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一光和他的“深圳写作”

作者: 贺江

站在莲花山顶,无论游客还是本地人,一般都会做两件事。一是瞻仰邓小平铜像。铜像下面常有市民放置的鲜花,以纪念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这座城市的巨大贡献。二是看看深圳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的起点是莲花山,中轴线上依次分布着深圳音乐厅、深圳书城、深圳图书馆、深圳市政府(市民中心),等等。天气好的时候,目光可以越过会展中心的上空,看到深圳河对岸落马洲的侧影,那里有连绵的群山,还有鸟的天堂——米铺自然保护区。当看得有些疲惫时,你会收回目光,然后,被一个巨大的“双曲面”屋顶吸引,这个巨大的屋顶如大鹏展翅,扶摇直上。长达480米的屋顶下,是三组建筑组成的巨大综合体,这里既是深圳的行政中心,也是市民中心。邓一光的小说《离市民中心二百米》正是写了这里,本文也将从这里开始谈起。

据《深圳市民中心及市民广场设计》一书记载,“双曲面”大屋顶既象征着展翅腾飞的深圳,又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大屋顶能提供更长的接触面,以更好地服务群众。“双曲面”大屋顶是深圳现代化成就的图腾,巨大的建筑坐落在深圳中轴线上,如同高速运转的引擎,牵引着整座城市加速奔跑。邓一光具有诗人的敏锐性,他看到大屋顶这一巨大的空间体所蕴含的现代性冲突,通过《离市民中心二百米》来探测深圳人的心理空间及身份危机。

安洁和朱建设是一对恋人,他们将家搬到离市民中心两百米远的某小区,他们还去市民广场寻找深圳的“南北中轴线”。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深圳人。在安洁和朱建设看来,要成为“真正”的深圳人,首要条件是要住在关内,要离市中心近一些。安洁告诉朱建设,“关内才是高贵的深圳”①。这里的“关内”是指深圳经济特区,包括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和盐田区。“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春天的故事》歌词里的这个“圈”特指“关内”,而“关外”指深圳经济特区以外的市辖区,包括宝安区、龙岗区、坪山区、光明区、大鹏新区。从“关外”进入“关内”需经过“二线关”检查站。

“二线关”是中国海关系统中绝无仅有的一条管理线,也是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历史见证。1982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在划定的深圳经济特区界限上设立一道特区管理线,这条管理线东起大鹏湾畔背仔角,西至珠江口姑婆角码头,全长84.6公里,沿线路面用花岗岩石板铺成,路北侧用高达3米的铁丝网隔离。“二线关”于1985年建成并通过国家验收后正式启用,全线设置背仔角、盐田、沙湾等6个联检站、29个耕作口、163个岗楼和165个涵洞。1994年至2003年间,相继又增添了同乐、梅林、溪冲、蛇口4个分站。之所以将这条特区管理线叫“二线”是区别于“一线”——深圳和香港之间的边境线。2018年1月,国务院同意广东省提交的《关于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的请示》,存在36年的“二线关”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深圳许多作家写过以“二线关”为主题的作品,较为知名的有盛可以的《北妹》、吴君的《亲爱的深圳》、戴斌的《深南大道》,作品中的女主角或因没有证件被抓去樟木头,或因办理边防证被骗。邓一光也有多篇小说以“二线关”为主题,表现关内关外两个不同生存空间之下的“身份之思”,比如《台风停在关外》《出梅林关》,小说标题里的“梅林关”是“二线关”的一个重要联检站。

《离市民中心二百米》写于2011年1月10日。就在几个月前,国务院批准深圳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深圳全市,深圳经济特区的面积从之前“关内”的395.8平方公里,扩大至1952.8平方公里。“二线关”分割深圳特区内外的职能成为历史,而且早自2008年1月1日始,从“关外”进入“关内”已不再查验边防证,但“二线关”的16个关口依然保留,到2018年才被拆除。安洁毕业后来深圳打拼,为了资助朱建设去国外读博,她节省开支,住在关外。“在深圳,住在关内的属骆驼,属羊和毛驴的只能住在关外。他回国之前他们在关外有个小窝,更多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时候,那是她清冷的羊圈。”②安洁想要融入深圳这座城市,想要通过住在离市中心两百米的地方来宣告“深圳人”身份。当她和朱建设找到城市的中轴线时,他们觉得梦想成真了,还去市民中心公众礼仪大厅预约婚庆服务,但他们的计划突然遇到了“意外”。

