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儿童散文的生态书写及反思
作者: 徐霞近年来,西部儿童散文在创作上取得了明显的成绩,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这与西部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生态环境,尤其与作家写作中绿色生态自然观的表达有着密切关系。亲近大地,“万物有灵,且平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当前西部儿童散文生态书写的关键词,在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当下,这样的写作具有重要价值。但相较现实中“立体”的西部,儿童散文中呈现的“西部”似有被单一处理的迹象,乡土的凸显和城市的缺席,就是其中一个突出表征。这很可能影响当代西部儿童散文审美范式的生成与创构,潜在地反映出西部儿童散文未能积淀下更丰富的现代审美意识。对当前西部儿童散文创作的反思,将有助于西部儿童文学迈向更好的未来。
一、立体的西部
“西部”,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概念。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西南的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还有内蒙古和广西,同属西部。提到“西部”,我们常会想到瑰丽多姿的原生态自然景观,神秘纯朴的民族风情、多元共生的文化圈层,它们共同展示了“西部”的显性特征。但是,只以此来认识“西部”还是有局限的,我们还需要一把钥匙来打开更具概括性、更为根本的“西部”,如果要为这把钥匙命名,“立体的西部”可能是更恰当的表达。所谓立体,是指原始的自然风光与现代的设施并存,原始文化与现代文明同在。具体而言,第一是立体的气候,地域辽阔的西部地区既有亚热带季风气候、大陆性气候,也有高原气候,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枝繁叶茂,青藏高原雪花飘飘。第二是立体的景观,高山峡谷、湖泊平原、雪山草原,巨型水电站、卫星发射中心、大数据工程实验室,西部地区全都拥有。第三是立体的经济,数字经济与古老的耕作、游牧共存于西部。第四是立体的交通,当青藏高原上架起铁路时,怒江上空仍悬挂着溜索。第五是立体的文化,这是西部地区最显著的特色,指西部文化具有多层次性和丰富性,游牧文化、农耕文化以及现代文化,汉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立体共生在西部大地上。每一个单元文化都有自身相对的封闭性与完整性,现代化的都市与蛮荒的山野同属西部,现代文明和原始文化并存,中间还有许多过渡性层次。随着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文化上的封闭单元将逐步被打破,但这种立体的文化共存现象在西部地区仍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立体的西部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审美景观。西部文学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良好态势,陕西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四川的阿来,云南的于坚、海男,广西的东西等,都是享誉文坛的当代作家。西部文学在文体与题材上,都是立体的,与立体的西部相吻合。以散文为例。贾平凹的《静虚村记》记录了乡土生活的岁月静好,城市文化的肌理则在于坚的《昆明记》得到呈现,海男的部分散文更多关注小城镇的诗意生活。阿来的散文,既写眼前的城市生活(《成都物候记》),也勘探远方的星空(《让岩石告诉我们》)。此外,作家们的书写既关切汉民族文化,也凝视少数民族文化,如马丽华的“走过西藏”系列散文就为读者展示了西藏的民情风俗、历史文化与现实人生。
