚未正式相识的易君年忽然在边上说：“你没看出来吗？那是一条河，河面上漂浮着树叶、雨水和许多人的面孔。”由此，我找了《二月》最初版的封面，那幅木刻画看上去很抽象，易君年诗意的翻译里则带有一层怅惘的隐喻。每读到此，我便想起孙甘露诗作《安魂曲》里意境相似的一句：会有许多日子来与我辞别，就像流水浮去那些落叶⑤。

二、大历史与个人史

《千里江山图》始于“一九三三年农历新年前后”，新年未过，实则还属壬申年。天气理应寒冷，卫达夫走到浙江大戏院门口时，想必穿着厚实的冬衣。这一天，戏院门口张贴着海报，开映的电影是《海外鹃魂》。看起来漫不经心的一笔，一如卫达夫路过时无意间的一瞥，初读极易从信息流里逸失。学者祝淳翔据的《新闻报》考证，证实历史上的当日下午，浙江大戏院确实要放映《海外鹃魂》⑥。祝淳翔为小说与史实的精细扣合而惊叹，我注意到的却是另一件事。

卫达夫旋即冒出一句心理活动，“他觉得多半不好看，一个电影，统共三个主要角色，到最后三个都死了”。孙甘露对事物之间的抽象联动具有非常敏锐的感觉，这种敏锐落入纸面，呈现出一种多意性的叙事形态。在《千里江山图》的长卷中，承纳双关叙事的元素如高纯度的石青熠熠闪烁。例如，柔石的《二月》的封面，卡尔登大戏院上演的《图兰朵》的经典唱词“在图兰朵的家乡，刽子手永远忙碌”，毛尖与张新颖均分析过的一段金先生购买仇英画作的轶事，凌汶与易君年在广州后街遇算命老头所得的签辞……不胜枚举。当我第二遍读到卫达夫这句心理活动，察觉到《海外鹃魂》亦契合了双关。它障眼法似的高悬在小说的开篇，对人物的命运进行一种遥远的、恍惚的、微弱的隐喻。当我们在材料二《在相关行动中牺牲的中共地下组织成员》的名单里，读到那场秘密会议的十义士（已除去崔文泰叛变，易君年为间谍）均在谍战中牺牲或丧命于上海龙华监狱，不免对这些千里江山背后的缔造者肃然起敬。

在与评论家黄平的对谈《“小说家有点儿像个间谍”》中，孙甘露自述了标题“千里江山图”与当年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瑞金这段历史的关联性⑦。迢迢三千里江山，是靠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而在这长途跋涉之前，有无数无名者投身于开辟路线。其中，有些人功成身退，变了身份，沉默地存于世间，如小说中叱咤风云的陈千里；更多是为宏伟事业献出生命的人，“那些隐姓埋名的烈士，那些以假名或者外号出生入死的烈士已经长眠地下”⑧。至此，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与中共转移的“千里江山图计划”的另一重通合之处亦浮出水面。王希孟的生平经历如谜，画史无所传叙。只是根据《千里江山图》卷后蔡京题跋，可知政和三年（1113年），十八岁的王希孟以传统青绿法敷彩出一幅名垂千古的《千里江山图》。画作传世，斯人不知所踪。民间传闻鹊起，有人说王希孟最终入画而走，成为江山图中的一位渔夫或船客，与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笔下的王浮有同工之趣。假如以中共成员成功撤入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为孙甘露重现的“千里江山图”的完成，那么我们今天仍可以看见这幅鸿篇巨制：刘少奇、聂荣臻、林伯渠、刘伯承、叶剑英、萧劲光、任弼时、瞿秋白、博古等诸位中共中央领导人历经艰险由秘密交通线抵达瑞金，翌年开始长征路线。这些名字振聋发聩，其中不乏新中国成立后受封元帅与将军的诸多军事将领。而方云平、凌汶、林石、陈千元、董慧文、卫达夫、梁世超、田非、秦传安……这些参与绘制“千里江山图”的籍籍无名之辈，这些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为红色行船护航过的平凡舵手，他们的生平也如王希孟一般神秘、无迹可寻，但他们的作品惊艳问世了。当我们凝视今日恢宏的江山图景时，我们理应也记住他们付出过的心力，或是生命。

《千里江山图》以书写宏观历史的一枝为人称道。但小说不是概念与精神的直接产物，而需落实到细部，通过人物的行动、思想、感受、彼此间的博弈、与外界环境的互动来拓张空间。写一场飘摇在历史中的腥风血雨，归根结底还是落在人物之上。小说开头，孙甘露以定格式的镜头串联起每个来参加秘密会议的人，与人物个性相关的细节不时从文本中突显。秦传安“电梯门一开就听见舒伯特，他辨出那是《未完成的交响曲》”；崔文泰“一时间特别想喝碗猪杂汤，汤里有几片番茄，他撒了很多胡椒，再来两块烧饼”……私人的爱好，细小而世俗的生活需要，人物即在此微妙之际攥取一种真实的存在。即使我们已经知晓与会人员最后安身的地方：烈士陵园，这种人之存在是不可抵牾的。重读《千里江山图》时，我时常感到，在为理想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列传之余，在描绘陈千里等地下工作者通权达变的素养、智勇兼资的工作能力、视死如归的意志力之外，孙甘露还原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些消逝之人曾经过着怎样的生活。唯有多少体察到这一点，“田野上、城市间劳作的普通人”在望着眼前大好江山时才会“心怀感念”⑨。

孙甘露在《千里江山图》中似乎有意构建一种“个人历史”的观念，形成对逝者无名的境况的补充。洪波涌逝，个人如卵石沉没于江流的底部，但卵石亦有外部肌理与内部乾坤，并与江流处于跨频率的交汇场域之中。

“我们也快三年没见了。所有这些人，包括陈千元，我更想了解的是他们之前的经历。历史——”他望着镜子中的老方，“人的面貌很难看清楚，那是用他们的历史一层层画出来的——”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