给安洁和朱建设带来“意外”的是一名广场保洁员,负责清理市民中心广场的卫生,他在小说中没有名字。他来深圳工作七年,最近三年一直在中心广场工作。安洁和朱建设寻找城市中轴线时,不小心弄脏了花坛和地面,认识了这位保洁员。为表示歉意,安洁多次去广场帮他干活,甚至邀请他来参加婚礼。一次闲聊中,安洁得知保洁员并未去过旁边的行政服务大厅,她很是诧异,她认为在市民中心工作的保洁员,至少得走进过这座拥有“世界最大的屋顶”③的大厅。而且,深圳市民中心还是国内第一个主动开放中轴线空间的市政府办公楼,当安洁咨询婚礼举办地是否和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在同一地方时,衣着整洁的公务员给出肯定的答案。“您可以像政府新闻发言人一样当新娘,您的亲友可以在一千七百平米的大厅中随意打滚,如果您是深圳市民,您的亲友也愿意的话,这是你们的权力。”④安洁的深圳人身份在此刻得到确认,但保洁员给了她“致命的一击”,她突然发现她的“信仰”在坍塌——并不是说离市中心的距离越近,就越能确保自己的深圳人身份,物理空间的远近和身份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保洁员还告诉安洁:“我只知道,我不是深圳人,从来不是,一直不是。”⑤这刺破了安洁的天真幻想。邓一光的深刻之处,不仅仅是揭示了深圳人的身份和所在的物理空间没有必然关系,而且还将衡量深圳人的标准从物理世界转移到心理世界。换句话说,邓一光试图丈量深圳人的幸福空间。

《离市民中心二百米》有两处非常耐人寻味的情节设置,第一处是“临时性”或“变动性”,有点像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定义,“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⑥。小说的情节设置充满着“过渡”和“偶然”,这是邓一光现代性写作的生动体现。比如安洁和朱建设在离市民中心两百米的地方租房子,房子里只有一张床垫,还没有来得及布置,这表现了拥抱新生活的迫切愿望,但也意味着“临时性”和“拼凑感”;安洁向朱建设表达在市民中心办婚礼的想法,并没有提前征求他的意见;安洁突然辞掉工作,也没有和他商量。这种“短暂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情节设置,造就了第二处耐人寻味的情节设置——“吵架”。夫妻俩几乎从头吵到尾。他们是感情很好的小两口,经过漫长的爱情长跑,终于住到了市中心,却总是在吵架,以至于他们都忘记了是谁先开始争吵,也忘记了为什么要争吵。“争吵”作为生活的常态是邓一光刺探幸福生活的一种方式,邓一光在告诉我们,尽管安洁和朱建设已在深圳落脚,有不错的收入和看得见的光明前途,但显然,他俩还没有学会如何做一个幸福的深圳人。住在关内,住在离市中心两百米的地方都不能保证“个体的幸福”,那么评价幸福的标准只能来自精神世界。至于什么样的精神世界才符合幸福的标准,小说家并未明说。

小说中多次出现市民中心“大屋顶”的场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著名屋顶和本雅明的“拱廊街”形成呼应。如果说“拱廊街”是本雅明找到的通向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充满错觉的、想象的世界的入口,那么“大屋顶”则是邓一光发现的通向当代中国的探测人心、丈量精神世界的路标。

身份认同出现问题,身份的危机也就无法避免。在《离市民中心二百米》中,安洁住在离市民中心两百米的地方,在自家窗台上看到“世界上最大的屋顶”,“你能想到的现代性那里面都有”⑦。但安洁无法携带“幸福”走进去,只能停留在离市民中心两百米远的地方。安洁所遭遇的身份危机在邓一光的小说中并不少见。可以说,身份的危机是邓一光小说的重要主题。《我们叫作家乡的地方》也描写了这种身份的错位。小说中的“我”带着姆妈去大鹏找哥哥,希望哥哥能够回老家一趟,安排好姆妈的“后事”。姆妈失去丈夫,又无法应对城市的生活,决定回老家“等死”。但“我”即将出国工作,也许无法赶回来为姆妈“送终”,于是,“我”希望哥哥能在“必要的时刻”回去一趟。但哥哥并不愿意回去,他此时正忙着积攒“入户深圳”的积分,他想要做一名“深圳人”。

“我”和哥哥都在为“成为深圳人”而努力。哥哥没有高学历,也没有高级专业技术的资格,为了攒满入户积分,多次报名做志愿者、持续地去献血、与人合办公司、参保、纳税,还想投资养蚝场。哥哥始终处于高压状态,他斩断了和老家的联系,发誓永不回家,就连父亲去世都没回去奔丧。现代化的深圳和贫穷落后的老家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造成哥哥身份危机的根源。和哥哥不同的是,“我”是高才生,在深圳的一家高新企业工作,始终得不到升职和加薪,这次被公司委派出国工作,他无论如何也要抓住机遇。