立体的西部同样为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多彩的生活土壤。在众多儿童文学门类中,儿童散文相对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无论是作家创作还是市场接受度,当下儿童散文的薄弱是比较明显的①。相比全国其他地区,西部儿童散文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近年来西部儿童散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作家创作达到了一定的高度②。西部儿童散文的稳健发展,离不开这样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西部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生态环境,为作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其次是稳定的创作队伍,西部儿童散文大致由两类作家的创作组成:一是长年生活在西部(也包括那部分幼年就来到西部),作品内容始终书写着西部大地的作家,如一直在云南的吴然、广西的王勇英等;二是在西部出生、成长,后因求学、工作等原因去往外地,但作品内容与西部大地保持着关联的作家,比如生于四川现在北京的杨红樱,生于重庆现在广州的韦伶,生于陕西现在北京的安武林、孙卫卫等。在西部儿童散文的创作队伍中,既有像云南的吴然和陈约红、四川的马及时这样依旧笔耕不辍的老一辈作家,也有如四川的杨红樱、重庆的韦伶、广西的王勇英、内蒙古的格日勒其木格·黑鹤、陕西的安武林与孙卫卫等保持着强劲创作势头的中青年作家,作家们各自发力,共同促成了西部儿童散文喜人的发展局面。
西部儿童散文的创作题材和立意有多种向度,但有两类是基本的。其一是以唯美童心温情歌咏大自然。西部立体的自然生态激荡着作家内心的火花,他们以抒情的笔致、自在的畅想,审美地再现自己在大自然中度过的童年时光,赞美大自然的鸟语花香、诗情画意。吴然的儿童散文,典型地体现出这一点,他是西部及全国为数不多专事儿童散文写作的作家,牧歌般地吟咏大自然,是吴然写作的重要主题。“绿人姐姐”韦伶在2020年出版了儿童散文集《童年的探寻》,整部作品洋溢着大自然的多姿与奇妙。大自然的美轮美奂、诗意馥郁,同样在吉布鹰升的《麦浪摇》中缓缓呈现。同人类一样,动物、植物也是大自然的重要成员,西部儿童散文不乏书写动物、植物的篇章,如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王者的血脉:蒙古牧羊犬》《生命的季节:黑鹤二十四节气自然随笔》《罗杰阿雅》等儿童散文集,就让我们看到了作家对动物生命的关切。丹增的《藏狗》《牦牛颂》等文,有一份真诚礼赞大自然一切生灵的生态气息。陈约红的《好想长成一棵树》,以细腻纯真的文字,向儿童读者展示了云南大地上不同种群不同属地的各色树木。
其二是对乡土大地的灵动展示。西部儿童散文的写作面向乡土世界敞开,作家们反顾自身无拘无束的童年时光,真诚书写乡土大地与童年生命的亲密联结,亲近大地,童年生命呈现出阳光、健康、激情有活力的状态。“一人把握了几乎所有儿童文学的体裁”(曹文轩语)的作家安武林,他的儿童散文扎根大地和故乡,融抒情、童趣和哲理性于一体。在过去十年间,孙卫卫出版了《小小孩的春天》《爸爸小时候》和“孙卫卫·少年心”系列等儿童散文集,他的创作同样弥漫着鲜明的乡土气质。王勇英是把儿童散文写在广西大地上的作家,在她的儿童散文集《钩月光》中,有袅袅炊烟、恬静村庄和孩子们的清澈笑声。赵华的儿童散文写作,恰似他儿时生活的宁夏简泉农场,藏大美于简单之中,读之,回味甘甜。翻开高凯的《高小宝的熊时代》,陇东黄土高原的自然与淳朴便扑面而来。
二、当前西部儿童散文生态书写的关键词
从当前的创作实绩出发,可以说,西部儿童散文的审美个性已初步形成。它以烛照童年生命的精神世界为核心,立足作家自身的西部童年记忆,展开对西部地区自然与人文景观的书写,实现成人与儿童在审美领域的生命交流。西部儿童散文的审美经验,有与其他地区共通的部分,如尊重和理解童年精神等,但也有“这一个”西部的独特气质,比如突出的生态精神。生态书写在当前的西部儿童散文中占据着重要分量,也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创作趋势,具体而言,西部儿童散文的生态书写形成了这样几个关键词。
(一)亲近大地
西部儿童散文的创作总体处于“乡土童年”的维度,从创作发生学上看,这与作家们个人的成长经历有着紧密关系。大部分西部儿童文学作家出生农村,他们的童年基本上都是在乡村度过的,彼时,陪伴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也都在乡村,可以说他们与这个世界最初的亲密联结是经由乡村而建立的。虽然后来因求学、工作等原因,很多作家辗转到城市生活或定居,但内心始终保有对乡土大地的深刻记忆。光阴荏苒,回味往昔,更觉大地趣味无穷。当然,囿于各种原因,让作家们再彻底“返乡”生活是不可能了,于是借由文学创作实现精神“怀乡”,便成了慰藉情感的一种方式。由是,每当提笔忆及童年,还有与之关联的大地、故乡和亲朋,作家们不免对内容做一番温馨化、美化的处理。考虑到读者对象(儿童)的特殊性,作家们在儿童散文的写作上常化繁为简,以柔美的笔调,简洁童趣的文字,抒情地展现乡村清雅动人的一面。四季流变,大地始终灵动而美好,春天“一道道青色的炊烟飘起来,氤氲在红彤彤的朝霞中,村庄显得那么朴素清秀”③,“夏日,乡村美丽的河湾哟——阵阵鸟歌、蝉唱里,到处都是笑声、骂声、叫声,到处都是洁白绚丽的水花,到处都是快乐的光屁股的童年呵!”④当“十月秋风吹起,田野上的禾叶色彩丰富。泥墙瓦屋的村庄坐落在山脚下的禾田间,彩色的禾浪眼看就要把村庄淹没”⑤,“冬天来的日子,人们都闲下来。田里的稻禾收了,谷子晒好装入谷缸,田地也放空下来休息,人们让田地自由生长出它们喜欢的野花杂草”⑥。
