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代同行，为生民立传

《神圣婚姻》是一部带有鲜明的徐坤风格的作品。

读完之后，你会觉得，徐坤又回来了，那个写《厨房》《狗日的足球》的徐坤，那个洒脱智慧的徐坤，给我们讲述新时代的北京故事，讲得神采飞扬，讲得酣畅淋漓。

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是以海归孙子洋、其母于凤仙，以及北京炮三儿为主要人物的市民阶层；一是以宇宙文化与数字经济研究所所长孔令健、博士萨志山等为主要人物的知识分子阶层。故事发生在北京，徐坤的笔触却超越了北京，从东北铁岭到四川安岭，从北京到澳大利亚，幅员辽阔，人物众多，她勇敢地直面生活，以惯常的幽默、锐利的笔触和宏阔的视野书写家庭、社会高速发展中所经受的阵痛和考验，同时又满怀悲悯和宽容，写出笔下各色人物的坚韧蜕变和泣血成长。无论是叙述结构，还是人物故事，都体现了当下社会的内在节奏，小说探讨的主题切近生活肌理，不仅写出知识分子的坚守，也写出对市民阶层与城市精英、知识分子与海归青年遭遇的审视。

为写《神圣婚姻》，徐坤重新进入艺术准备，网购《编剧十二法则》《元宇宙：经济学的解释及真相》等学习思考，小说融入了她丰富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富有魅力的叙述语言、张弛有度又简洁凝练的叙事风格。这也是她认真思考、呕心沥血打造的一部符合新时代特征的长篇，篇中每个人物小传，她都写下了几万字的笔记。

她希望充当寻常百姓的代言人，为生民立传，同时也希望能真实记录自己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记录世事迁徙和风起云涌的变革，以及其中的人心嬗变。

一直在当代文学现场

舒晋瑜：您多年没出版长篇小说了，这期间为什么会放慢写作的脚步？您的作品几乎都获得大奖，能否谈谈您的几部长篇创作？

徐坤：我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写小说走上文坛的，最初是以中短篇小说为主，比方说知识分子题材的《白话》《呓语》《梵歌》《斯人》《先锋》《热狗》《鸟粪》，女性题材的《厨房》《女娲》《狗日的足球》《遭遇爱情》《传灯》《轮回》等。我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厨房》）、《人民文学》优秀小说奖（《先锋》）、《小说选刊》优秀小说奖（《鸟粪》）、《小说月报》百花奖（《遭遇爱情》）等，也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时代氛围使然，这也是当时60后一代“新生代作家”崛起的必由之路，都是先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然后引起关注并逐步走向成熟。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先后有《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爱你两周半》《野草根》《八月狂想曲》几部长篇问世。《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是2001年加入春风文艺出版社“布老虎文丛”的那套书里的，当时的社长韩忠良一直在盯着，并追到家里来催稿。小说书写了60后一代人的青春、爱情、疼痛和成长，出版后读者反映良好，短时间里发行了20多万册。

《爱你两周半》是2003年北京非典结束后立即动笔写的，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写作的源起，是当时作家出版社社长张胜友在餐聚时不经意的一句话：假设一下，一对男女封楼时突然被堵在屋里了，接下来的十几天里会发生什么？谁能写出来，谁就牛了！我听后顿生灵感，于是循着这个思路，按非典隔离14天“两周半”的日子，完成了一部写疫情写人性的小说。《爱你两周半》也是当时唯一一部记录非典时期民生的小说，因为当时疫情集中在广州和北京两处，别的地区的人无法感同身受，还真就只有北京和广州作家能写。就这样被我写出来了。

在2003年那会儿，我就已经把文学史上书写疫情的名著：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加缪《鼠疫》、让·吉奥诺《屋顶上的轻骑兵》等看了多遍，所以到了如今的新冠疫情时，看到有的作家又开始重新读经典、重新写疫情，我不禁深有感触，深深感叹：灾难必须忘却，文学绝对永恒！

今天在回忆起我的这两部书时，我不由得深切怀念起已故的韩忠良学长和著名出版家张胜友先生。斯人已逝，英名长存！

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野草根》出版于2007年，起因是那年清明节我回沈阳老家给爷爷奶奶扫墓，看到沈阳棋盘山的山路两旁，一排排的参天古树正在闹树瘟，在春天到来时却成排的焦黄和枯死，而远处山腰上的杜鹃花正开得粉红嫩白分外绚烂。这生和死的一幕，看着非常震撼！我于是在《野草根》里写了生与死，写了我的知青姑姑和她们的后人的命运。不管艰难困厄，民间的生命总像野草根一样蓬蓬勃勃。