《我们叫作家乡的地方》在邓一光深圳写作序列中并非最佳,但却是最打动我的。我来自鄂西北的边远山区,出门赶集要走几十里山路,但我比小说中的“兄弟俩”幸运一些,至少,我已在深圳安居。但当我读到小说时,还是被深深刺痛了,尤其姆妈的遭遇,让我看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一个无所适从的人,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姆妈始终是个“缺席者”,她沉默寡言,弱不禁风。在小说中,她基本没有发声,甚至只能远远地看着大儿子,不敢靠近。她住在城中村,藏在城市暗影里,她被现代化的深圳弄得不知所措,一出门就迷路,她不敢过马路,不敢用煤气灶,她小心翼翼,生怕犯了什么错。她战战兢兢,始终无法适应这座城市,她衰老、落寞,最终回到老家。姆妈代表着被现代城市“抛离”的一类人,兄弟俩代表着试图融入现代城市的一类人。不管兄弟俩是否能拿到深圳户口,他们都已被连根拔起,“我们叫作家乡的地方”,已永远地消失了。

深圳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生活在这里的移民都或多或少携带着家乡的风沙。《我们叫作家乡的地方》以故乡为背景,但着重写的还是城市,邓一光写出了悬浮在城市里的底层人形象:空心、无根,充满变数和无奈。他们就像拉尔夫·艾里森笔下的《看不见的人》,在城市中隐形,不被看见,但依然顽强生活。他们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在逼仄的城市空间里艰难求生,被抽空“情感”,变成空心人。许立志的诗歌《流水线上的兵马俑》写出了这种生活的常态:沿线站着/夏丘/张子凤/肖朋/李孝定/唐秀猛/雷兰娇/许立志/朱正武/潘霞/苒雪梅/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穿戴好/静电衣/静电帽/静电鞋/静电手套/静电环/整装待发/静候军令/只一响铃工夫/悉数回到秦朝⑧。兵马俑是许立志对深圳打工者形象的绝妙比喻,人变成机器,变成螺丝钉,变成没有情感的“单向度的人”。

邓一光反思现代性带给我们的身份危机,亦开始思考突围的可能性,《深圳在北纬22°27′—22°52′》就是他反思的结晶之作。“他”和“她”分别是监理工程师和瑜伽教练。他发现自己晚上经常在梦中变成一匹马,在大草原上奔跑,醒来时身上有奔跑时留下的划痕。而她呢,经常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两人的“变形”让读者第一时间想到卡夫卡。“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⑨如此轻描淡写,又如此石破天惊,短短一句话,格里高尔的“变形”已完成。我不清楚《深圳在北纬22°27′—22°52′》是否有致敬卡夫卡之意,但可以将小说看成《变形记》的“史前史”——变形前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监理工程师正在负责梅林方向出关道路拓宽改造工程,工程时间短、任务重,他每天都耗在工地上。“没有人偷懒。在深圳你根本别想见到懒人。深圳连劳模都不评了,评起来至少八百万人披红挂绿站到台上。但没有人管这个,也没有人管你死活。深圳过去提倡速度,现在提倡质量,可在快速道上跑了三十年,改不改惯性都在那儿,刹不住。”⑩现代都市人被快节奏的生活压得无法动弹,工程师在梦中“变成马”,就具有了象征意味:摆脱掉一切束缚,自由的奔跑。“谁不想自由自在地生活?谁不希望拥有辽阔的生存环境?谁不想在一览无余之地四蹄无羁地撒野?”11但这仅仅是一个梦,梦里的一切都不现实。邓一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让监理工程师发现他不仅仅在做梦,他现实生活中也正在逐渐“变成马”。最初,他从梦中醒来,会感觉疲惫,需要补充大量水分,后来他发现身上有划痕,再后来,他发现自己哼歌时,歌声变成了“轻轻的马嘶”。他赶紧去照镜子,发现自己是“一匹前肢收束起站立着的马”12,这一发现超乎寻常,“变形”已经完成,为城市“复魅”的使命也已完成。

监理工程师为何能成功“变形”,邓一光在小说里设置了关键情节:他在瑜伽师的劝诫下节食、吃素。这既是生活态度的改变,也是反抗异化的一种手段。让·鲍德里亚曾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13监理工程师简化生活,将自己从消费主义的泥淖里解救出来,这就为变形提供了必要条件。这样看来,监理工程师的身份危机背后,既是对异化的、充满变动的世界的反抗,也是对城市快节奏高压生活的突围。邓一光在多篇小说中都写到都市对人的围困,写到快节奏对人的异化。比如,在《要橘子还是梅林》中,邓一光将城市比作“牢笼”:“人类建造那么多的城市实在是愚蠢,它唯一的好处就是找一个够大的地方囚禁自己,让男人和女人患上抑郁症和绝孕症。”14在《宝贝,我们去北大》中,王川没日没夜地忙碌着,连带妻子去医院的时间都没有。妻子觉得就要被这个城市淘汰了,王川安慰妻子,说深圳念旧。但妻子反驳道:“它在高速发展。它停不下来。它谁也不念。”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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