当自我的童年记忆被唤醒,作家们尽情地书写着生命与大地的亲密关系。安武林的《黑豆里的母亲》写出了一个孩子对母亲的无尽思念,更写出了大地对生命的孕育:无论是母亲还是黑豆,两者的生命都是深深地扎根大地,死又归于大地。借由儿时与阿妈一起走月亮的温馨记忆,吴然的《走月亮》在童趣盎然中勾画了人和月、人和土地相融共生的诗情画意。韦伶从一个少女的视角,在《母亲的桑树林》中洞察到了大地的造化功能与生命循环间的奥秘。作家们笔下的母亲形象,很难不让人想到朴实的大地,自然—土地/母亲—生命,在作家们笔下更像是一个符号系统:亲近土地,生命得以更直接地与大自然交流、相融,从中获得智慧与力量。
西部儿童散文中有非常多描写乡土大地的篇章,透过那些自在舒展的文字,作家们守望乡土的心性和立场清晰可见。相比现代工业化进程对土地的大肆开垦、破坏,以及由此造成的生存恶果,这类立足自身童年体验,主动亲近大地、守望乡土的写作,具有一定的生态价值。只是除了少数作品外,西部儿童散文对大地的描写,多停留在对自然景物及民俗人情描写的表层,比较缺乏抵达和建构“生命的大地”的艺术穿透力。
(二)“万物有灵,且平等”
“万物有灵,且平等”,是指不仅灵长类的动物具有能够脱离肉体而存在的灵魂,自然界一切具有生命体征的有机物,都有自己的灵魂或灵性。不同的生命体,在功能性与结构性上或许存在区别,但就生命的主体性而言,则都是一个生命的主体,都拥有平等的生存权利⑦。崇尚“万物有灵,且平等”,意味着人放下了视自身为万物灵长的傲慢,认识到其他生命存在,比如动物、植物同我们一样,都是大自然的成员。人与万物,命运休戚与共。我国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和动植物资源,这为作家们观察和体验万物的灵性提供了更充分和便利的条件。再加上宗教的影响,比如藏传佛教就强调万物有灵及灵魂不死的观念,所以有佛教信仰或有藏区生活经历的作家,他们的写作就十分清晰地传达出“万物有灵,且平等”的观念。定居云南的丹增,出生在西藏那曲比如县,藏传佛教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的观念对他为人与作文都影响深刻。丹增的散文,不乏热情赞颂天地间各种生灵的篇章,如他真诚感恩养育藏民族的牦牛,认为“牦牛那穿越时空的明亮而坚毅的眼睛,堪称这个星球上最富活力的生命之井,永远不会被风雪覆盖、不会被坚冰封冻”⑧(《牦牛颂》)。丹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作家,但他笔下那些曳动着童心、童真的散文,如《藏狗》《童年的梦》《小活佛》《我的高僧表哥》等,是比较适合儿童阅读的。西藏也是作家蒲灵娟的“吾心安处”,她与西藏的缘分,源自七岁时跟随父亲到藏北生活的亲身经历。初到藏北,这片圣洁的土地就让她幼小的心灵“不由自主地被湖泊边磕长头的老奶奶感动得流眼泪”,深刻意识到“这里是离天堂最近的高原,是鹰的故乡,是信念的栖息地”⑨。后来,因父亲的猎枪伤害了一对鸥鸟的生命,年幼的蒲灵娟自责、懊悔不已,这是作家内心被佛教戒杀生、讲慈悲的要义感染后的表现。
“万物有灵,且平等”,是西部作家普遍持守的生态观念。他们用稚趣盎然的文字,描写着各种动物、植物的灵性,呈现着万物在大自然中的生机勃勃。吴然是西部少数始终深耕儿童散文创作的作家,他的散文曳动着大自然的灵性,这里有“溪流的歌声和小鸟的欢鸣,当然,还散发着树林和野花的香味”(《爸爸的相册》)。陈约红看到了每一棵生活在云南不同地方的树,同人一样都经历着从诞生、长大、成熟、衰老、消亡的生命历程。赵华笔下的简泉,俨然一幅万物平等栖居的生态画卷。在西部儿童散文创作中,类似溪流会歌唱、小鸟在欢鸣等的描写,是作家在写作上采用的一种拟人化的修辞手法,更是他们“万物有灵,且平等”观念的直接呈示,因为他们深知“凡是生命都知道痛!哪怕是小花小草,小鸟小虫!”⑩“这大世界与小世界,同样都是造物主伟大的创作,都装载着许多的内涵、许多的谜底、许多我们认识不尽的美丽呢。”11因为热爱所有生命,作家们更能感知自然的博大和神圣,并由衷地对其产生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