后来评论家们评价：《野草根》堪称女版的《活着》。小说讲述的是那个动荡年代，三代女人在各种艰苦环境下的坚持与隐忍，不断与命运抗争的故事。知青于小顶、于小庄与后代夏小禾三个女人的卓绝成长与红颜薄命，围绕她们身边的男人们的暴戾、颓败与倾情，构成广袤东北大地上四十年的最为壮观的风俗风情画和最为激越的命运交响曲。我将作品的地域背景放到熟悉的东北沈阳，时间跨度则从老三届知青下乡那年到当下，笔触深入底层女性的成长、情感、事业中，而真正的指涉却是对女性命运的观照。不管命运如何多舛，三代女性始终在生活的夹缝中挣扎奋斗、狂欢跳跃，她们宛如那随风摇曳的野草，根系深深扎在泥土里，生生不息，盎然丰沛。

小说2007年4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年获香港《亚洲周刊》评选“2007中文十大小说”。“用爱情、乐观、贫穷等角度折射苦难与教训”，这是《亚洲周刊》对2007年中文小说的评语。

第四部小说是五十二万字的《八月狂想曲》，2008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是我调到北京作协当专业作家后的职务作品，2004年领到写作任务后，就一直跟踪采访北京奥组委、“鸟巢”“水立方”建筑师、运动员、建筑工地的农民工等，用四年时间打造出这部作品，也是全国唯一一部书写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长篇小说，获得第十一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优秀图书奖，北京市文艺奖，第四届老舍文学奖等荣誉。

第五部就是这本《神圣婚姻》，2022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舒晋瑜：我注意到书的腰封上打着“暌违十年，徐坤归来”，许多熟悉您的读者都在问，这十年看不到您出新长篇，人跑哪去了？

徐坤：其实我一直都在场，在当代文学现场，一刻也不曾远离。十年前我从北京作协调到中国作协，从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的身份，变成《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小说选刊》主编，从台前走到了幕后，从作家变成了编辑，主要是为作家服务，培养文学新人。21世纪办刊物不比20世纪80年代，那会儿可以安逸地坐家里编稿子，读者来信和订单一麻袋一麻袋地运来，等于坐等天上掉钱；21世纪办刊，事务性的工作繁杂，期刊的生存压力大，文学杂志纷纷“断奶”“转企”，编辑们出外搞活动、拉赞助、找经费、搞经营，占去了80%的时间，剩下20%的精力才用来编稿。在没有疫情的那些年，我有两个行李箱，一个放家一个放单位，里面备足出差洗漱用品，活儿一来，拉起拉杆箱就奔机场车站，领团队四处奔走采风，风尘仆仆事必躬亲，管吃喝拉撒睡，像个高级导游，根本没有写作时间。时间成了创作者最大的敌人。

尤其是我在《小说选刊》当主编的这几年，责任大，岗位重，身为文学博士和作家，要做到对好作品的判断眼光精准，视野开阔。我带领我们《小说选刊》团队，励精图治，团结奋进，做“选家”，治“选学”，精思明辨，汇品类之盛，领风气之先，几年间就把选刊的影响力恢复到了80年代作家李国文当主编时的水平。《小说选刊》遴选的作品，连续列入各种排行榜、各种评奖、各种年度选本中。2022年两项国家大奖评选：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小说选刊》所选的《千里江山图》《铜行里》两部小说获得“五个一工程”奖优秀图书奖；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10部获奖中短篇小说，有7部是从选刊选载的作品中产生的。这些都充分彰显了《小说选刊》作为文坛风向标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舒晋瑜：是什么契机使您开始这部新长篇的写作？

徐坤：这本《神圣婚姻》的故事五六年前早就在我脑子里有雏形了，直接导火索或说灵感，就是我家族亲人中遭遇的在京假结婚买房事件，亲人受到很大伤害。我也感到十分愤懑，如果不是亲身所遇，就会感觉这些事情都像假的，朗朗乾坤，太平盛世，不可能有这些鸡鸣狗盗之事发生。但事实是故事已经发生了。我一直想写出来，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写，也正好借机等待故事发酵，看看生活中真实的事件最后到底是个什么结局。突然之间，新冠疫情来了，好多出门的活动都搞不了，只能居家办公。尤其是2022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居家，我坐在电脑前的时间突然就充盈了。于是才有了大块时间完成了这部《神圣婚姻》。

从“神圣家族”到“神圣婚姻”

舒晋瑜：为什么叫《神圣婚姻》？其实小说中几对情人和夫妻的关系在社会价值变化的过程当中都发生了变化，有为儿子在京买房假离婚真结婚的，有被多年男友抛弃的……《神圣婚姻》里的婚姻其实并不神圣，没有一个人的婚姻是从一而终或完整的。情感变得特别脆弱，太多不可控的因素改变了婚姻——您如何理解“神圣”？用“神圣婚姻”为题，是心存敬畏还是某种反讽？

徐坤：《神圣婚姻》书名的缘起，有个从“神圣家族”到“神圣婚姻”的过程。多年前，恰好读到作家朋友梁鸿写了《神圣家族》，是写故乡梁庄的，我就觉得这个题目太好了，当时就脱口而出：我也要写一个《神圣婚姻》！当时，说这话的时候，也是在一个朋友聚餐的场合，在座的一位批评家朋友听了，连连称赞，大呼好好！说这个太牛了！说你要赶紧写出来！我一听，更是受了鼓励，忍不住摩拳擦掌，暗戳戳地筹划着什么时候一鼓作气写出来。

当然，我们都知道梁鸿的作品是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神圣家族》的名字，马克思和恩格斯用的这四个字是具有讽刺的意思，在书中他们阐述了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思想，批判了鲍威尔及其“神圣家族”伙伴把“精神”和“群众”绝对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

有了“神圣婚姻”这个想法后，我的故事便找到了切入点，以婚姻为线索编织经纬，形成一道一道的故事，各色人等、各种婚姻形态次第登场，既谑浪笑傲，也正大光明，在聚光灯下开始了表演。而新时代的北京，就是提供给他们表演的最大舞台。这里的人群来来往往，怀着梦想，怀着意趣，也聚散离合，也飞短流长，更是前赴后继，更是英勇无畏，在漫长的生命旅途中，在日常烟火和婚姻生活中，开始了探讨和追求神圣的过程。

舒晋瑜：很认同评论家李敬泽对于《神圣婚姻》的评价，他认为“小说和这个时代，它和此时此刻人们的生活，它和这个人间有一个开放性的、对话的关系”。同时他以《西游记》中西天取经的降妖除怪作比《神圣婚姻》的叙述，提出“神圣”是一种态度和方法。他的解读特别到位，您其实是在表达一路通关打怪，通往奔赴神圣婚姻的路上。

徐坤：对，《神圣婚姻》这本书的宗旨是，心中有敬畏，人生有修行。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婚姻的相处相守、相敬相爱当中，实际上就是不断修行，走向神圣的过程。面对我们时代各种各样的选择和疑难，要在俗世中，在人间，在婚姻中，在多元的价值冲突中去求神圣，从而获得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和美好。

与时代同行，为生民立传

舒晋瑜：这部小说是新时代的在场叙事，与时代的连接十分紧密，故事从2016年元宵节开始，结束于2021年秋天，内容涉及很多时代的热点和痛点问题，比如买房、假结婚、支教、扶贫等，各种新时代的元素巧妙地融入故事，同时读起来又非常畅快，能否谈谈和时代“贴身肉搏”是怎样的创作状态？

徐坤：巴尔扎克说，作家要充当时代的“历史的书记官”，我们的术语说，作家要与时代同行，为生民立传。我特别希望自己能真实记录下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赶上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风起云涌，风云际会，这个时代的世事迁徙与人心嬗变都特别有意思，跟以往都不一样。

现实题材写好不容易，不是有句话嘛，叫作“画鬼容易画人难”。一个作家，与时代“贴身肉搏”，需要胆识、气度、技巧，需要有对生活机敏的捕捉能力、高度的分析萃取能力，必须抓素材时像记者，追线索时像警察。当然，高高在上、主导一切的仍旧是我们的价值观。最终必须是由一个强大的价值观主导作品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